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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春运史:古人离家前要算卦 占卜吉凶(图)

两千年春运史:古人离家前要算卦 占卜吉凶(图)

中国日报-看世界 2014-02-07 14:01:00 来源:新文化报

[提要]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风俗通史》(10卷)、《中国民俗史》(6卷)、《中华交通史话》、《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日报》数据库、冰心《南归》、中国民俗学网、鲁迅日记等 
 

晋代《列女图卷》中贵族乘轺车出行的情景

开创“旅行过春节”的“驴友”徐霞客

写过《客中守岁》的白居易

1998年广州春运购票的人潮

本世纪出现的农民工骑摩托回家过年的场景

2012年春运,车厢中男孩被挤得大叫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春节联欢晚饭就要开席了!为了这顿团圆饭,我们一直在路上。始皇帝嬴政穿越2200多年至今日,一定对华夏大地春运潮既惊讶又郁闷:惊讶的是,炎黄子孙居然不再安土重迁,海陆空红尘滚滚,36亿人次万里奔波;郁闷的是,春节一改大秦帝国以10月为岁首,大失“年”之本意———神性的丰收祭祖。春节本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等人修订,重用夏历,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定名“正旦”。以后除王莽、武则天等个别朝代有短暂变更外,一直是我国二十四节气轮回中辞旧迎新的传统。过年回家团圆,是中国人最强劲持久的传统文化仪式,是中国人认祖寻宗的千年人文密码。考证两千年“春运”史,颇有标题党之嫌。 古时春节曾专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如今春节,本是袁世凯批准的,至今不过101年。狭义说,古人并无春运,只有年节团圆。 广义说,春节出现时,春运就产生了。古今春运完全相同的情节是:回家难。“喜大普奔”的春节,延续了古今2000年“细思恐极”的还乡路。
  (注:“喜大普奔”为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写;“细思恐极”意为仔细想想,觉得恐怖至极)

  [古人行路难]
  离家前要算卦 占卜吉凶
  古人行路有多难,看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都在巡游回家的路上挂掉了。
  寻找古人过年回家的记录,找到的,多是回不去家的牢骚。唐朝的白居易过年回不去家,在《客中守岁》诗中写道: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到了北宋,苏东坡远在陕西为官时,除夕之夜遥想家乡守岁,有感而发: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人们为什么过年要回家?这不是无厘头的问题,而是千年文化基因使然。
  中国传统宗法制讲究同族聚居,重血缘、重乡土的社会心理浓郁,有了故土难离的恋土意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成为中国游子的最终归宿。
  孔子告诫说:“父母在,不远游。”古人将出行视作很严重的大事,除非战乱和饥荒,升斗小民一般是不离家的,出行的主要是官、学、商。
  现在的春运,人们先想到的是抢票难、挤火车、睡过道、防小偷、忍堵车。相比之下,古人认为出行要危险得多,简直可以用前途未卜来定性。《汉书》甚至写道: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
  如果古代有春运宝典,核心内容必是占卜吉凶。人们离家前,要算卦!今时有爱追问的专家统计出,按古时黄历,一年中不适合出行的日子高达165天。这个数字,跟一些城市去年出门需要戴口罩的天数,比较接近。
  古人出行前后都要吃,临行时,亲朋好友会设宴饯行,求祖神(路神)保佑一路平安;归来时至亲要吃喝一番,称为洗尘。

