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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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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

常惠



从古至今只有两部书对于歌谣有点儿关系:一部是《诗经》,一部是《古谣谚》。《诗经》(国风)还可以说是歌谣的一部专书,说到《古谣谚》就牵强了。《诗经》怎么就能够说是一部好书呢?应为它是从民间采集来的,不根据什么书。《古谣谚》呢?是完全由古书抄撮来的:全是死的,没有一段儿活气。但是由《诗经》以后算是完完全全的散失了,几千年来简直是可以说没有歌谣了。

虽是如此,也是实在走错了路,因为到了汉朝把《诗经》讲成“后妃之德”,又算把《诗经》给糟蹋了。后来的儒者都是尊崇孔子之道,万不敢不承认“诗教”,而又再找不出“后妃之德”来,这是从汉至今歌谣散亡的一个大原因。说到《楚辞》,还带些民众的意味,其余的实没有多大搜集,不过有些零星的短章被人录入诗集中了。

怎么提起《孔雀东南飞》来人人赞成呢?因为他是真正的民众的艺术。(即便有文人润色的地方,也是免不掉的事情,因为一经写在纸上,就是“在数难逃”的了。)《木兰辞》怎么就不成呢?因为文人动笔太过了,句法非常的拘泥,不能引起大家的同情了。就如个人能作得出拟古诗十九首,而作不出古诗十九首来,也是这个缘故。

到了后来,拟古诗的多了,和个人的吟咏多了,就不注重民众的艺术。最鲜明的是唐朝李白把民众的乐府尽量模拟,从他手中把民间的意味葬送了,即是结了一笔清帐。杜甫又给不自然的诗翁开了个新纪元,更把民俗的诗人排斥得净尽。所以学杜的人成了癖,就能作首伤心的诗,什么“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像这样的人,他能作得出民歌中的“黑夜听着山水响,白日看着山水流,有心要跟山水去,又怕山水不回头”吗?

要是提到白居易作新乐府来谄媚皇帝,更不足道了。有些文人作的乐府中的“谣”,直到如今不断,还成什么东西呢。再说司空图对于诗的题裁是最讲究的了。他的《诗品》中《典雅》篇,里边有两句“玉壶买春,赏雨茅屋”。而今的民俗诗里也有两句没人不知道,“小雨儿淋淋,烧酒儿半斤!”其中的意味,句法,哪样比不上它?据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这两句民俗诗,比那大段诗翁司空图的高得多。我看他们只配作那“关门闭户掩柴扉,一个孤僧独自归”的诗,就算了吧。再由宋朝到现在更不能提起,即便偶尔有一二本研究歌谣的书,总是取自某书,决没有从民间得来的。只有在清人的笔记等杂书里或者偶然的能碰见几首。

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它了。

歌谣多半是属于主观的,除去他们的社会以外,就不知道有旁的了。他们要信有鬼,你就得说从阴间来。他们要说皇帝,你就得说是顺民。这是大人如此。要说小孩儿,他就认为猫狗会说话并且是他的朋友,和看见一切物件都有生命。你也得承认。

德国的曼哈特,他到民间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乡间的人就认为是个地里鬼,往往有许多神秘的话对他讲。

义国(意大利)韦大列在《北京的歌谣》的序里说,搜集它的困难实在是想不到的,又哪里听得到和记得出呢?于是就问他的中文先生,可是他的先生觉着是位“文人”,对于韦氏的要求很不喜欢,他固执而且担保中国已没有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了。但是韦氏忽然从抽屉中把洋钱拿出来。这位先生就不顾他的廉耻和国家的荣辱了,一下子就告诉了人家好些个。

现在有一位刘经菴先生辑河南的歌谣,他说去问男子,他以为是轻慢他,不愿意说出;去问女子,她总是羞答答的不肯开口。

我自己呢,到民间去搜集,大概总是不肯说的多。不是怕上洋报,就是来私访的。或者是失了他自己的体统。

我有一些小朋友,我也跟他们跳绳,走桥和唱那一切的歌儿,我心中确实是同他们一样,决没有觉出我是比他们大的多;不过只觉着腿脚有点不如他们活泼了。
我到家中去访问歌谣:有的说我是孩子气,有的说我是疯子。只有我的侄儿还肯给我唱了很多,这实是我极大的兴趣。

还有一天,一个要饭的在门外唱,我就把他请进来,倒闹得他立坐不安了。但他着实的给了我不少的材料。后来问他姓什么?他告诉我他叫蔡松亭。我问他这是号还是名?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直到如今我还想我这位朋友。

现在文学的趋势受了民间化了,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问题,没有工夫去写英雄的轶事,佳人的艳史了。

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材料。我们现在研究它和提倡它,可是我们一定也知道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

有一句谚语是:“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还有什么“清水脸”,“小寡妇”,等,这些都是轻描淡写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些材料若是不上歌谣里边去找,哪里还能找得出真正的民众艺术呢?

