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官祖 历代帝王师

《论语》对中国人类学、民俗学有没有影响？虽然人类学、民俗学的称谓仅仅一百年左右，但其自从产生两千多年以来，事实上在相关或类似的领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究竟有多大？并影响在哪些方面？有必要在今天引起高度重视吗？

下面是我6年前学习《论语》的一点心得，希望得到各位方家、老师、朋友的批评指导。在此，我首先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天下文官祖   历代帝王师

——《论语》其实是关于培养政治家的一本书

内容提要：

以往对《论语》一书的精髓的认识，多偏重于“仁”与“礼”的争执中。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论语》一书的精髓其实在“为政”二字上。“为政”是孔子一生的最高愿望，也是毕其一生为之奋斗不已的终极关怀。孔子兴办教育，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为政”理想，培养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他倡导的“仁”、“礼”、“道”、“君子”、“学”等思想都是为了塑造完美的政治家而立的“言”。总之，《论语》一书包含的内容尽管很丰富，但其主要还是关于培养“为政者”自觉进行个人修养、积极进取、主动入世、参政议政、自强不息，在“与闻国政”之前，就先具备健全又雄强的人格品质，争取尽最大可能有所大作为的一部书。

关键词：孔子  圣人之忧   为政理想   政治家

   历史的时针已推进到二十一世纪了，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对东南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至对世界的影响，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事实。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已基本形成，受其影响而出现的经济奇迹已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关注。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孔子，孔学已成了全世界的孔学。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宣言中响亮地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为此，对《论语》的精髓进行再认识，深入挖掘其合理内核，尽点绵薄之力，使广大读者能够更为准确地认清《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笔者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论语》一书是孔子关于“为政”实践的思想结晶。这一结晶既涵盖了孔子个人为政实践的思想，也浓缩了历史上自孔子之前及其同期的一切伟大政治家为政实践的思想。其内容全集中在培养“为政者”的健全又雄强的人格品质，如何强化自身修养，积极进取，主动入世，参政议政，争取尽最大可能有所大作为这一中心点上。

   何新著《孔子论人生》第382页：

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掠盗。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必不及此。”孔子闻之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子产之卒也，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孔子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根据何新先生考证，这年孔子刚9岁。从这里可看出，在幼小的孔子思想里已有天才的关于对“为政”的轮廓性思维。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从小就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演习丧礼及祭祀之礼仪作为游戏。十五岁始发奋自学，十七岁时已在乡邻间以至国内很有名气。十八岁结婚，十九岁生长子。从此孔子就极力想从政——“为政”。然而那时的从政，必须要从贵族阶层中产生。尽管孔子在17岁起就做出了惊人的壮举，当母亲去世后，他得知父亲为鲁国的贵族，他是因父母的野合诞生的，是私生子，竟大胆地去找到并掘开了已过逝14年的父亲的坟墓，把父母合葬在一起。此事在当地乃至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确认了孔子自己贵族后裔的身份。这种勇气和魄力即使放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充满着现代化思想的诸位先生身上也未必具备。

   我们欣赏孔子当时的勇气和魄力。然而等级森严的那个年代并未真正认可孔子的贵族身份，他们并不给孔子从政的机会。这就迫使孔子刚进入三十岁就踏上了培养合格政治家的道路，并引起了鲁国大夫孟釐子的注意，在其临终时“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三十而立”既指孔子在三十岁时确立了完整的礼学，又指孔子在三十岁时才开始能够成熟地把握住自己。树立礼学是他的手段，而通过礼学来“为政”才是他的目的。可以说孔子树立礼学是其企图达到“为政”目的所采取的策略而已。孔子所提出的“仁”正是其“为政”企图要达到的一种境界。但是他在五十岁以前一直未得到鲁国及其它国家的重用。到五十六岁，他才“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露喜色。”并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贯；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然而昏聩腐败的鲁国当权者并不能使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完全施展出其政治才能，孔子也才只好离开依恋不舍的故国，去周游列国了。游了十四年还是没有一个国家能重用他，虽然他的弟子们已分散在各个国家任重职，并颇有成效。最后他到古稀之年落魄地回到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回到鲁国三年就去世了。

   纵观孔子一生是企图为政，并渴望有所大作为的一生。“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第十三》）就是孔子“为政”雄心大志的真实写照。然而“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当时没有孔子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机会。《易经》乾卦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就正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君子”。当他的“为政”理想不能付诸实践时，他就会通过办教育来传播自己的“为政”理想。孔子的办教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礼乐缺有间”的现实逼出来的。他提出的“君子”观正是对一切“为政”者的人格素养的统一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如何才能做到“文质彬彬”？对此，孔子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以“六艺”为辅，以“学”“礼”“道”“君子”等系列思想为主，其中：“学”是手段，“仁”、“道”、“知”、“礼”是“学”的内容，也是实现“君子”之目的的必然途径。一言一蔽之，孔子的“君子”“学”“仁”“道”“礼”等思想都是为了塑造完善的政治家而立的“言”。只要这几个方面都有教养，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那么“为政”就才能有所大作为，“其为东周乎”。这一意图从《论语》频繁出现次数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前几个关键词中也能分析出来。请看：

