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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奴

2015-1-3 08:19
邓伟志: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邓伟志



一. 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1.社会学的传入时期(1895年-1913年)
社会学是在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当时,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伴随着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富民强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社会学应运而传入。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英国人斯宾塞(H. Spencer)及其社会学,并称之为“群学”。1903年,严复节译出版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名为《群学肄言》。作为“中国西学第一学者”的严复,还翻译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启迪人们寻求解救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
    严复作为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第一人,已为社会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他所用的“群学”译名和“社会学”原名毕竟稍有所异。“社会学”一词,最早见于谭嗣同的《仁学》。它是由日文转译而来的。在这一时期,有不少从日文翻译的社会学书籍,又多是日本译自西方的社会学论著。它们经过留日归国学人之笔,译介到中国。显然,这同当时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不无关系。
2.社会学的建立时期(1913年-1930年)
社会学传入中国后,1913年教会办上海浸礼学院(后称沪江大学)设立社会学系,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建立。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首先设立社会学系的则数厦门大学,它于1921年增设历史社会学系。到1930年,中国已有16所大学,或设置社会学系,或设立社会学专业。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自办大学,其社会学系多由美籍教师任教。然而,早在1916年留学归国的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社会学课,则开创了本国教授在自办大学讲授社会学的先河。后来陆续有一些中国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孙本文、李景汉、许仕廉、陈达等任课,他们都为这门学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立,催促着社会学译著的问世。在此期间,不但翻译了西方社会学名著,如迪尔凯姆(E. 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和爱尔华(C. A. Ellwood)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1920);而且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丛书与专著,如陶孟和等的《中国农村与都市生活》(1915)和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1918)。同时,社会学的调查,多为在华美国人所做,或由美国人指导中国学生所做,而调查报告用英文发表,例如《北京——一个社会调查》(Gambles & Burgess, 1921)和《中国华南生活》(Daniel Kulp Ⅱ,1925)。
3.社会学的发展时期(1930年-1949年)
1930年,全国性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成立,由当时多产而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1892-1979)任会长。中国社会学社主办的刊物《社会学刊》,也由孙主编。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使社会学的研究,从分散到联合,从一隅到全域,从外主中客到外客中主,这是中国社会学自传入、建立而走向发展与成熟的显著标志。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繁,教学人数增加,学派林立纷呈,表明它在向前发展。中国社会学社自成立到1949年,先后共举行9次学术年会。它的会员在学社成立初期有66名,1943年增加到132名,1947年9月则发展至160名。到1948年,中国49所大学中已有21所设置社会学系,社会学的教师人数为140名,本科生人数约为600名。在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由于师承不同,中国社会学家将欧美社会学各个学派传入中国后,便形成不同的学派。有美国的文化学派、功能学派、人文区位学派,法国的社会调查学派、迪尔凯姆学派,以及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等。
    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中国社会学家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这就是运用外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所写东西援引中国资料,出版论著使用中国文字。如陈达的《人口问题》(1934)、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1935)、李景汉的《中国农村问题》(1937)、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等。还有一批颇具影响的调查报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1)和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3),其中有些著作的英文版本现在仍可以找到。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转向了新的旅程。
在中国社会学1949年以前的发展史上,除已述“经院派”社会学外,还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者。早在1922年,中国创办的上海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由人瞿秋白担任系主任。尔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社会学论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5);调查研究社会问题,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等。他们的主旨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并为社会革命提供依据。
4.社会学的停滞时期(1949年-1979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本应为我国社会学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也应为社会学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现实发展,却不似人们设想的那样平坦。尤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久就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境遇。1952年,国家对高校院系和学科进行调整,撤消了8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招收社会学专业学生。1953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人类学专业也撤消了,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科学殿堂。撤消社会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受到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文法、财经等学科精简合并,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相继被取消。第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社会的思想武器,社会学则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高等院校中不能设立社会学。第三,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不存在那些问题,不需要社会学研究。
    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建议,并开始了筹备工作。但是,随着反右的扩大化,社会学也被当作“散布改良主义、调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受到严厉批判。从此,社会学在中国便全面进入了沉寂状态。
5.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推动下,重建社会学的建议在学术界被重新提了出来。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教授,商讨了要尽快恢复社会学的事宜。1979年3月15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在此次会议上,胡乔木同志公开为社会学“正名”,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宣告成立,由以《江村经济》一书著称的费孝通教授任会长。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中断期的终结与重建期的开始。
二.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开始重建,至今已有23年了。这二十余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最有生机、最为繁荣、发展最快、最有成就的时期。23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学正在成为社会科学总门类中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欢迎的一门学科。
纵览中国社会学重建二十多年来的发展面貌,可以分为队伍建设、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三个方面。
    ㈠ 社会学专业队伍建设
    1.社会学研究机构的设立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建立后,就着手招兵买马,组建社会学所和专业队伍,经过近一年的筹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8日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的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为费孝通,副所长为王康,顾问为赵范。下设社会学理论、科学与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青少年问题共6个研究室。 目前,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等省区外,都在社科院里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有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都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加上各大学和国家有关部门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全国已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所四十多个,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队伍。