  唐起春节享有法定假日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车同轨”,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驰道有个说法是木质“轨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然而,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尽管宽达到50步(69米),但主要是皇帝专用御道,官员与民众是不能走的。
  古代之出行不便,还在于全国范围内实行“关禁”制,全民军事化管理。尽管道路通行免费,但都要有行旅身份和过关通行证。
  汉魏之际,先民自然神性的节日,渐渐转身为民众世俗节日。魏晋年代,人们在腊日团圆,经商的、游学的,都要赶回家和父母兄弟团圆。《乐府诗集》里有一首《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日来归,不敢自言苦。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新一年的前一天,兼具“除旧”与“迎新”。当天,人们备齐椒柏酒、五辛盘等食品,还要更换门神、桃符(现在的春联)等。到了夜里,全家老少集聚一堂,通宵达旦,满怀欣喜守候新春,称为“守岁”。
  唐太宗《守岁》诗云: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从唐代开始,冬至、春节享有政府法定假日,给假七日,春节年前三天年后三天。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民间则合家团聚,设宴欢庆。
  京都官员的春节是忙碌的,他们如果家在外地,也很难回去。历朝都会举行初一早朝大典,天子坐早朝受百官送礼贺新年,还要接受远方少数民族首领和附属国使臣的朝拜,接着开宴吃喝欣赏歌舞。到今天,这些事演化为新春团拜会和春节联欢晚会了。
  《晋书》记载,西晋官员曹摅放死囚回家过年,囚犯到期归狱,曹摅得到“一县叹服,号曰圣君”。
  唐太宗李世民延续了这样的故事。《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633年),李世民释放了全国近40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过年,行前订立君子之约,这些死囚果然来年秋后全部回狱中报到,太宗一高兴,死罪全部赦免。
  白居易有诗点赞:“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释放狱中囚徒回家过年,在当今社会走向法制化,被判拘役的罪犯和剩余刑期不到一年的罪犯,依据表现可以回家探亲。张元1999年的电影《过年回家》,讲述了一个女囚在狱中17年后得到奖励回家过年的故事。

  徐霞客开创“旅行过春节”
  乡关路漫漫,古人坐着马车、走着路、骑着驴儿短途回家过年、走亲访友,只能说是小规模的春运。更多的倒霉蛋儿,春节期间没法回家。
  万家团圆之日,离乡客居的诗人写下了怀乡悲情。唐代的戴叔伦诗云:“一年将尽夜, 万里未归人。”道尽了不能回家的漂泊失落感。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苏轼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写道。当时苏轼任职杭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副市长兼监察局局长。除夕之日,他出行赈灾,客居常州孤舟一夜,大发感慨。这一个春节最后怎么过呢?“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许愿健康,大喝一场守岁药酒。
  明代有位驴友叫徐霞客,这位同学一生最后一次出游历时四年(1636年~1640年),游踪至云南大理、腾冲,这段旅程经历了三个春节。
  1639年,徐霞客来到云南鸡足山,正是农历年末。腊月二十九那天,他意识到第二天是除夕,“为凄然者久之”。除夕夜里,应山中新朋友邀请,“煨芋煮蔬,甚乐也。”这一晚“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古代人们出行,主要以步行、乘车、服牛乘马为主,“人轿自宋南渡始”,其后渐成风俗。而徐霞客主要是靠徒步跋涉,骑马乘船很少,虽然每次都有仆人,但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
  “重车日行50里,空车日行70里。”步行不过三四十里。所以古代一般30里设一个驿站。贫病饥饿、盗贼劫匪、虎狼毒虫,都让古人难以过年回家。
  词人柳永为此叹道:“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

  [民国还乡路]
  春节加开临客 火车票一律无座
  一直到清朝,现在的农历春节还叫元旦、新年。还乡团圆一直是中国人绵长的宗族传统,但到了民国时期,交通有了变化。
  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清末至民初,火车、汽车、电车、轮船、自行车、摩托车出现在部分地区,交通便利有了质的飞跃。
  1936年过年期间,京沪铁路局同样在春节前后加开临客。铁路部门还到上海各个工厂,将加车时刻表送到工人手中。
  民国春运时间很短。京沪、津浦等铁路春运时间不过7天,而且都安排在除夕前,过完年后一般不再加开临客。
  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春节”并非法定假期,各大学校、机关春节不放假。春运的乘客主要是各种小生产者、小商人等,且以短途客流为主。
  当时的春运客流量有限,但运力更有限。“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支了。”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描述了民国春运的状态。
  那时的车厢分三等:头等车有软座,铺地毯,乘客一般是达官贵人、外国人,一般带有卧铺车;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小职员、小商人等,座位也是软座,设备较头等车略差;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全部木质硬座。
  车厢分三等,但车票全都“无座”:票面上只有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号。
  头等车、二等车的车票很贵,且有身份限制,所以车厢比较空,不愁没座。最悲催的是三等车乘客,售票窗口前总是人山人海,周围还活跃着黄牛党。
  在三等车厢里找座,绝对是个技术活。当时有人描述了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地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冰心、鲁迅的漫漫归乡路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冰心准备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一并团圆过年。这里所指的“过年”需要解释一下,冰心回上海是为了过阳历元旦,而非农历新年。因为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之时,国民党政府在公历元旦放假过新年,农历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
  冰心在北京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为什么要船票呢?蒋介石和冯玉祥正在打仗,北京去上海必经的津浦铁路被军队占用,冰心只能走这条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元旦将至,一票难求。冰心只买到了12月19日的船票。从北平坐火车去天津,一直到上海,冰心在路上总共花了4天。虽然碰上打仗,但总的来说,冰心要比1919年的鲁迅先生幸运些。
  鲁迅当年还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他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行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平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中午抵达天津后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南京浦口。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轮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当天晚上抵达上海。住了一夜后,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在雨中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在杭州订船票等了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一天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去绍兴的轮船,晚上才抵达绍兴,下船,雇个轿子回到老家。
  这一路,鲁迅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也花了4天!当时的火车时速为26公里左右,是今天高铁的十分之一。
  ■春运纪录
  1954年,春运旅客运送量第一次有据可查,运量为2300多万人次
  1979年,铁路春运旅客运量突破1亿人次1984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5亿多人次1994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10亿人次2006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20亿人次2012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30亿人次2014年,预测全国春运客运量将达36.23亿人次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风俗通史》(10卷)、《中国民俗史》(6卷)、《中华交通史话》、《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日报》数据库、冰心《南归》、中国民俗学网、鲁迅日记等

