马知遥

怨妇形象：大众消费时代的必然诉求



回顾百年中国文学，我们无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怨妇”作为一种母题形象，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外，它还与这类形象出现的社会大背景以及小说人物的读者需求紧密相关，所以无论文学怎么发展变化：怨妇母题将一直存在下去，并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产生新的特点。


     一、男女之战：从社会学角度谈怨妇类型

1．不同类型的怨妇社会心理分析

与“怨妇母题”行影相随的主题便是“苦难”，而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我们会发现与“怨妇”行影相随的主题则是“人性之恶”。那么我们会发现，所有围绕怨妇展开的小说大多具有一个“人性之恶”的主题，无论是写怨妇之恶还是写制造怨妇的人和事情都少不了对“恶”的揭示。“如果要对恶的存在以及它的无所不在有所质疑，那也根本不现实。人们只好闭紧双眼，塞住耳朵，而且还要坚信，人类自己绝对是问心无愧的。”（1）这话说的不错，恶真实地存在着，它就存在于人类的形象之中，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具体到恶的表现，我以为需要对不同类型的人做分别的看待，从而更能够具体地看到什么是我们认为的“恶”，从而更加强我们对文学作品中怨妇母题的社会学意义的认识。
有论者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的类型进行过详尽的梳理，概括一下有几种特别突出的人物类型值得关注。“谦卑型的人常常在别人的阴影下长大——或许是一个受到偏爱的兄弟姐妹，一个漂亮的母亲，或一个专横的父亲——他们通过自我服从般的忠心来追求爱和保护。他们也许会在某一刻有一种反抗精神，但是对爱的需求占了上风，他们变得顺从，学会喜欢每一个人，依靠一个他们最为担心，也没有任何帮助的羡慕。他们在童年时代采用的战略到了成年就演化成了一系列的性格特点、行为和信仰。他们想通过获得爱和赞同，通过依靠别人来控制，克服他们的焦虑。他们需要感受一部分比自己还要大还要有力的力量，这种需求常常体现为宗教式的忠诚，与一个团体或事业等同，或在爱的关系中出现病态性依赖。爱似乎成了通向天堂的入场券，在这里，一切痛苦全都终止，再也不用同一个残忍的世界进行拼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准备，毫无希望。”（2）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在怨妇母题的小说中应该能经常发现。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鲁迅先生《祝福》中的祥林嫂、张爱玲小说《十八春》里的曼桢，柳青《创业史》里的素芳。在这些女性心里，只有宗法制度给她们种下的顺从而谦卑的品格，对一切都充满希望同时又充满了担忧。未来不可把握，一切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们不伤害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伤害。“他们寻求与人为善，表现爱心，自我谦避和软弱无力来依附别人。他们变得慷慨大方，自我牺牲，过分体贴，过分赞赏，过分感激，十分慷慨。为了安抚和调和，他们倾向于责备自己，与人争吵，出现失望或受到批评时，他们就会感到内疚。（4）这样的性格几乎在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可靠的证据。她们在长期的男性话语中失去了自我，而同时“顺从防御带来的不仅是一些感觉和行为方式，而且还有一套特别的价值和信仰。这些价值就在于行善，同情，爱，慷慨，无私和谦卑的方向。”（5）的确，中国多少女性因为具有这样的品德而受到男性社会的尊重并作为女性优秀的品格加以推广。爱、无私而谦卑。这样的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长久的人格修为成为中国女性的某种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是建立在女性压抑自我个性和丧失为人尊严的基础上的。祥林嫂竭力想取得周围人对她的喜欢和尊重，但屡次遭到拒绝和排斥，最后她只有将希望寄托到宗教，希望能赎罪，但宗教也没有帮助她，最后她只有死地。曼桢尽管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却因为一味的顺从而成为宗法制度下的生殖机器，成为满足无爱婚姻的兽欲工具。她的顺从到麻木到因为母爱的牺牲自我的过程，恰是谦卑型怨妇的命运。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将社会中这类人物的性格特征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她们的性格即命运。“如果他们的交易没有得到承兑，他们就会对上帝的公正感到绝望，他们就会认为他们错了，或者转而求助于超越人类理解的某个更高的正义。霍尔奈说，在顺从的人身上，有各种攻击性倾向受到了强烈压抑。他们受到压抑是因为体验它们或将它们表现出来就会与他们行善的需求发生强烈冲突，极大地危及他们寻求爱、保护和赞许的完整战略。这会破坏他们与命运的交易。由于顺从者的战略不仅招致辱骂，而且还使他们不敢发火或进行反击，因而增加了他们业已湮没的敌意。”（6）而从这类怨妇的遭遇中我们发现了造成她们悲惨命运的“恶”。
另一种是扩张倾向的人。“具有扩张倾向的人拥有和谦卑型人物不同的目标、特点和价值。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魅力不是爱，而是控制。他们憎恨无助，羞于受苦，需要获得成功，名望或承认。扩张类型有三种：自我陶醉型、追求完美型或攻击或傲慢——报复型。傲慢——报复型的人通常具有一个特别痛苦的童年，在这个时代，他们碰到的是‘彻头彻尾的残忍、羞辱、嘲笑、忽视和完完全全的虚伪’。就像集中营中幸存者一样，他们经历了‘一个硬化过程，以便能够生存下来’。作为孩子，他们‘也许会做出一些可怜而无用的努力，想赢得人们的同情、兴趣或爱心，但是最终却放弃了一切软弱的需求’。既然得不到爱，他们就蔑视它，或认为它不存在。”（7）