    1981年和1982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先后在北京、武汉举办了三次社会学讲习班,聘请美国和香港的社会学家以及国内的学者们来讲课,共有120多人参加听课和学习,为各地培养了社会学研究所和教学的骨干,现在全国各地的社会学所所长,各高校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基本上都是讲习班的成员,大约有一半后来成为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2.高等院校社会学系和专业的设置
   1980年夏天,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成立了我国重建社会学以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南开大学于1980年秋后经教育部同意和研究会、所的支持,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社会学专修班,接着于1982年成立了社会学系并招收了研究生。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也都相继成立了社会学系,华中工学院则突破长期文理分立的模式,建立了高等院校的第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到1998年,全国已有40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和专业,或社会工作系和专业。全国已有20个培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点,5个博士研究生点,还有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在校本科生3000多人,研究生约400人。此外,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成人高校、军事院校、政法院校、工青妇院校、民政院校以及医学院校和体育院校都纷纷设立社会学教研室,或开设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课程。1985年,中国社会学会等单位联合成立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通过函授大学先后培养了约4万名学生。
3.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建立
    与社会学专业队伍的建设同步,社会学学术团体也相继建立。它共有三级:第一级为中国社会学会,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级为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学会。1979年9月19日,上海市社会学会建立,首任会长是著名社会学家曹漫之,这是地方最早成立的社会学会。其下设婚姻家庭、城市、农村、民族、文艺、青年、老龄等若干分支学会。第三级为地区、市、县的社会学研究会。此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也都挂靠在社会学系统里,还有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等,以社会学大系统而言,全国的会员已超过1万人。
㈡ 重要研究领域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时,正值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变迁加速的时候,社会学作为一门关怀现实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毫无疑问地迎来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大好机遇。而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则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一个最重大的课题。在这一主题之下,形成了许多具体的研究领域。
    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一个是社会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集中;第三方面则是社会调查。
1.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的学科,理论都是它的主干和灵魂。社会学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社会学的理论或学说,社会学的发展绝无可能。从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建设社会学的理论,进行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因为这是确立社会学科学性质的前提所在。这一工作的探索最早是由费孝通开始的。198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概论》,这本书是社会学重建以后的第一部大学普通社会学教科书。费孝通受教育部的委托,亲自主持和组织一批社会学工作者集体编写。这些学者都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首期社会学讲习班(1980)的学员,包括杨心恒、丘士杰、刘豪兴、沈关宝、夏学銮、贾春增、周运清、何炳杰。这本书一共14个章节,另有附录一篇,内容涵盖社会学的对象与任务,社会及其发展的条件,人的社会化,初级社会群体,社会组织,阶级与阶层,社会制度,社会控制,社区,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附录则是对社会学的由来及其发展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此书刚一面世,就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几年时间内多次再版,到80年代末,销量已突破30万册以上,成为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社会学教材之一。此后,社会学界在此基础上,继续在社会学的教材编撰上做出不懈的努力。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教程》一书,与之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社会学教程》也是一部颇受好评的社会学教材,由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集体编写,全书共分16章,内容包括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社会及其发展的基础,社会化与个性,社会交往,群体与组织,社会阶级与分层,社会控制,社区,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等。《社会学概论新编》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沙莲香、贾春增主编,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集体编著的。进入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变化以及教学要求的需要,各地、各个大学社会学系相继编写出版了大批关于社会学原理、社会学新编、社会学等一系列教材,为推动社会学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由郑杭生主持,在原《社会学概论新编》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社会学概论新修》。此外,宋林飞的《现代社会学》和杨心恒、宗力的《社会学概论》等,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教材都对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方法以及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述,同时应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吸取国外社会学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东西,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社会学教材编写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发展的景象,促进了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长足前进。
    中国社会学在重视理论建设的同时,对于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并不懈怠。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的学科,方法论及其具体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社会学方法已经形成体系。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应用,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统计、问卷调查、抽样技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参与观察与访谈法等社会学具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和现代性的特征逐渐凸现。熟练掌握社会学的方法,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重点之一。在80年代初期举行的三次社会学讲习班上,社会学方法都是重点讲述的内容。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其中就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著作,这一部分作品占到相关著作的大部分,如袁方主编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杨心恒的《社会调查方法初步》,沈关宝、仇立平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宋林飞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这些书在帮助人们科学认识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性质、作用、掌握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结合中国国情,把握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社会学界的有识之士还积极向国内同仁介绍海外的相关著作。比较有影响的译著有许真翻译、顾晓鸣校对的美国学者D·K·贝利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胡伟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等。在大量出版著作、译著的同时,报纸和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社会学方法的论文也很多,如费孝通《关于调查方法——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等。这些作品都对社会学调查方法提出独特的见解。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发展也日渐成型。
