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中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整体取向的突出“结构”的观点；二是个体取向的强调“能动性”的观点；三是试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中间路线”的观点。“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争论源于不同研究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与分歧。
关键词：结构；能动性；争论
“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是一对描述人类行动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它们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 研究中争论的焦点论题之一。“结构”通常指独立于个体并能影响或制约个体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比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文化观念等。“能动性”一般指个体所拥有的独立自主选择和展开行动的能力。
一、整体取向的“结构”观点
“结构”一词的英文“structure”源于拉丁词“struere”，原 本 是 “建 造 ”的 意 思，因 此“structure”作为一个名词，既有“行动或过程”含义，又有“结果或者后果”的内涵。最初，结构一词应用于建筑学和几何学领域，后来扩展到工程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社会科学中。［１］pp.10-16作为社 会 学 的 三 大 奠 基 人 之 一 的 马 克 思（Karl Marx，1818-1883）没有直接讨论“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涉及二者关系的一些论述。譬如，在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２］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人具有改变历史的创造性，同时又被历史和现实的条件所限制的局限性。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整体的、立体结构主义的特点，马克思的理论目标是人类的解放事业，因而他更加关注社会系统的矛盾和再生产等问题。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继承了前人舍夫勒（A. E. Schaeffler，1831-1903）和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观点，系统地比较了“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特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具有稳定性，语言作为一个纽带或信息通道，使得社会有机体成为可能。
在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影响下，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认为社会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整体，其个体的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的性质不能简单用个体加以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不同于心理现象，社会现象的成因只能从社会事实中来寻找。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事实是人们行动、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它独立于个体的意识而具有客观实在性，能支配人的行为，并具有强制性。在《原始分类》中，涂尔干与莫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思维的结构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物质结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认为，符号化的宗教仪式及其观念不仅表达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是对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和结构的崇拜。因此，在涂尔干那里，个体的认知、信仰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涂尔干创造了四种基本机制解决社会的整合问题：（1）文化机制（集体意识、集体表象）；（2）结构机制（结构的互相依赖和亚群体的形成）；（3）人际机制（仪式）；（4）认知机制（分类、符号化的方式）。［３］pp.431人类学在学科建立之初，就对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制度等“结构”的内容进行了研究。现代人类学重要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1884-1942）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描绘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圈”（Kula ring）是一种根据风俗信仰而进行的延迟性交换结构。
后来马林诺夫斯基构建了基于个人需要基础之上的功能主义理论。他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导致了文化的回应，这些文化回应包括营养补给、亲属关系、居所、保护、活动、训练、卫生等，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要。［４］
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的拉 德 克 利 夫－布 朗 （A. R. Radcliffe-Brown，1881-1955）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与社会结构的存在相联系的产物，因此把社会行为的产生归因于人类的主观动机的心理学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他主张根据生成社会秩序的机制和社会制度的功能来解释社会各种现象的存在。布朗认为，社会结构就是 “社会关系网络的绵延”，“任何一种关系都涉及到一个人们互动时的行为受到各种规范、规则、或范式制约的过程”，接下来他又把社会结构定义成一种“在制度控制下或在已确定的关系中所做的人事安排”。［５］在他那里，结构、过程和社会功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相互依存，功能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埃德蒙 • 罗纳德•利奇 （Edmund Ronald Leach，1910-1983）通过建构“钟摆模式”提出了“动态平衡”理论向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他认为导致缅甸卡钦山地克钦人的政治制度在贡老和贡萨之间摇摆的原因固然与该社会相互矛盾的制度或结构有关，但离开了争权夺利的个体，这些制度和结构的矛盾也就无从谈起。
而在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结构主义理论中，一个模型只有满足四个条件才能称之为“结构”：（1）这种结构应表现出一种系统的特征，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也发生变化；（2）任何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对应于同类模型内的一个模型，以致所有这些变化加起来便构成一组模型；（3）上述特质使我们能够预见，当模型的某一成分被更改的时候，该模型会如何反应；（4）构拟一个模型应当使其运行能够解释全部被观察到的事实。［６］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结构分为两种：有意识的表层结构和无意识的深层结构。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直接被观察到，只有通过文化人类学家的努力才能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实质是想探索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原理，揭示人类心灵的基础结构。
以格拉克曼（Max Gluckman，1910-1975）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结构观，认为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正是由于分裂和冲突而绵延不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象征人类学研究符号、仪式、象征意义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和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是重要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继承了范•盖纳普（Arnold van Gennep）对“通过仪式”的研究与分析，他将“阈限”期从不同社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发展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状态，他注意到个体具有反结构性、创造性或某种改良意识，他们的目的是“占据有利位置批判和改变社会结构”。［７］道格拉斯深受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主要探讨了社会组织、结构与认知方式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人类的信仰、宗教、仪式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任何文化都是一系列相关的结构，……特定的文化主题有调控身体的仪式表达。…… 仪式演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形式。通过直观地表现这些关系，它能使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这个象征性的媒介，仪式作用于政治实体”。［８］在道格拉斯那里，精神力量能否发生作用受着社会结构的影响和规约。