   一、“君子”一词共出现过104次。最具代表性的有两语，其一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其二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诸！’”（《宪问第十四》）；  

   二、“学”出现过67次（含《学而第一》中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第一》）；

   三、“仁”出现过107次，最具代表性的是“孝悌者，仁之本与！”（《学而第一》）；

   四、“道”共出现了88次；

   五、“礼”出现了73次，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第一》）；

   六、“政”共出现了44次（含《为政第二》中的“政”）（另外间接论及政的约有22处，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第一》)，最具代表性的有两语，其一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其二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第十二》）；

   从上述的索引可以看出，仁与君子出现次数最多。比较一下，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联系是很紧密的。更重要的是“君子”一词在《论语》一书中是贯彻始终的。从第一章至第二十章里每一章都有“君子”一词。而“仁”就不是这样，如第二、第十、第十一、第十六这四章中就未提到“仁”，而且在其它几章中出现得较集中，主要出现在第四章（18次，含标题１次）、第五章(10次)、第六章(13次)、第十二章（13次）。并且在一篇中集中出现的现象也很多，其中在一篇中出现过３次以上的篇目共有14篇，它们分别是第四章的第２、第６篇，第五章的第８、第19篇，第六章的第22、23、30篇，第七章的第30篇，第十二章的第１、第３、第22篇，第十四章的第16篇，第十五章的第９、第33篇（篇次以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白话四书》为据）。通观《论语》全书就会发现，上述六个重点词所表述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请看“君子”与“学”的关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第六》）与“仁”的关系“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第十四》）与“义”的关系“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第十五》）与“礼乐”的关系“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进第十一》）与“道”的关系“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十九》）与“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第十七》）与“政”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君子”主要是指个体的修身，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它不是仅指普通百姓和读书人，并且还包括国家的首脑，如“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诸”（《宪问第十五》）。加强每个个体的自身修养，是《论语》中贯穿始终又再三强调的核心命题。对此，《论语》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樊迟请学稼”一节内容，能充分说明孔子为推行“为政”理想而兴办教育所表现出的一片苦心孤诣。原文如此：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孔子开办的是一所政治大学，就如当今世界各国所办的军事院校并不设农业、园艺科目一样，“学稼”、“为圃”之术，并未列入孔子的教学计划。“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小人”一说，并非就指现在道德意义上的小人。按照孔子在礼学上的建树，是不会用辱骂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的。它并不排除“小人”即“小子”之意。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这样说：“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道，樊须这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樊迟恰恰是这七十七名“异能之士”之一，孔子说樊迟是“小人”，不但不是贬称，恰恰是爱称。可是多少年来有许多学者却依此片言只语简单地评说孔子是“鄙视‘学稼’、‘为圃’，看不起劳动人民”（见现中学语文教材对《论语》的说明），这与其说是对孔子教育理想的误解，还不如说是对孔子教育理想的无知。要知道孔子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来自社会最低层，孔子本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怎么能说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术有专攻，人生追求应该是有类别的。正因此，在孔子与樊迟对话结束后，才有如下议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焉用稼！”《孟子腾文公章句上》中也有类此的妙论：“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尧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由此可看出“圣人之忧”与俗子之忧是有区别的。孔子办教育是为了培养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培养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孔子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希图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个个拥有雄才大略，个个都能有所大作为，个个都能成为贤才君子。

正因此，后人才称赞他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萧统评价《论语》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也是针对此义而发的。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这一说法未必绝对正确，但他从“治天下”的角度去读《论语》，确也读出了该书“为政”谋略价值的韵味。对此，明清文化史上的大家张岱有更为精粹地阐述：“夫子论政多矣，详于告哀公。子思采入《中庸》，以见夫子无舜之遇，无武之功，无周之权，而其天下国家之作用无不备足，则尧舜以来之统，所以归之夫子也。”（《四书遇·中庸·问政章》）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长篇小说《孔子》中这样写道：“孔子整天想的是怎样使这个乱世尽可能变得好一些，尽可能减少世人的不幸。”当代《诗经》研究专家袁长江在《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中说：

既然学是为将来做官，不是去做诗人，也不是去做“教授”，那么“乐语”中的“兴”便不是讲诗的艺术特征，而是学习“兴”的另一种意义，即用诗的方法。……

为了更好地赋引，周代还专门把学习诗的应用做为一门课程列入太学的课程表。而处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了把自己创办的私学与贵族学校接轨，也把用诗作为弟子的必修课。学诗用诗是当时最时尚的风气。……

《论语》中孔子只说“诗可以兴”并没有说“诗可以比”，《周礼·大司乐》规定国子所学，也只有兴而没有比，可见先秦贵族子弟入学，学诗之兴，是为了将来从政的需要，而孔子总结春秋时代上层社会用诗现状，要弟子学习诗之兴，也是为使孔门教育与当时的贵族教育接轨，因为孔子的教育目的也是要使弟子将来被“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而不是把弟子培养成乐工。