2.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及其贡献
社会学实质上一门应用性的学科。社会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创立社会学及其理论并非偶然,而是当时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法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社会秩序,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由此产生。面对如此剧烈变动的社会,孔德希望可以借着建立“社会物理学”(后来的社会学)来了解社会事实,研究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的变动,寻找到新的社会秩序。不难发现,社会学的这种面对实际生活,探讨人们社会生活的规律,应对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的传统由来已久。
    随着社会学传入中国,这样一种传统也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土壤上扎根成长,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这种传统面对的是中国社会。早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界就有一批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开展各种相关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后,中国社会学的后来者继承和发扬着这一传统,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去,到农村、到工厂、到实践中去,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调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些成果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有效地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推动了社会发展,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扩大了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已下我们分别从六个方面对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和讨论。
    ⑴、家庭婚姻问题研究
家庭婚姻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家庭社会学、家庭婚姻问题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这一方面的研究在社会学恢复不久就得以进行,开展的时间较早,取得的成果也比较突出。在雷洁琼教授的领导和主持下,1983年“中国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开始进行。“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六五重点课题之一,全称是“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研究由中国社会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等机构发起,参加机构包括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等单位,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担任学术领导,目的是在了解掌握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及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城市家庭发展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家庭的最佳模式并预测其未来,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家庭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研究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成都五大城市作为对象,代表了中国北方、东南沿海、西南内陆三大地区,跨越中国腹地,是一项大规模的中国城市家庭比较研究。整个项目共调查4385个家庭和5057名已婚妇女,全部过程采用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调查资料最终通过电子计算机汇总、统计和最初分析,获得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加工和分析的基础上,出版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论文集)、《中国城市的婚姻与家庭》(专著),这些作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城市家庭消费、家庭生育、家庭教育、家庭老年赡养、家庭网络、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的未来等与家庭有关问题。
    在1979年至1989年期间,各种家庭社会学的普及型著作和刊物大量问世,其中,1983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的邓伟志的《家庭问题种种》和刘达临的《家庭社会学漫谈》,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寓家庭社会学知识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之中,通过分析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家庭现象,介绍了有关知识和理论。邓伟志、刘达临在近10年里,撰写了大量普及家庭社会学知识的著作,如邓伟志的《唐前婚姻》、《婚姻史趣话》、《中国家庭的演变》、《家庭的明天》,刘达临的《婚姻社会学》、《家庭管理学》等都有流传。其余的有关家庭刊物,如上海的《现代家庭》、北京的《婚姻与家庭》、广东的《家庭》等,在宣传家庭社会学知识,推动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进行,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变化,为社会与家庭的和谐发展尽一臂之力,中国社会学界在“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的基础上,在1993年开展了“七城市婚姻家庭研究”。调查的城市除了前次的京、沪、宁、蓉四个城市之外,还选取了哈尔滨、广州、兰州等三个城市,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取得了一系列的新成果。这样两次大规模的研究,在中国家庭的婚姻基础、家庭功能、家庭文化、家庭类型等方面做出了有建设性的贡献。
    在研究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的同时,社会学者也积极关注农村婚姻家庭的自身特点。对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1987年开始的全国14省区农村婚姻家庭调查。这一项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联合天津、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北、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四川、贵州等14个省市的社会学者,总计抽取了7258个农村家庭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婚姻情况、择偶条件、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情况、劳动力情况、住房情况、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生产资料拥有量、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关系、时间安排、活动方式、家庭生命周期及子女安排情况、家族及其它一些问题等共15大类404个问题。用丰富的资料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现状。
    在对本土化的婚姻家庭进行研究的同时,社会学者还积极开展国际的对比研究和交流合作,不仅包括理论的对比,还有国际联合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张萍的《日本的婚姻与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年版)是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日本婚姻家庭研究专著,为推动我国的婚姻家庭研究提供了参考。此外,还有中外学者联合发起的中日职业妇女与家庭调查等。
从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是积极的。今天我们不仅有了一批专门的研究人才,还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婚姻家庭的研究必将在新的世纪不断获得新的突破,为中国家庭的幸福美满做出贡献。
⑵、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并不总是协调运行的,如果社会关系或环境失去协调,就会形成社会问题,从而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在这里,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部分或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妨碍社会常态运行的社会现象,它往往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带来困难,为社会的正常运行带来障碍。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社会学历来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并以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建议为己任。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一直非常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长,中国的进步令世界瞩目。