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与鬼神的互相协商
□ 黄亚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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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 著
鲁西奇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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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讲述了高僧慧远偿还宿债的故事。慧远在庐山修习佛经，为强盗白庄所掳，跟随他四处游荡。后来佛陀托梦给他，说他前世曾做过“保儿”，要他还清那笔“宿业”，自卖给崔相国家为奴，债业还清，即可回归庐山。慧远便跟白庄提出这个建议。白庄听了，呵呵大笑，说：要是你是买来的，我便握有旧契券，才能将你卖了。可你是掳来的，如何卖得了？慧远想了一个法子，说：不如说我是你家奴婢所生之子，这样即使没有旧契券，还是可以将我卖出手。白庄依计而行，果然将他卖到崔相国家，得钱五百贯，而慧远在成交时，诵读了自己起草的卖身契，算是正式成了崔相国家的奴婢。六年之后，慧远功德圆满，获得自由，那是后话。
这个强盗与高僧的故事来自于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高僧故事里的因缘际会、宿孽因果，虽然是佛家所言的转化律，却呈现出中古中国的一个侧面，即契（券）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本书主题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negotiation”，亦即官府、民（老百姓）与鬼神三方的“negotiation”：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即“幽契”或“冥契”、“阴契”；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之现世契约（“私契”或“民契”）的态度与政策前后历有变化，则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还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百姓所立的现世契约（“私契”或“民契”）与官府角力并渐渐共存的社会过程，尤令我关注。韩森认为，唐中叶后“均田制”的瓦解，使官方的户籍名册成为具文，民间土地契约逐渐成为“所有权”凭证。虽然官方对土地的分配，由严格控制转为逐渐宽松，对民间契约的干预却是不断强化，并希望透过约束契税的征收，降低讼案发生的几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显然，韩森是从政府强调征收契税的角度，来论证政府对民间契约的进一步干预，可惜她没有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出明确划分。事实上，“官从政法，民从私契”，可以理解成私契与官契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官方承认私契，也正好说明中央政府对民间契约的控管是有限的，同时，契税问题也不能表现出中央政府对契约交易的实际关注。
韩森也注意到唐宋民间对于司法审判公平的想象与期望，现实中遭受的不公在阴间可以得到平反。在该书第二部分，则是对民间信仰“冥契”的研究，反映了世人对于阴间司法正义的期盼心理。百姓在现实社会里无法实现的正义理想，在精神世界里表露无遗。
该书看起来似乎小众，但因为收录了诸多类似慧远那样的故事，而读起来不至乏味。书中记有敦煌地区一份放妻文书，兹抄录如下：“一从结契，要尽百年。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苏［酥］乳之合，尚恐异流；猫鼠同窠，安得见久？……今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千万永别。”前半段极尽旖旎温软，后半段极尽婉曲，用如此华丽流转的文字“休妻”，令人怀疑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它。
本书所涉及的时段为公元600年至1400年，跨越了隋唐五代宋元及明初。作者收集、分析了现存的大量契约文书，并广泛征引传奇小说、珍稀法律文书、戏剧、语言课本以及其他有趣的证据，以描述人们究竟怎样使用契约。特别是书中引用的851年一位苏莱曼商人、1304年波斯人拉施特对中国契约的描述及1908年俄国将军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额济纳黑水城掠走的蒙古文文书中的一件借贷契约，都是中国学者少见的珍贵史料。
较之于大多数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经济的历史时，优势之一是可以更多地采用一些标示出“传统中国”招牌，实际上，却往往拘于一隅或某个时代。他们似乎对中国历史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习惯在文档中摘章寻句，精心推敲，虽能发现中国学者认识中的一些“盲区”，却又不免造成以点代面的麻烦。该书也存在上述问题，比如唐朝的敦煌与吐鲁番地区呈现的土地交易情形，未必与同时代其他地区一致。而作者以此为契机所做的关于中古契约的努力，招致其他研究者的诟病亦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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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lamstock 于 2008-11-12 18: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