关于整体主义取向的“结构”理论不胜枚举。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的思想从宏观向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有形到抽象的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发展成熟的表现。杰西•洛佩兹（Jose Lopez）和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认为，社会结构包括制度的、关系的和具象的层面。［１］pp.4-6在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观念下，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由那些定义人们行为期望的文化或规范模式所构成，行动者能把握彼此的行为并且组织起来相互之间的持久关系”；在关系结构 （relational structure）的观念下，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由社会关系自身所组成，也就是被理解为行动者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独立性以及他们所占据位置的模式”。这两种社会结构观念代表了“结构”与“能动者”的两种偏向，前者突出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把个体行动者置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具象结构（embodied structure）是一种晚近的观念，并深受布迪厄思想的影响，它是指“铭刻于人类身体和思想中的习惯和技能中发现的，这些习惯和技能就能使人们生产、再生产和改变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成为可能”。具象结构已经具有某种调和主客观的特色，这种思想将在下文中得到阐明。
二、个体取向的“能动性”观点
“能动性”是“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创造性的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文化习得的。在自然界，无机物、有机生命体被普遍认为具有应激和反应的能力。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自动说，是对一切物体具有能动性的最早猜测。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真正从哲学上提出人的能动性问题。［９］德国哲学家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试图解决“我能知道什么”这一难题，他发现人类思维具有一种先天的能动的综合作用。康德从“自我意识”的角度阐述了人类认知的可能性与限制，可以认为从认识论角度论述人的能动性。
“行动者”这一概念不同于“行为者”。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那里，“行动”不同于“行为”，它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包含着意识、思考、倾向，目标、价值等元素。偏向于阐述个体能动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深受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影响，他认为要对社会进行解释性的理解，并创建“理解的社会学”。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曾经分析过微观的社会互动形式。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为社会科学研究“能动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人类具有将自身当作客 体的能力，即 “自我能力”，“自我”可以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 ”。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发展了自我的概念，他认为自我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与他人互动产生的“镜像”，即他所说的“镜中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深受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认为人的心智能运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并能进行“想象性预演”（imaginative rehearsal），选择对自由有利的行动方案。在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看来，人类可以利用符号进行交往、互动和角色领会，社会就是这种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的总和。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社会学更加强调能动性，将人看作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能动者”，而社会就是通过人们所做的各种利益选择和决定来生成和维系的。角色理论的代表人物拉尔夫•特纳（Ralph H. Turner）严厉批评他称之为“结构的角色理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情境下的个体互动实质上是角色扮演、角色领会和角色建构的过程，个体在互动中会通过做出一定的姿态和暗示（包括话语、身体姿势、嗓音的抑扬顿挫、服装、面部表情、以及其他身体语言）以利于 合 作。［３］PP.363戈 夫 曼 （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剧场理论是通过对一系列舞台表演概念的解释而展开的。戈夫曼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舞台，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的交往互动都是一种表演。个体会在行动前做各种排演，在正式的“台前”也会根据场景变换和突发事件改换“剧本”。在戈夫曼看来，个体能够操作剧本、舞台、并利用各种道具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提倡行动或交易理论，认为制度和习俗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只有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才能发现它的存在。他认为，行为的习俗模式更应该被视为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作出的对时间和资源的安排的策略性决定的结果。社会结构只是一种“附带现象”，是人们的策略在无意识下产生的副产品。［１０］
解释主义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各种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１１］格尔兹考察象征符号的目的在于寻找符号是如何塑造行动者的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并通过深描的方法探索其意义并加以解释。在对巴厘岛斗鸡的描述中，格尔兹揭示出斗鸡过程实质上是巴厘岛人情感爆发和地位争夺的一种表现，在羽毛、血、金钱、人群的社会展演中蕴含着个体感性和理性的人性本质以及意义追求。
三、寻找“中间路线”的理论
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人类学、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众多对“结构”与“能动性”的折中的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伯格与卢克曼在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1966）、萨林斯提出的象征／文化理性观点（1976）、布迪厄的实践与惯习理论（1977），帕森斯的社会行动与模式变化理论（1977），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1984）。
（一）伯格与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