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变迁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老人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镇职工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吸毒、卖淫、嫖娼问题,住宅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自杀问题,腐败问题,道德问题,宗教,迷信与宗族势力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如同一颗颗毒瘤,长在中国社会的机体上,严重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它们进行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案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干预社会生活,参与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恢复社会学之后,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凭借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和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积极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人口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种,也是影响其他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质量问题、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问题等。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从社会学恢复以来,就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费孝通在《社会学概论》中提出,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问题。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出现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成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能源匮乏、就业困难等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人口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导致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人口结构老龄化等也随之出现。就我国而言,当前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剩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顺利推行,在经济发达地区,控制生育,“生一个孩子好”已经成为育龄妇女的自觉行为。但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养老模式还没有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农民现有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相对而言同现代化还有差距,所以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还继续存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学者除了关注人口数量问题以外,还注意对人口素质问题、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如周孝正提出的“人口素质逆淘汰”的概念,将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分为“身体素质的逆淘汰”和“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两种,为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此外,还有对因为农村改革引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的研究。80年代末的“民工潮”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成果也大量涌现,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由辜胜阻、简新华主编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一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提出走一条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重的,以建设龙头城镇为主的中国城镇化道路。
    贫困问题也是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党和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更有一部分人利用政策的优势,获得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社会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开始出现,并且不断加剧,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局面因此受到影响。社会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80年代对绝对贫困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不断进步。李强认为应该引入相对贫困研究作为绝对贫困研究的补充,制定我国的相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指标。邹三思则认为,在度量农民生活水平时,应该坚持使用绝对数原则,坚持合理积累的原则和借用恩格尔系数,坚持农民合理消费结构的原则,并且提出收入积累消费度量法。葛延风则指出我国收入差距全面扩大的基本特征,包括不同所有制领域内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分配规则控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地域内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和产业之间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探讨贫困的特征和涵义的同时,社会学者还指出贫困产生的原因并且尝试提出解决的方法。李强认为,社会贫困的原因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寻找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指历史、政策和环境三个方面,但不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内部原因特指贫困者自身的原因,如文化素质低下,劳动技术素质低下,家庭人口多但劳力少,资金缺乏等。内部原因才是贫困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宋复泉的《贫困线下的沉思》,沈红、周黎安、陈胜利的《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等作品,从文化的角度对贫困做出阐释。对于贫困的治理,学者们认为治理脱贫应当是综合的、多层次的。如郭志兴、方兴来提出:倡导联合分散的家庭经济、通过教育根治贫困文化、发展贫困农村社区的保险事业、抑制返贫现象产生等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此外,在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中国社会学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⑶、社区研究
    中国社会学界对社区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中国社区开展研究。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后,社区研究更是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费孝通早期曾根据自己在“江村”(江苏省开弦弓村)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江村经济》这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为了从不同阶段对社会过程进行比较,做出更加科学的推论,社会学恢复不久,费孝通就开始对江村进行追踪研究。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走访江村的时候,明确提出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计划。同年12月,在费孝通的指导下,由京、津、沪、宁等地社会学者组成的调查组来到江村进行调查。以后,这类调查研究不断进行,到1985年,费孝通再次组织江村五十年课题组,对江村半个世纪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取得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由他撰写的《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著作,论证了他所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此后,对江村的研究仍在向纵深发展。1993年出版了沈关宝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苏南农村的工业与社会》,将江村放到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中考察了江村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此外,其他学者也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张雨林的《村社的转型与现代化》、《从苏南一个村庄看社会全面发展问题》,通过一个村庄的调查事实指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还有邹农俭的《迈向现代化的苏南农村》、徐平的《羌村社会》、成汉昌的《中国当代农民文化——百村调查记实》等文章,也对农村社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研究农村社区的同时,社会学者们还重视对小城镇、城市社区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六五重点课题“江苏小城镇研究”,指出了小城镇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前景。此外,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张雨林等主编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何金铭主编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等作品。这些成果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学者在小城镇研究上的思路和看法,探讨了小城镇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乡镇企业的崛起,从更深层次上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各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城市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城市社区的研究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并受到广泛的注意。在城市的类型上,吴缚龙在《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及其特质》一文中,将城市社区分为四类:传统的街坊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并指出不同社区的特征,对于社区建设和城市规划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文军、杜玉华在《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面临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城市当前面对的一些突出问题,通过界定城市问题来达到帮助解决问题的目的。