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为政”的根源所在。“为政”是孔子一生的最高愿望，也是其一生为之奋斗不已的终极关怀。虽然他的愿望最终也未实现。孔子毕竟不是一个结党营私、玩弄权术的政客，而是能够跨越历史长河、跨越历史时空的政治家，在其报国无门、“为政”愿望不能实现之时，多次遭受权臣谗言诬毁，志不得伸，但从不怨天尤人，又敞开教育大门，倾注毕生精力开展培养“为政”者的教育活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奠定了中华民族千世万代永不中断的文化基业，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博大、仁爱、坚强、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孔子把人的品格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到高峰，使之有所大作为。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他使世界上许多杰出的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政治伦理学家显得相形见绌。他的“为政”以及培养“为政”者，完全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推行他的“为政”理想。在《论语》中有对这一理想深刻而又形象化地描述，《子路·第十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必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皙的回答和夫子的感叹，正反映出了孔子的“为政”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渴望普天下人民安居乐业的凝重表情。这正如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所说：“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着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式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观的那个理想。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正如清朝诗人写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论语别裁·性天风月》）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吾与点也”的思想正反映了孔子关于为政思想的最高境界。这一最高境界，孔子虽然未曾达到过，但见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就产生了“使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物价，男女都能分路行走，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捡拾，四方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不必向有司求情送礼，都有给予接待和照顾，直到他们满意而归（原文见前面的引语）”这样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就可以推知，如果让孔子“与闻国政三年”，就一定会达到这一最高境界的。要知道孔子“与闻国政三月”之时的鲁国是非常混乱和腐败的，其社会政治环境非常恶劣。举凡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有这样治理能力的奇才还是非常少的。虽然他的“男女都能分路行走”之做法我们今天不敢苟同。可历史老人当时并未给孔子提供较长时间施展政治抱负及才能的舞台。在孔子看来，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并不是为政的最高境界，换成现在的话来说，为政的最高境界不仅是物质生活达到了富裕，关键是全民族的精神生活也要达到富裕，达到人格品位上的高尚、自由、独立、和畅。而曾点的观点正表达出了这一境界，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正是《论语》一书的实质所在，精髓所在。这一理想在《礼记·礼运》中有更精确的阐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根据元代注释者陈皓判断“非夫子之言也”，但因为此书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所编，它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将是无疑的。仅107字却含有很丰富的理念，它从政治、人际及国际关系、社会理想、社会治安等方面具体而全面地构画出了大同世界的风貌。里面包含着公正、和平、博爱、人道、平等、公有等理念，而以“天下为公”为其最高追求。也就是说，孔子为政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这种思想感情与天下为私的专制政治绝对相反，这也是孔子当年“求仁”“为政”遭受四处碰壁的根源所在。但除公有思想曾引起争议之外，其余思想即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现代化的，也无一不是人类共同向往的目标。因此从汉代开始孔子的思想又受到广泛地注意和传播。其引起孙中山先生的特别注意，原因亦在此。特别是“选贤任能”正是当今世界政治运作的核心主题，“讲信修睦”也是当今人际及国际关系、特别是世界贸易关系中的重心问题。

《论语》被誉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品非常正确，但其与后世认定的儒家思想又有不同。事实上《论语》的思想非常丰富，在那里可以找到后世许许多多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金融家、军事家、宗教家、文学艺术家、商贾等成功的脉络线索。而后世认定的“儒家思想”当他成为一种“教派”的时候，由于过分地强调，就很容易变得狭隘和程式化甚至极端化了。汉以后的“儒家思想”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儒家思想”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笔者最近看到2004年10月27日《参考消息》载道：中国朝着科技大国迈进的速度将取决于研究人员如何做到三件事：将“关系”转化成知情人的投资，将聪明才智的海外移民吸引回国，将儒家思想束之高阁。从这里可看出，“儒家思想”似乎成了中国朝着科技大国迈进的绊脚石、拦路虎。这也许是具有局限性的儒家思想给当代人的表象上的观感。其实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误解，更是对《论语》的误解。根据李约瑟介绍，中国的科技在宋代以前（包括宋代）一直遥遥走在世界之先。而在此之前或同期，儒家思想特别是《论语》照样是影响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这说明儒家思想还是有许多先进的一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孔子思想的高度重视，都说明了孔子所具有的恒久的魅力。此后科技的不发展，原因是很多的，不能完全给儒家思想责怪上，更不能给《论语》责怪上。我们对孔子及其学子汇编的《论语》与汉以后形成的儒家思想甚至儒教应当区别对待。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坚持孔学的朝代就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可以使人民比较温饱，因而变成有教化的民族。反之其政府就会变得专断、强横、霸道、黑暗，其社会就会变得自私、野蛮、混乱、贫穷。正因此，当社会的经济达到一定高度时，往往对孔子的依赖性就会显得日益强大。这也是近几十年来亚洲各国孔学研究日盛，西方部分国家希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找出解决自身精神危机的妙策的根源所在。孔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遗之千年更有用的法宝。笔者坚信《论语》一书对于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