  [新中国春运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春运”字样登场 春运难题初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设立,这是新中国最早关注春节返乡的记载。春运,一开始叫做“春节客运”,后来叫做“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第一次出现春节客运字样,是在1953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
  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真正意义上的春运历史,正是从这一年春天开始,时至今日已61年。
  1957年,当时的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求助《人民日报》,希望就客运紧张情况写个评论,为铁道部做些解释工作。编辑范荣康1月7日发表社论,这么劝导要坐车的人们:
  第一,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要回家;第二,各单位要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错开;第三,买到车票、船票的,要体谅春节期间运输部门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
  这一年,国务院第一次专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这是最早关于解决中国春运难题的记载。当年1月29日的《南京日报》有一则消息:《百余辆马车参加春节客运》,报道南京马车运输合作社,有100多辆马车服务于南京城内过年的人。
  1958年,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东部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每到春节,大批工人争相踏上东去列车,拥挤程度不亚于现在,可主要客流方向与现在春运基本相反。
  195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提到:“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坐火车、汽车和轮船。”

  改革开放后
  春运人数激增 一票难求凸显
  1979年春节,春运就达到了1亿多人次,增加了200多对临时客车,还是“一票难求”。
  1980年1月11日,现代意义上的“春运”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消息介绍了铁道部增开临时客车的情况。第二年,“春运”登上《人民日报》标题。此后至今,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词。
  《人民日报》编辑袁晞,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年开始经历春运,回成都探视父母。据他回忆,刚到北京那几年,北京到成都硬卧55元一张,排队一会儿就能买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年节订票员也买不到票了。他只能花一倍的价格买软卧。几年后,什么火车票都买不到了,只能坐飞机回成都。节前全价票,两口子往返5000元,被同事戏称为每年损失一台大彩电。
  “当年在成都,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加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85年春运总人数超过7亿,铁路将近1.5亿人次。1986年春运,铁路开始打击票贩子和黄牛党,至今不绝。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的“全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扩招政策的实行,“黄金周”的出现,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汇集,四流叠加形成世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2002年至2006年,铁道部春运火车票价格实行上浮制度,其间争议不断。
  2008年春运惊心动魄,大雪和冰冻阻断铁路,最严重的广州火车站有上百万人不能上车。当时,50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仿佛重现:能不回家的不回家,回家的要错开,调集机关、企业、部队汽车参与春运……
  后来,铁道部向全国人民表了一个决心:到2020年,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将全面建成,加之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同步发展,中国春运这一紧张状态将不复存在。
  能实现吗?不详。我们只知道,春运难题还在,但不断发誓的铁道部已经没了。
  究竟怎么办?南北分设春节?强制企业执行带薪休假制度?取消春节?似乎什么都抵消不了回家的浪潮。
  1999年,南京机场春运期间设立了“邮寄儿童服务站”,在今年,邮寄儿童服务依然广泛传播。四川一男子骑马回家的照片在网上泛滥,作为一个马术俱乐部的冠军,他成为春运期间最成功的炒作。
  2014年1月22日,深圳至郑州的火车上举办的一次火车相亲会再次证明:家庭,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核心;而春运,就是泱泱大国最持久的奇葩。 本报记者 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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