此外,在城市社区建设与规划方面也有许多突出成果。例如对社区文化建设、服务建设、保障建设和邻里建设等的研究,促进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和谐发展。在城市规划方面,张小军在《城市规划的社会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社会学的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⑷.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对现代化的研究首先是对国外现代化研究成果的译介,之后是描述性的介绍,从80年代末开始,描述性的介绍转向了深入的分析,零散的研究转向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急剧增加。从向国外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自身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廓清了现代化的基本概念、概括了现代化的内容、对现代化进行分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条件、特征、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所经历的巨变。以往的现代化研究者从现代化的起源、性质、指标(数量)、历史进程等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定义,使现代化这一概念具有了不同的涵义。近年来,从性质角度对现代化进行定义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主要是将理性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精神,认为科学与技术最有力地表现了理性精神,理性可以作为一种态度、一种视野、一种方法、一种表达。理性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上,工业革命构成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物质基础;政治上,现代化是民主、法制化的过程;社会生活方面,现代化表现为世俗化的过程。虽然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研究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但对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已取得了共识。
    大家也公认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是全面的现代化。有人认为现代化包括了这样十个方面的内容:经济领域全面现代化、民族意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结构优化、组织管理科学化、城市化、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高度文明和高度合理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也有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分三个层次进行说明:工具、技术层次的外层文化变革;制度层次的中层文化变革;价值层次的内层文化变革。
    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有了把握以后,中国学者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分阶段进行了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提法是张琢的“两大阶段,六小阶段”,第一大阶段是1840年到1952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其第一小阶段,是现代化的发轫阶段;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是第二小阶段,现代化进入了制度层和文化层;五四运动到1952年是第三小阶段。1952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有计划的发展阶段。第二大阶段是1952到21世纪中叶。其中第一小阶段是1953年到1978年,是大波动的艰苦创业时期;第二小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协调、稳步发展;第三小阶段是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阶段。
社会学恢复以来,现代化研究形成了五个热点: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现代化的整体性与分层推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迈向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矛盾;“后发展效应”的利与弊。
     对中国极有现实意义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引起了现代化论者们极大的学术兴趣。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由于与“早生内发型”现代化所处的发展环境迥异,将会遇到早生内发型现代化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中,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失范问题,有些学者只讨论“迟发展效应”消极的一面,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努力找出“迟发展效应”中积极的因素,加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试图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传统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源强占、资源和生活资料的高消费实现的,对于后发展的国家来说,仿效既是不可能的,对人类来说也是毁灭性的。现实的、合理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各领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中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亟待加强。首先,必须花大力气加强对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因为只有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才能为分支现代化研究和具体现代化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元理论的研究直接制约着现代化研究的水平。此外,对现代化模式及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也有利于对现代化研究的一般法则和中国现代化特殊规律的把握。
⑸.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是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是同时进行的,国家与社会同时成为社会发展很活跃的力量,中国20年来的社会转型为本土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素材。
    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概念最基本的认识。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增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可以量化为一组反映结构变化的参数进行分析。陆学艺、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是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进行、相互交织;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存在,而城市本身往往成为城乡结合体;城市化主导趋势不是城市向农村辐射,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自身城镇化;由于不可超越的条件限制,中国社会转型时间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社会结构转型的探讨已取得了大量成果。王汉生等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自解放以来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变迁,第一次社会变迁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城乡割据、农民内部均质化、城镇内部的社会分化为特征。第二次社会变迁使社会结构在四个方面进行了重构: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私营企业家群体;出现了一个横跨城乡的以个体工商业者为骨干的小资产阶级;大批农民加入了介于城市工人和纯粹农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城乡二元等级概念开始模糊。中国社会结构总的变迁是,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相对单独的社会开始形成;社会结构的激烈、持续、深刻的分化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关注之处;传统的以行政性整合为特征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转变;国家与单位的关系由总体生存模式向独立生存模式演变;城乡各种身份系列被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取代;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被打破,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
    李路路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与国家干预,但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结构转型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影响资源配置。
    张宛丽则通过社会成员地位获得影响因素从微观角度讨论了社会结构转型,她认为,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主要的资源分配关系。其对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地位获得的结构要素所进行的探讨,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开拓。
     在此基础上,郑杭生对社会转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理论抽象,提出了社会转型的“度”与“势”的概念。“社会转型度”包括转型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概念。“社会转型势”是对社会转型度的更深一步的研究,是进一步探讨转型度的原因,从社会转型不平衡入手,研究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发展趋势。
