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之际，中国推出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说明中国在继续承认生物进化论在自然科学界的崇高地位的同时，决心在人文社会领域告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开放中守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的国家导向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开辟了新道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应在此基础上学会师法自然和尊重传统，更多地采用文化生态学说，以凝聚中国民族工作改革创新的社会共识。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今年是“进化论之父”达尔文200周年诞辰，也是其不朽的著作《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150年前，达尔文将其悉心打造20年的精品著作公诸于世，一时洛阳纸贵，首印1000多册竟一日售罄。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就此拉开了帷幕。恩格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自问世之日起，其影响就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生物进化论对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清晰阐释，颇合工业化时代社会变革家们的胃口。斯宾塞、摩尔根等人遂用各种拼装的例证将生物进化论改装成社会进化论，开启了社会发展史观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河。此后百余年间，进化论思想风靡世界，成为塑造现代价值观的重要力量。中国立志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前辈学人也全盘接过这些观点，借助《天演论》向公众传播他们理解的达尔文和进化论。因此，当代生物学家道金斯将达尔文称为“人类这个‘物种’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但生物进化论毕竟不能全面表述人性，特别是不能表述人类特有的道德良心。所以自其诞生之日起，人类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便不绝于耳。虽然它在与天主教会保守势力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也陷入尴尬。文明世界人类的血腥相残，唤起了人们对人类理性和文明进步的信仰。有资料显示，二战后，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民众对进化论认可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事后的研究表明，这种认可的下降其实源于对达尔文及其学说的误读。
　　达尔文毕生都不主张将其学说等同于“进步观”（见郑也夫《阅读生物学札记》）。《物种起源》最初的几个版本甚至没有“进化”一词。只是在最后一版的修订过程中，达尔文才屈服于当时社会上的进步观念，首次把“进化”一词加在最后一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述的是“有饰变的后代”（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在他看来，阿米巴原虫适应环境的能力并不逊于人类。生物物种之间尚且没有高低之分，惶论不同自然社会背景下的人类各种文化？达尔文曾在当时一本宣扬社会进化论的书上留下了如此眉批：“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换言之，正像哥白尼终结了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历史一样，达尔文终结了人类作为自然中心的历史。今日，人类以进化论为据，自诩万物灵长，动辄就要征服自然，以人胜天，结果却遗祸子孙。凡此种种，实在会让达尔文痛心疾首。而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同于线性的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更是当时一些拜物社会学家过度解读进化论之作。
　　古典进化论即社会发展史观在今日西方学界已经遁入历史，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主流社会的国民教育中，由西方社会学家修正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仍然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中国人虽然号称“独尊儒术”，其实历代的统治术都是“儒表法里”。由于法家思想跟《天演论》所表达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主张高度契合，所以，在列强欺凌之下急于“强国保种”的有识之士对其甘之如饴。这使得社会进化论成为中国人难以动摇的精神支柱，进而衍生出单纯以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来划分社会文化高低的思想，其结果是为抢救落后提供合理性的社会发展史观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社会发展史观以现代化为圭臬，在强调破旧立新的同时，也贬低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其后果便是全面降低了中国的文化创新力。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威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可文明？》（Are we civilized？）的书。该书引用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对自以为是文明至尊的欧美文化冷嘲热讽，证明所谓现代人其实也跟“边荒土著”一样，甚至缺陷更多。此书成于美国借一战之机跃升为世界头号强国之际，显示了人类学家特有的文化洞见。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又以结构人类学视角确认了人类的四海同心和古今一理。
　　民族学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他者的文化来反思自身，理解人性和族性，促进人类各民族平等交流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它的基本工作是把“他者”生活的价值呈现给世人，使世人通过反躬自问来破除成见，学会相互理解尊重，和谐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科学发展观十分接近，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哲学。
　　今日，中国公众虽然依然受到社会发展史观的影响，但中央政府已经与时俱进。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之际，中国推出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说明中国在继续承认生物进化论在自然科学界的崇高地位的同时，决心在人文社会领域告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开放中守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的国家导向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开辟了新道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应在此基础上学会师法自然和尊重传统，更多地采用文化生态学说，以凝聚中国民族工作改革创新的社会共识。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