伯格（Peter L. Berger）与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思想承继了舒茨（Alfred Schutz）的思路。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舒茨的研究主要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常识世界的结构。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按照人们的常识意义被加以理解和建构的，而常识起源于人的社会性。伯格和卢克曼在 《现实的社会构建》（1966）中强调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对现实中的常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加深理解社会实在的构建过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既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客观社会事实，也包含韦伯所论述的主观意义，他们的知识社会学的使命就是对现实的社会构建进行双重分析，以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社会的产物”的常识性道理。伯格和卢克曼通过“外化 （externalization）——客 观 化 （objectiv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这一持续的辩证过程来分析社会实体的构建。首先，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是通过“制度化”和“合法化”的活动实现外化和客观化，“现实”因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体，然后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化而实现的知识的内化，即客观化的知识进入个人意识的过程。［１２］
（二）萨林斯的象征／文化理性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其1976年所著的《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指出，关于实践理性和象征理性（意义理性）的辩论，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关键问题。萨林斯之所以坚持象征理性，他实际上是在挑战人类社会2500年来关于精神／物质、主体／客体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对立观念，他希望在人类关于主体感知的问题上，能够有一种历史的眼光，确立文化在主体／客体、精神／物质之间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是根据意义的社会逻辑来实现的。同时，他也在挑战人类学理论中关于文化是一种功利，而且是拜物教化了的功利，他实际上是在挑战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文化功能论，那种理论认为文化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物质或者欲望的需要而产生的。［１３］如果把文化理解成一种无形的规约，是某种隐藏的社会结构，那么文化则是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们的能动性的发挥，并决定着人们“实践理性”的方向。
（三）布迪厄的惯习与实践理论
皮埃尔 • 布 迪 厄 （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整合了各种对立的文化理论，形成了更为融通的社会模型架构。按照布迪厄的讲法，“惯习”（habitus）概念和实践理论意在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路。因为“客观主义把行动理解为‘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而主观主义则把行动描绘成某种良知自觉之心，通过理性的盘算，自由地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除了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惯习观还要克服实证主义唯物论与唯智主义唯心论之间的对立。“与实证主义唯物论不同，我们在理论上把实践作为实践来看待，认为知识的对象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被消极被动地复制下来的；与唯智主义唯心论不同，惯习观提请我们注意，这种建构的原则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性情倾向系统里，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１４］pp.163-165 “惯习”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１４］pp.165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而且惯习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惯习的形成即是社会结构的内化与主观化的过程，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则是以惯习为中介的。
（四）帕森斯的社会行动与模式理论
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深受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影响。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但是其理论复杂得多。帕森斯的唯意志论行动的单位帕森斯理论中的行动单元是由行动者、目标、规范和情境条件所组成。［３］pp.38每一个微观社会行动均可以分解为这四个要素，因此帕森斯的行动单元理论可以看做其从微观角度综合社会和文化“结构”与个体“能动性”的尝试的结果。新模型的意义在于以最有效的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基本结构。帕森斯在后期提出的“交换模型”，被后人命名为AGIL模型，被认为是其向宏观理论发展的典范。
（五）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为了克服主客观的对立，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系为认识对象的“结构化理论”。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的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１５］pp.6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一个主要立场，即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产生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结构二重性）”。［１５］pp.81-82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１５］pp.89构成结构二重性的关键要素是行动与结构，结构二重性表现为：结构既是行动的后果，又是行动的前提。
结构与行动相互依存。结构不仅对行动造成制约，而且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媒介。结构的存在依赖于行动者本身，并且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而得到绵延和再生产。
上述五种理论都选择某种“中介”（伯格和卢克曼的“常识的构建”，萨林斯的“文化理性”、布迪厄的“惯习”，帕森斯的“行动单元”，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试图改变主、客的二元对立的局面，把“结构”与“能动性”整合在一起。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从有限的社会现实抽象、化约而来，那么当它们重新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时肯定会表现出各种狭隘性。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只能从各个侧面丰富人们对人与社会的理解。
人们通常把“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争论归结为不同研究者方法论上的不同，实质上也是本体论、认识论上的不同。关于“结构”的理论和思想与唯实论、有机论、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等相关，而“能动性”与唯名论、机械论、心理主义、个体主义、还原论等相关。前者多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较多采用宏观的分析方法，后者则认为个体才是可以认知的对象，而较多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主义特点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强调社会整体相对个人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具有人文主义的解释学传统里，个体的意义、价值、行动则被凸显。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１６］卢梭的这句名言揭露了个体存在于世界的困境。由于“结构”与“能动性”这对范畴关系着个人的发展、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可能性及路径选择等重要问题，因此在近年来受到国内人类学、社会学界越来愈多的关注与讨论。从现实的情况看，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人和组织如何能够突破社会结构的诸多限制谋求最大限度的发展，社会如何突破已经形成的结构体系进行改良。“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定的未来，然而对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１７］笔者希望系统梳理国外人类学、社会学关于“结构”与“能动性”的种种理论视角，能加深人们对社会结构与个人发展复杂性的理解，从而为个人发展与社会改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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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