   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学在1979年以后取得了最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因为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而且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在中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农村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最广泛的、最全面的场所,是社会学最理想的观察、研究前哨。当前的研究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地集合在一起,许多农村的实际工作者从工作需要出发,积极参与了这一学科许多问题的讨论。
    专业学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的探讨包括了农村社会学与普通社会学的关系,农村社会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目标、方法。提出把农民、农村、农业三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应是宏观的、动态的、系统的。
    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现已涉及农村妇女、农村婚姻家庭、农村社区、农村干部、基层组织、小城镇、乡镇企业、家族宗族、农民分层、农民流动、农民素质、农民观念、农村消费、农村贫困、村民自治、村庄重建、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礼仪、农村社会的整合与分化等领域,甚至敏感的农村宗教问题也有涉及。虽然各个方向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但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基本框架已臻完善。
    对农民的分层研究于1983年首次被提出,在90年代农村分化已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分层研究掀起了几个高潮。探讨了农民分层的标准,农民分化的原因、特点、意义并预测了今后进一步分化的趋势。陆学艺1989年著文将农民分为8个层次,对农民分层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近他又结合这10来年农村分化中出现的新现象加以总结,对农民分层问题做了新的补充与完善。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为农民的分化提供了前提;第二阶段发展乡村工业,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民迅速分化,农村社会角色增加、原有角色内涵发生变化、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分化尚属量变阶段。有学者对农村的这种分化用工业化和集体化建构了4种类型:高集体化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工业化、高工业化低集体化、高工业化高集体化;也有人从权力分割与商品经济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入手,将农村的分化分成另外4种类型:集中的同质社会、集中的异质社会、分权的同质社会、分权的异质社会。同时,在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农村社会整合的手段、层次、复杂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经济手段在整合中的作用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民自主经营,兼业经营、专业经营,流动自由度大大增加,这不仅直接造成了农民的分化,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文化,农民的心理、观念和行为。社会对农民的教化作用加强,致富能人的示范冲击了安土重迁、与世无争、重农轻商、靠力气吃饭等许多传统观念,自我意识、冒险精神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快提高,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发生变化,农村的风俗越发简化,农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除了征税与计划生育,政府、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控制逐渐松懈,双方关系逐渐松散,农民对基层政权态度也变得比较冷漠。同时,对于农民干部、农村精英、村民自治、宗族家族势力恢复等的研究与对农村政权问题的探讨相互纠结在一起,问题的复杂化也使研究水平上了更高的层次。
随着农民生活的日益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衣食住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消费研究发现,农民的“盖房热”始终是消费的热点与重点,而健康娱乐和文化智力投资则明显没有受到重视。
     20多年来,农村青年的择偶标准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的特点是由重视身份、家庭住址的便利性,转变为重视个人的能力,聘礼的重要性降低,婚礼程序也大为简化。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婚姻的流动性也增大了,异地联姻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通婚圈扩大。同时,农村妇女经济地位、家庭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呈现出更加平等的新特点。
所有这些“三农”问题的研究都是在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体现了农村社会学所承担的任务:比较中国农村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寻找适合不同区域发展的理想模式,分析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探索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准确把握农民心态,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农村政策,探讨处于变革之中的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3、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人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问题、解释与预测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的方法之一,在社会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事实上,中国社会学界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之后,社会学界在社会调查方面的努力也丝毫不曾放松。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中,这样一个富有时代和历史意义的社会变迁为社会学者研究社会提供了大量详实的资料。面对这些丰富的社会学研究素材,社会学者们试图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对之进行探索,在这其中,既有结合具体课题而作的调查,也有专门记述整个社会变迁历史的调查。
     从1982年起,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和领导对于江苏小城镇的调查和研究,课题组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了关于小城镇的区位、人口、劳动力、乡镇企业、经济、社会状况等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成为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同年,在雷洁琼教授的主持下,《五城市婚姻家庭研究》开始进行,在调查中首次使用了问卷调查这种社会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对调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运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且建立了数据库。这些数据和资料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作用,为从事婚姻家庭研究的学者提供有效的参考。198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组织社会学工作者和政府机关的干部共同实施了对天津城区1000户不同类型的居民的调查。调查也采用了问卷的方法,主要了解日常居民生活中的问题及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和建议,并根据调查结果写出报告。天津市政府十分满意调查得到的合理化建议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采纳。此后这项调查在天津每年实施一次,每次都补充上新的内容,也都有新的收获,积累的资料和数据的丰富性可想而知。除了这些较大型的社会调查之外,各地的社会学者还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入手,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在多个方面得到了许多资料,并且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极具价值的文章。
    为了了解国情,1988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被列为“七五”(后又列入“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并具体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开始了专门的国情、社情调查。这项调查历时十一年之久,从1988年4月延续到1999年4月,前后共有3000多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9个县(市)从解放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情况,进行了综合的调查,同时通过抽样,对相应县(市)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报告,对这些地区40多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乃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作了全面的描述。并且从1991年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报告,共出了105本县(市)情报告,合计字数4000多万字。这些资料对认识我国国情具有特殊的意义,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国情,是研究现代中国的重要资料。
    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并在原来的问卷调查基础上,不断拓宽社会调查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如口述社会史的调查,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帮助自己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当前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将社会学同社会生活、社会学同实际运用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㈢ 主要学术成果
