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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7月26日 16:52　来源：人民政协报

　　傅斯年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于1920年1月出国留学。刘半农虽然在文学革命中打了几个硬仗，在新诗、小说、杂文、翻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但心情并不舒展。他没上过大学，没有留学经历，更没有博士头衔，因而受到具备上述条件的人的轻视。他与胡适同岁，同时进北京大学，胡适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对他常有微词，说他“浅”，有时连投给《新青年》的文章也被排斥。他很能写，但有几期却没有他的文章。鲁迅曾为之鸣不平，并对他的“浅”从个人品性上予以诗意的肯定，说“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这是后来说的，在当时，谁都无法改变胡适等学者对他的轻视，也就无法熨平他那受到伤害的自尊心。  

　　实事求是地说，胡适对刘半农并无恶意，也无恶感，这可以从他们后来的通信中看出来。但有留学经历，有外国文化背景的胡适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可高中都没毕业的刘半农的某些见解。再者，胡适是个严肃且严谨的学者，而刘半农的文章中时常带有上海小报记者的某些轻薄气，“双簧信”因有严肃的内容，因大家对论敌的普遍恶感而被忽视，但《作揖主义》则无论如何都得不到认可，稿件一再被拒绝，很伤刘半农的心。他因此憋了一口气，发誓出国留学，挣个博士学位，堵住别人的嘴！1920年2月，在傅斯年出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携妻女到英国留学。

　　在英国，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读书。他乡遇故友——或许，他们在国内就已经说定“伦敦见”。昔日同一文化阵营的战友，现在成了同学，他们之间来往频繁，关系也透着密切。他们——还有或早或晚到欧洲留学的罗家伦、毛子水、徐志摩等，组成一个留学生群体。开始，大家经费不十分紧张，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刘半农也经常参加，倘国内有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友人到了欧洲，他们便聚在一起，或吃饭聊天，或陪同游览。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傅斯年和刘半农一起陪同参观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此前，傅斯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写上:“半农先生在伦敦，常相见。均好。”

　　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就读，两人所学却不相同。傅斯年涉猎甚广，对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都有很浓的兴趣，也都下过工夫。他刻苦学习，意在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理论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刘半农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兴趣也很广泛，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但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学。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精细的耳朵，对声音的敏感，也有积累——他在北大曾讲授音韵学、文字学，到英国之后，他泡在伦敦大学语音室里，刻苦努力，一年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借助先进的实验条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进入佳境，开始撰写汉语四声方面的著作。

　　傅斯年对刘半农的研究表示了很大兴趣和有力支持，并且贡献了不少意见。本来，傅斯年对于语言学就有很多思考，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成立学术机构，无论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历史和语言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和见解。对此，刘半农颇有感受，因此常和傅斯年讨论他的研究课题，有进展收获就说给傅斯年听，请傅斯年分享和评论，有困惑疑难找傅斯年讨论解决。在好朋友面前，傅斯年不客气，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有些意见给刘半农以启迪，启发了他的思考，助他进入一个新的境域，有些见解与刘半农的研究思路相左，他们辩论，有时争吵，甚至动手打架！

　　傅斯年和刘半农都是直性子，信口直言，毫无隐饰，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傅斯年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有时几句话不投机，暴躁起来，挥拳动粗。刘半农是江南才子，活泼、机敏，但也勇敢，鲁迅说他“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他们真诚相待，都有控制不住，用拳头代替辩论的冲动，但打过之后，谁也不计较对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处的情谊。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具体情形虽无细述，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因为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的印象，而是美好的回忆。

　　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四声实验录》，完成于1923年，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研究。他特意跑到伦敦，请傅斯年给他作序。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刘半农的著作是专门名家的书，请他这个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龄比刘半农小，资历比刘半农浅，一再推辞。刘半农却不以为然，一再坚持，常常催促。因为他们常在一起交流，刘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说的外行，也曾经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只有他清楚著作的成书情况及其意义。傅斯年推辞不过，只得依从。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篇较长的序文，洋洋洒洒，将刘著的特色、价值、贡献、研究方法、学术地位等给予全面评价。他说:

　　刘先生是位以言语学专门的人，于左文右史的忙劳中，抓定语音学，于语音学中，急于见鼓上出图的符验；这样的择路何等扼要，这样的选术何等迫切；但刘先生仍不舍推测故训的大本营；这样对付的法子，恰合这件学问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和性质。

　　他结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评价刘半农研究的途径，所下的工夫，说“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半农先生去中国后第一种贡献不是个泛论，不是个汇编，而是一个问题的搜求，他作学问的路走得何等明白。”

　　谈到《四声实验录》的价值，傅斯年说，四声是汉语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刘半农就这大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刘却说“这是个局于一方的小问题”，这种“太自逊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他说刘半农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部著作算是“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有许多“引人惊异”的地方。他说他相信，“这问题是极提醒人的问题，这方法是极刺激人的方法”，他开了这个问题研究的“端源”，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种实验和研究。

　　刘半农没找错人，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内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