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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6月05日 来源：文汇报 作者：包弼德

　　【核心提示】地方事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考察国家制度、执政官员与“草根”百姓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地方研究实际上超越本地的问题，因此，社会史对我们研究中国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文中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地方”几乎都是指政区。政区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然而，正如所有读过宋代以来方志的人们所知道的一样：作为空间单位的地方其实是超越朝代的——朝代会更替变换，而作为朝代的产物的“地方”却延续了下来。按照史料界定地方，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地方志把地方当作一个与外界分离的空间，并把它描述成与其他地方毫无关系的历史存在。地方志史料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提供信息，它们在关注政区所界定的空间的同时却模糊了包括叛乱、自然灾害、贸易活动和农产品流动等在内的跨界现象，而这些现象会同时对许多地方产生影响。

　　关于地方的描述

　　地方史毫无疑问关乎“地方”，即地理空间中有名字的地点。编写地方史的习惯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中国，到了中国历史的中时期，系统收集、不断补充地方史信息变成了官员和学者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地方志及其前身图经最能体现这种传统。南宋时期，这些文集已经被学者当作编写地方史概述的重要资料。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是现存最重要的两种著作。王象之和祝穆都没有把自己当作地方史学家，但祝穆书的结构成为《大元大一统志》及其之后的朝廷编纂的全国总志的范本。

　　地方志是一种回溯性记录，是针对当时而偶然产生的对地方的描述。这并不是历史著作——因为没有利用过去的证据来证明并解释历史的变迁。地方史对解释历史变迁没有兴趣，国史的编纂也有相同的态度。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国史和地方史相似，所谓“国有史，方有志”。

　　国外学者研究的是中国地方志编纂的现象，这或许可以归于“信息史”的领域。他们从许多角度对地方志里的地图进行过研究，其中包括：卜正民（TimothyBrook）关于16世纪的人们怎样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地方志绘制方法的研究；胡邦波关于宋代方志制图的政治含义的研究；亚历山大·阿肯（Alexander Akin）关于晚明商业出版的地图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约瑟夫·丹尼斯（Joseph Dennis）关于明代方志中自然和社会政治产物的研究，在对16世纪绍兴新昌县志的个案研究中，他探索了方志产生的社会背景。

　　作为文化建构的地方

　　文化史学家们最近从哪些方面来研究“地方”呢？其一，他们努力把地方的社会建构当成地方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他们的研究显示地方是如何被用来产生认同感以便联合一个地方的居民并把他们和别处的人群区别开来的；其三，他们探寻地方认同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最后，他们还考察了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和组织模式与传统的由家族和政府组成的认同方式之间的矛盾。

　　有关地方社会文化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的研究。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有关扬州的研究超越城市本身，考察了国家背景下的扬州是如何被建构的。费丝言（Si-yen Fei）则通过南京的谣谚来描述明代南京的建构过程。王昌伟（OngChangWoei）在他对关中的研究中展示，在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关内”的西北地区——关中，自宋代产生的自我意识在元代和明初就消失了，但在晚明和清代，当地方精英们不约而同谋求成为政府官员并努力改善当地的条件时，“关中”意识又有了意义。王的研究表明，考察地方身份的建构必须包括对地方精英价值观的讨论。陈雯怡最重要的一项研究贡献是，显示了蒙古时期南方和北方的精英们的策略的确存在区别，这对地方身份的建构也产生了影响。南方人会同时挖掘基于地方身份的传统和国家政治服务的传统来构建社会和网络联系；相反，没有证据表明同时期的北方人把地方当作社会的基础，北方人明显完全依靠他们与王朝传统之间的联系。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地方当作国家的缩影，所有有关政治主张、经济竞争、暴力控制、文化产物、形态设计、宗教构成、记忆建构等话语方式以及理解方式都发生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对地方史的不平衡性以及地方之间的差异性给予更多更彻底的关注；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构成国家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所有因素，地方在参与到区域、国家和全球网络中的程度各不相同。

　　地方与社会研究

　　地方事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考察国家制度、执政官员与“草根”百姓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地方研究实际上超越本地的问题，因此，社会史对我们研究中国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会史和经济史有时关注特定的地方背景，而不只是使用地方的例子来描述一般的社会和经济现象。迈克尔·马墨（Michael Marme）有关明代苏州文化精英、商业和政府政策等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750-1550年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中论证了地区分析的重要性。他的研究受到经济和人口史的影响，他认为，中时期政治精英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地方精英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建立在韩明士（Robert Hymes）有关福建、浙江精英家庭在其家庭策略中发生的由国家导向向地方导向转型的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受到的最重要质疑来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她揭示出婚嫁中门当户对的原则自北宋一直延续到了南宋，而地方上不断涌现的相称的伴侣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婚姻模式地方化程度增加的原因。