20几年来,我国社会学界在译介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著作和调查报告,使社会学从一个开始还鲜为人知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关注和欢迎的社会科学。这应归公于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工作,他们利用社会学关注生活、贴近现实的特长,深入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出和发表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或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材料;或为人们解惑释疑,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增长社会知识;或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参照,开拓其研究视野和领域。据统计,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立项的研究课题,自六五规划开始,到1999年,共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320个。加上教委系统、社科院系统和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资助的课题总数在1000个以上。这些课题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九五规划和近几年立项的还正在进行,已经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发表。
    20多年来,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社会学专业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社会调查在8000篇以上,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著、译著、文集在1500本以上,而且表现出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发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前,每年发表的社会学专业论文只有100多篇,出版的专著只有10来本。近几年,每年在各类报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调查研究报告上千篇,公开出版的社会学专著在150本以上,有些还成为畅销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作为学术研究中调查报告与专题论文载体的社会学专业刊物,目前较有影响的有《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社会》(原《社会学杂志》)等。
《社会》(原《社会学杂志》)是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一本社会学专业刊物,1981年10月创刊,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最早公开发行的社会学刊物,创刊20年来,已逐步形成本刊的风格,注重追踪时代发展的潮流,透视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其刊发的文章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受到社会和读者的欢迎。
    《社会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性刊物,其前身为《社会学通讯》(内部发行),1986年1月20日开始向国内外正式发行。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主要学术刊物,至今已出版了82期,发表了1000多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其中多数是这十多年来社会学科学研究的重要优秀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动向。
     此外,北京市社会学会主办发行的《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均较偏重于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探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1982年社会学所编译室内部出版的《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现为《国外社会学》),则着重译介和评论西方、原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学的学术成果和最新动态,为推动我国社会学界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 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总结与展望
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经过了传入、建立、发展、停滞和重建五个时期,是坎坷而又曲折的。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学已经逐渐脱离了最初的起步阶段,向着更成熟的阶段迈进。进入新的千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推动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重大的实践问题,于是一批新的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被提了出来。
   ㈠ 入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要跨入经济全球化的阵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经济方面,甚至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比经济更加深远,包括体制、政府行政、司法、社会公平等等。
    借WTO的“外力”推动中国改革是目前学术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国内已经积累了若干体制改革难点,而且目前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不足,如果只靠国内“自己改自己”(厉以宁,2000),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环境促进,很难突破目前改革的瓶颈。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可能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政治决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反腐败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入世等于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体制改革(季卫东,2000)。
    但是加入WTO也可能极大地增加社会的风险。首先是人才的外流,不仅指流向国外,也指国内外资公司对优秀人才的吸引。有学者认为“加入WTO的最大危机恐怕是来自于人才的危机,这使在人才竞争中我们更处下风”(刘伟,2000)。其次是失业率增高。就业位置的多少与产业的兴衰有直接关系。韩德强指出,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从“入世”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大众,随着众多的生产单位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他很可能会失去工作。失业的人是谈不上消费的。因此,他主张在加入WTO的时候寻求保护自己的弱势产业(韩德强,2000)。
㈡ 消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伴随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人和机构的陆续进入中国,也或快或慢地被中国的民众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其接受的程度,是以同外部世界的接近程度为正比的,也就是说,消费主义正从沿海向内地、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以至农村、从有钱有闲的阶层向普通的工薪大众乃至农村人口蔓延开去(黄平,1995)。
与一般意义上的“高消费”不同,消费主义的消费目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服务价值,而是它的符号象征意义,特别是当它与风格、地位、品味以及身份相联系时,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并驱使各色各类的人们永远处于“欲购情结”之中(陈昕、黄平,2000)。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途径基本上不是靠自上而下的代际传承,而是依靠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和促销形式推销给(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知不觉中强加给)大众的。同时,传递的代际顺序也已经颠倒过来,由年轻者传给年长者,新一代传给老一代。城市中儿童食品的消费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城市家庭儿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已经达到70%左右(景军,2000),在食品选择方面,儿童的权力和知识往往超过他们的父母(郭于华,1998;景军,2000)。农村的变化尽管比城市缓慢,但是在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外出的地方,文化的主流迅速向年轻人倾斜,并且被年长者认可。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将他们从城市里学来的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带回内地的家乡,改变了家乡的文化结构和地位结构。
㈢ 城镇贫困问题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以前,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农村进行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变化和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社会成员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使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日趋上升。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发展因素、改革因素和政策因素,而许欣欣则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变化的主要因素予以揭示。她指出:伴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外从业者群体的成长,中国城镇居民中越来越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从业人员降级为低收入群体成员(许欣欣,1999)。从贫困人口的构成上看,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的城镇新贫困人口正呈强劲上升势头;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另外,城乡间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也已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的高度集中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参与,从而阻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从深层次上说,中国居民对收入分配方面的不满,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对公共财富占有不平等的抱怨。因此,有学者提出:平等与社会公平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许欣欣,1999)。