关于历史,地理和方言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用不着我来提它了。中国人的辫子和缠足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遗形物了,但是19世纪的歌谣中自然而然的把它完全表现出来了。

以至一切的风土人情:各地方的歌谣代表各地方的特色。不用写出通行某地,一望而知,它是某地方的歌谣。歌谣它自有它的格律,是唱的人没有不守它的规则的,而它的规则决不受一切的思想和文字的束缚,它多半注重在音调上。即便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唱的人也一定守着它的规则照样的唱。不能随便的任人删改的。再说它传到某地的同化,那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不妨害歌谣的本旨,才改换句子,与它的大意决不背谬的。

怎么歌谣以声调为主,意义次之呢?就如:

咕咚咚,坐轿儿,
一年一窝小耗子儿。

这首是属于抚育的歌谣,将小儿放在膝上,使膝起伏好像坐在轿子里边。故说“咕咚咚”,此句即是起韵,但“坐轿儿”就是它的本身了。到末句“一年一窝小耗子儿”全是衬韵并没有什么深意思。就此可证明因一句“坐轿儿”引出起韵和衬韵来,足见歌谣的声调是要紧的了。

若是故意的要附会也未为不可,如“一年一窝小耗子儿”民间有个传说:“十七十八,老鼠成家。”说正月十七,十八两天是耗子娶西服的日子,又何尝不能“坐轿儿”呢?又何尝不能“一年一窝小耗子儿”呢?

在《民铎杂志》的24号郭沫若先生的《儿童文学之管见》里有一段论歌谣:

月儿光光,下河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学堂满,插笔管,笔管尖,尖上天。天又高,一把刀。刀又快,好截菜。菜又甜,好买田。买快田儿没底底,漏了二十四粒黄瓜米。
新月光中,晶晶流着的河畔,一个年轻的女儿提着汗衣的篮走着,一面走,一面唱歌;这是何等幽妙的剧景呀!这首童谣中的世界便是这个。并且还开展一幅女儿心理活动电影来,谣词后半利用心理联想,转辗蝉联而下,有意无意,无意有意,最是童谣的神妙处。诸君!‘天又高,一把刀!’一语,不又是见着天上的新月所发出来的一种联想吗?儿童心理最富于暗示性,此谣所以妙处,不正在这儿吗?

我简直不懂什么叫心理的联想。如果说这是“联响”倒成,说联想我就不能相信了。因为歌谣总是讲声调,不讲什么意境。即便勉强的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儿提着汗衣篮走着一面走一面歌唱”,看见天上的月牙儿像把刀,所以就唱“天又高,一把刀。”但是像把刀的月亮是“月儿光光”吗?所以我想着只有声调的关系,没有“心理的联想”,千万不要拿它讲大哲学,那是大错的。

说到歌谣的本身,它是最朴实不过的,如男子怀人的:

削尖棍儿,打桑葚儿,
姐夫寻了个小姨子儿,
关上门儿,盖上被儿,
左思右想不是味儿;
管他是味不是味儿,
黑夜躺着不受罪儿。

女子的呢:

哎哟,我的妈呀!
我今年全十八啦。
人家都用轿子娶啦,
我还怎么不拿马车拉呀?

不像那文人的诗是完全矫揉造作,瞎话连篇,明明是他的格梭半儿瘙痒想给大皇帝行跪拜礼,偏要“托为劳人思妇之言”一片谎话。这是历来文学上的谬点。
我在西山一座桥下看见用白灰写的一首诗:

你也是人,我也是人。
你在桥上,我在桥下。
桥上也有人,桥下也有人。

我的猜想,这位诗翁,一定是位民俗的诗翁或儿童的诗翁。因为这首诗是文人作不出来的。

在外国的民歌里,不只录入民歌,儿歌,就是连要饭的花子的词句也录在里面。从前很不以为然,后来我看见在街上有一个要饭的,他嘴里念着:“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菜,剩饭,给我点儿吃吧!”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于是我才明白他的目的不是纯粹要得着吃食,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安慰。我想他这个和人念福音,念佛经差不多的。

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这是最容易明了的。不信调查调查野蛮民族,就知道了:因为越是野蛮民族歌谣越发达。

而且几乎人人都说:“我们小的时候会的歌谣多了,但是到大了全忘了。”固然年岁大了对于歌谣不如小的时候有兴会,然而学校也未必不是歌谣的一个大障碍物。如果现在不赶快的去搜寻,再等些年以后,恐怕一首两首都是很艰难的了。

上文说过,只要一写在纸上就得把愿意失了多少。我们这回搜集歌谣不是也要把他送终吗?这个罪名,我们是总得担负的。不过我们现在正研究方法那,钱玄同先生本想先画出一个计音表来,可是到如今还没有成功。然而依我的揣想,或者将来要用收音器了。

(原载《歌谣》周刊第23号,19221224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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