认真分析扩张倾向的人格，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傲慢——报复型”人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很典型的人物。比如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他们等待着补偿或报复的日子，证明他们的优越，羞辱他们的敌人，说明他们是如何受冤的。”（8）曹七巧的命运轨迹似乎在告诉我们：她的不幸是因为婚姻的不幸，因为性的缺失，让她倍受煎熬。而她的报复恰是对造成她不幸的家族，所以她可以连自己的骨肉都不放过。“他们无法容忍任何人拥有更多的知识或获得更多的成就，行使更多的权力，或以任何方式对他们的优越性表示怀疑。”（9）曹七巧绝对不允许自己没有的而别人拥有，不允许别人比自己过的好。“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残忍、冷漠，他们追求的是剥削别人，智胜别人。他们谁也不信，一心想在别人打击他们之前打击别人。”（10）曹七巧可以说将“傲慢——报复型”人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她所有的欲望都写满了人性之恶：对性对财产对权利地位的疯狂追求而导致的对骨肉的残害，人类良知的消失。所以说，“谦卑的人倾向于受虐，而傲慢——报复型的人则常施虐。”（11）
扩张性人格中还有一类人为“攻击型的人”。“攻击型的人将世界看作‘一个竞技场，用达尔文的话来说，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不过，攻击型的人有时候也会被顺从型的人所吸引，因为这些人顺从、可塑，而且他们自己也有饱受压抑的谦卑倾向。”（12）这样性格的女性怨妇可以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子》的莎菲，从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三太太梅珊，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玉米身上发现这样的特征。同样在发现具有这样特征的同时我们还能发现来自不同方向的“恶”。莎菲的“恶”来自于她对男性的占有欲和被压抑的性欲；梅珊的“恶”来自于她对自身幸福的大胆追求，来自于对家族长的蔑视和对宗法的挑战。玉米的“恶”来自于她对权利的迷信对性的愚昧，以及对男权掌控世界的认可。所以，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审看这些“恶”的时候，会发现，作家们在对人性“恶”的揭示的同时，是对根源的反思和揭示，对造成这些人性之恶的根源的批判。
扩张型人格的第三类是“自我陶醉型”。“自我陶醉的人也追求控制，但是他们的童年同傲慢——报复型的人截然不同。自我陶醉型的人则是常常受到宠爱和羡慕的孩子，他们的天赋超出常人，很早就很容易出了名。自我陶醉的人要维持他们在童年时代接受的那种优越感。”（13）如果女性们都有这样的心态也算是女性自由的发展，女性个性的解放。因为毕竟女性懂得欣赏自我了。但实际上，即使是有这样性格的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在强大的礼法制度下面她们也会因为个性的原因受到压抑，成为怨妇。这样的文学形象有：苏童小说《另一种生活》中的简少贞、简少芬姐妹，莫言小说《檀香刑》中的眉娘，毕飞宇小说《青衣》中的筱燕秋。这样的人物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就显得与众不同而且有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比如眉娘就敢对高高在上的县太爷动春心，比如简家姐妹就敢一辈子不嫁人不和人交朋友，不和外界往来，比如筱燕秋就敢为了演一个嫦娥演到不顾后果简直发疯的地步。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属于陶醉于自我的世界，而将外界抛到脑后，而这样的人一旦认真起来也会干出一凡事业，但这样的性格放到女性身上，就会诞生怨妇。“自我陶醉的人追求的是通过自我羡慕和行使魅力来控制生活。-----他感到没人他胜不了，他的不安全感表现为他会不停地讲述他的功勋或他的杰出性格，并需要羡慕或忠诚来不停地证实自己对自己的评论。”（14）
正是在这些性格中，在看似自我陶醉不伤害他人的怨妇身上，我们通过小说能读到“恶”的无所不在。简少贞可以因为自己从小对男人的痛恨而控制妹妹简少芬，要她和自己一起当独身的古怪女人，并将妹妹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试图剥夺她的自由。而这个“恶”不是天生的，自然与简少贞成长的旧时代有关系；那个筱燕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任何风险。因为嫉妒她伤害了师傅，因为嫉妒她自己也伤害了自己，嫉妒生出的“恶”之果让她一生品尝不尽，也因为对名利的追逐，她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出卖人格和尊严。
可以说，看小说就可以看人类的内心世界。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所有的小说都在关注人类的欲望关注人类的“恶”或者“善”。怨妇小说通过女性对“恶”的控诉或者她们自身生发出的“恶”为我们认识人类自身，认识女性的社会心理也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