㈣ 互联网研究的新动向
因特网(Internet),从最先为美国政府拥有的、为冷战而发展起来的小计算机网络,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信息资源网络。据统计资料显示,到1998年2月,全世界因特网用户已达1.13亿人;而中国的网络用户到1997年10月为62万人,占人口总数不到0.05%,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特网被视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使跨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李展,2000)。
     就传播技术和社会化而言,“网络交往”成为一种全新的事物。“因特网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相互影响的空间:在这里,可以建立社会联系、构建共同的世界和检验可供选择的身份”(U. 霍夫曼,1998)。
    社会学家们对网络社会结构及功能的探讨,都直接指向了高科技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问题,即在“人造的自然”和“虚拟社会”中,人的主体价值怎样体现?个体与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杨宜音、陈午晴、徐冰(1999)在一项关于“互联网络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对网络用户的类别、自我及其呈现、虚拟群体及虚拟身份进行了经验研究与初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因特网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与现实社会所不同的空间,人们可以更加开放地进行自我呈现,并且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建构和塑造自我;其内容,既有按照现实规范表现自己的狭义内容,又有突破现实禁忌的更广义的自我呈现内容。他们在研究了倍受人们关注的网络人“虚拟身份”及其特性后提出,在互联网上呈现虚拟身份的原因和条件在于,由于交往的间接性(不是面对面地交往)和匿名性(接受信息方不知道发送信息方的真实和全面的情况),网民在自我表露或自我呈现时,可以利用社会期望系统,重新构建个人期望系统,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行为规范。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个人信息的流失而受到意外的伤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体验其他角色的行为逻辑、情感交流方式和从他人的反馈信息中获得新的体验等等。虚拟身份的获得是一个“成为我自己”(becoming myself)的自我认定(self identity)过程;其自我选择的特性非常突出,是自我建构的,“网民自己就是自己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杨宜音等,1999)。虚拟身份虽然能够给予网民们前所未有的释放个性的广阔空间,但是专家指出,由匿名性引起的责任扩散,会激起群体规范的失效和组织秩序的混乱。
    互联网究竟会给人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何等程度的影响,研究者们已经从初期关注其在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而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文化、制度,甚至哲学层面(黄铬坚,2000)。
㈤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测定
在近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了。但是,社会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和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测定方法。例如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分配体制的差异和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职业和收入作为各种社会分层量表的主要指标,其解释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制约,因此要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就需要发展出一些特定的手段和指标。就理论方面而言,不论是从社会结构预定的假设出发,还是从个人地位自致的假设出发,都会对实际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具体研究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深化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现实向中国社会学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这种理论与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将会有助于提高社会学在解释职业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的地位,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作出应有的贡献。
㈥ 科层组织与市场网络的关系
科层组织和市场网络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经典社会学家在论证科层组织的效率取向的时候,同时也注意到了它的官僚化的一面以及作为其效率代价的非人格化特征。市场越来越被社会学家视为“嵌入于”社会网络并受社会网络制约的一种交易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科层组织与市场网络各自的适用边界究竟在哪里?或者,二者之间是否有明确的边界?如何解释网络化体系的新型企业组织和具有组织体系的市场网络?这些问题都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㈦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的测定
继有别于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又产生了。与人力资本理论更注重个人层面的内容极为不同的是,社会资本被定义为某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测定,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网理论与方法的形成。由此引发的意义在于:对以往的非定量性质的社会因素进行量化研究的努力,似乎是在设立一种不封闭的方程(李培林,2001)。正因为如此,它也预示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将会取得某种突破性进展的希望。
四. 结 语
回顾过去的历程,展望未来的发展,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社会学具有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广阔的应用天地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1840年以后,国门被打开,力图改变现状、富民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将社会学引入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重建社会学。处于世纪之交的今天,全球化的趋势对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面对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以及个人与社会等基本关系。在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体制改革的同时,社会公平、社会福利乃至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又不时地提醒我们要超越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去追求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均衡。社会学者应当对现实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从专业的视角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实现中国几代人的现代化之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雅彬,1987,《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 韩明汉,1987,《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89,《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94,《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96,《中国社会学年鉴》,(1993~1995),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2000,《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裴长洪、刘迎秋主编,2001,《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阎鹏,1990,《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学研究》第6期。
9.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2000,《’99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展望》,《社会学研究》第2期。
10.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2001,《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进展状况及热点难点问题》,《社会学研究》第2期。
11. 郑杭生、李迎生,2000,《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shi/2008-12-13/6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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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葫芦 +50 飞花辞树 2015-1-3 11:15 加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