　　许多地方研究证实，在宋代和元代，地方精英在当地起了更大作用，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何安娜（Anne Gerritsen）、Lee Sukhee和陈松等人的许多著作都说明了这点。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是地方精英的能动性填补了国家对地方事务的忽视呢？还是地方实践主义太过头，从而把地方政府推到一边，给地方精英的积极性留下更大空间？我们来看看地方研究是怎样给出不同的回答的：Lee Sukhee发现明州（今宁波）精英的实践主义随着地方政府介入的增强而增强；陈松发现四川省的社会政治精英们势力强大，在许多方面，它们本身就构成了地方政府；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研究揭示，作为明清时期南方社会核心元素的宗族势力的发展壮大，最能解释家族策略应对政府需求所产生的结果；在科大卫（David Faure）看来，宗亲关系是为了让最南边的人们融合到帝国政府中来，而不是要把他们独立出去。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本地

　　历史学家们通过一定的特点把一个个地方建构成“本地”，政府把本地建构成政治单元，从中收税并维持公正。然而，各个“本地”也是交通、移民以及经济交流网络中的节点。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用地方来研究文化、社会和制度问题，而是把地方信息合并或者聚集起来，放到更高一级的空间分析中去，我们如何能从更高一级的诸如“地区”之类的单位中获得本地的地方性呢？最典型的方法是采取政府本身基于分级政区（首都>路>州>县）产生的观点。实践中，大多数集成地方数据到更高一级区域的研究依靠行政制度来界定空间单元。尽管行政制度对地方的同一性产生巨大影响，但它在提供稳定的分析框架方面有局限性。例如，马瑞诗（Ruth Mostern）有关宋代政区沿革的研究显示，政区变化随着人口和对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那些政府活动加剧的政区更明显。我认为，地区分析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把地方放置于比政区界线更稳定的框架中去，或者在对地方之间的差异进行解释时更具说服力。

　　这种方法从地方的自然条件出发：河流按照地理条件泛滥、迁移；道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分布；庄稼和产量与土壤类型和气候有关；价格随着距离和运输方式的不同而浮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永不停息，但总是发生在一定地方。除了有文化的内容，人类改变环境也有自然的内容，如聚落和农业改变了自然景观。自然景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地方史的思考。

　　我们如何定义更高一级的空间单元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区”，这些“地区”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果研究的是不用考虑地理因素而完全由政治系统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那么省是比较合理的范围，这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创见。施坚雅最先按照河流水系把大区域当作地形实体，这些大区域现在通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项目以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集的方式向大众免费开放。他主张历史时期地形的大区域为历史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结构，在大区域中，不同地区本质上是半自主的经济体。郝若贝也赞成施坚雅关于大区的观点。施坚雅还开发了一套更加复杂的模式，他称之为“分层区域空间”。他利用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把核心-边缘连续统一体与按照聚落方式划分的城市-农村统一体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地形决定的大区域和社会经济决定的大区域之间的差异问题。大区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的周期，当一个地区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另一个地区可能正处于衰退状态。一种可以取代区域空间视角的方法是寻找网络联系而不是地区联系。网络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最直接联系的地方，这对文化史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哪些地方在信息和物流方面有相对的优势。

　　地方和区域比较研究的数字化环境

　　自GIS软件产生以来的几十年里，空间查询在技术上取得很大进步。我们现在能够利用计算机从一大堆数字化的历史文献中提取数据、为这些提取出来的信息建档、与他人共享这些数据并最终把它们用于研究。大量数据让大范围的比较分析变得可能。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项目通过设计一系列自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之间政区级别变化的时间序列，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地理结构。目前在网上可以查询的最重要历史人物生活和作品的数据库的大致情况如下：

　　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到2012年为止已经约有7世纪到19世纪期间的12万条个人生平信息。该资料库目前正在增加唐、五代、辽、宋、金、元、明及清代人物的词条。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最初由郝若贝创建。

　　明清人名权威档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创建，其传记数据包括1万8千个人，附带提到的有3万多人。

　　明清妇女著作项目由加拿大汉学家、中国古典诗词和明清女性创作的专家方秀洁主持，包含大约5000名女诗人和作家的信息、1万多首主要由女性创作的诗词、几百个历史地区大约2万份原始文本的扫描件。

　　唐代人物数据库是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亚研究信息中心的“唐代知识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到2009年8月为止，这个数据库涵盖4636个人的传记资料。

　　此外，学者自建的数据库也为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提供数据，包括唐、五代和北宋的大约4万人的墓志铭，宋代人物的1万7千封书信等。目前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正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从《宋史》中提取传记资料。

　　（包弼德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国家视野下的地方”研讨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