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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仕珍: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在民间
    添加人:边缘人 时间:2011-12-15 08:37:44 已有 1114 人点击, 2 人评论
    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在民间 时间:2010-12-15 来源:未知 作者:朱仕珍 点击:次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实质意义,决不是把民族民间文化的资料以及从事工具保存在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档案馆或图书馆里,也不是把它保存在少数研究人员或爱好者的私人书房里。民族民间文化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它离开了民间就像鱼离开了水。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实质意义应是把民族民间文化活鲜鲜地保护在民间,让它在民间长期不断地传承下去,这才算达到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真正保护。   几十年来,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民族民间文化已处于断代时期甚至有些已经消亡。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卷”的搜集工作中,我们发现饱含传统道德观念的民俗礼仪已完全断代。其表现是:从事民俗礼仪活动的传人均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不仅不敢再把民俗礼仪往下传,而且连供传承用的手抄本资料都被焚烧了。在民间文学普查中,民俗礼仪传人不愿意向采风人员口述。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普查工作人员费尽口舌、反复开导的情况下,才搜集到了几十万字的资料,但民俗礼仪活动在民间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民间文学论坛》主编刘锡诚先生在成都参加四川省民间文学普查工作会议时,他提出在普查工作中要重视对民俗礼仪歌谣的搜集。这时,巴中县(今巴州区)文化馆的同志将自己编辑的《巴山民俗歌谣选》送给他看后,他说:“巴中文化馆的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今天才开始布置的工作,他们已把书稿都编好准备出版发行了,大家应向他们学习”。1988年,该书出版后在川东北发行高达4万册。过去从事民俗礼仪活动的传人,看到这些民俗礼仪资料的书已由国家出版部门公开出版发行,说明从事民俗礼仪活动是正当的了,不会再受批判了。从此以后,民俗礼仪活动在有了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开始在民间复活,而且逐渐活跃起来。1994年,我们又出版了《丧葬礼仪歌谣选》,将明朝时期在川东北普遍采用的、以宣扬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出堂三献”和“对灵三献”仪式及该仪式中吟诵的诗歌、赞语、吉利、祝词等有关的资料统统选入书中。退休的部分中、小学教师成了传统丧葬礼仪活动的主要传承人。接着,我们又出版了《工匠民俗歌谣—一吉利专集》,民间的土、石、木、知客事、赞礼生、押礼先生、春官等各类匠人几乎人手一册。今天,巴中民间建房基本上是按传统的“看宅下基,架板筑墙,上梁立柱,开门扫坝,祭祀新房”等一系列仪式顺序进行的。源于唐代的春官,现在只有巴中市巴州区枣林乡和南江正直才有了。每年小阳春后有近百名春官深入川北、陕南民间说春。   人们所讲的巴山民歌,实际上就是川东北民歌。而川东北民歌又主要集中在今巴中市的通(江)、南(江)、巴(州)。50年代,达县地区文工团赫玉霞赴莫斯科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唱并获金奖的《豆芽儿葱蒜叶》是通江民歌;央视、川台常用的《我是巴山背二哥》是大巴山区最有特色的民歌;弦律悠美的薅秧歌在通、南、巴、平(昌)普遍流传,但最美的薅秧歌还是巴州区鼎山镇12村罗家弟演唱的《薅秧要薅米筛花》、《山歌唱起口杀 好听》等;中国民歌卷中选编的湖北利川民歌《盼红军》,实为达县地区文工团杨先国、张君独50年代在南江搜集到的儿童民歌《盼红军》,当时达县地区文工团缺乏童声民歌演唱人员,故又改变歌词内容为女声独唱民歌,央视多次播放。此歌曲弦律、乐汇在巴中民歌中十分普遍,而在利川民歌中再也找不到另一首民歌的弦律、乐汇与它相似的了,内行一看就知道它是来自四川的“移民”。   可是,这些悠美、动听的巴中民歌早已处于濒危之期,老歌篓子大都离开人世,在年青人中能唱民歌的根本无有。鼎山罗家弟演唱的薅秧歌已在巴中失传。只有巴州区文化馆的研究人员还保留了他活着时演唱的录音磁带。为了让巴中民歌重新在巴山农村传唱起来,根据“保护民俗礼仪于民间”的实践经验,2003年,巴中市的民俗学家们启动了《把民歌还原给民间》的保护工程。首先编辑附典谱的《巴中民歌》,并对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歌词入选数百首。将已去世的山歌篓子演唱得较好的各类名歌的录音,按演唱环境、歌词的内容配画面、打字幕,制成清唱光盘。另一类民歌由专家亲口教青年民歌手唱,在保证演唱风格的前提下,再配伴奏,并加入实景画面,制作成光盘,再与《巴中民歌》图书一并发售到农村。年青人就可以学习到传统民歌的演唱风格,让传统的巴中民歌重新活跃在巴中民间。如:男女对唱《莫要在我身上想办法》    男:河里涨水沙浪沙,妹过跳蹬儿眼发花;    你是哪家的小大姐,要不要我来把你拉?    女:对门哥哥你莫来拉,我是蜜峰扑过的花;    我已开花结过果,莫要在我身上想办法!   像类似的情调高雅、生活味浓、词曲悠美的巴中民歌,再配上伴奏,老百姓十分喜爱,很快就会被农村青年人接受,有的还搬上了舞台。   老百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主人,民族民间文化的真正传人。只有唤起全国人民群众珍惜民族民间文化的情怀,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可能达到对文化遗产的真正有效保护。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主要是保护传人,传人又传给谁呢?下一代人。为此,对中小学生等下一代人要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文化母乳教育,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基因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丢失,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民族精神等等都将会丢失,这个民族就将是没有凝聚力的一盘散沙。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珍惜自已民族的文化基因,留住了这个文化基因,就留住了我们民族的美好传统和精神财富,而且更是为了我们民族的美好未来! http://www.bzqzf.gov.cn/zjbz/wenhua/2010/1215/199.html
  • 《吉尔伽美什》的失而复得
    添加人:边缘人 时间:2012-04-07 16:06:57 已有 529 人点击, 0 人评论
    《吉尔伽美什》的失而复得 -------------------------------------------------------------------------------- 人民政协网 2012-03-31 20:52:25 李庆本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纪元前,这一地区先后主要经历了苏美尔城邦时代、巴比伦帝国时代、亚述帝国时代以及波斯帝国时代。作为古巴比伦最古老的长篇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雏形就产生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时代……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纪元前,这一地区先后主要经历了苏美尔城邦时代、巴比伦帝国时代、亚述帝国时代以及波斯帝国时代。作为古巴比伦最古老的长篇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雏形就产生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时代,到了巴比伦帝国时代,这部史诗经巴比伦人的加工逐步成形,并用巴比伦语记录下来。公元前7世纪,又出现了用亚述语楔形文字刻写的《吉尔伽美什》。   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据《苏美尔王表》,他是苏美尔人所创建的乌鲁克城邦第一王朝第五位国王,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至2600年之间。乌鲁克,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今伊拉克境内。   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被刻画成拥有着三分之二为神,三分之一为人的英雄。在史诗的上半部中,他武艺超群,却不顾人民疾苦。乌鲁克的贵族纷纷向天神申诉。大神阿鲁鲁仿照吉尔伽美什,创造了一个能敌得过他的英雄恩启都。可没想到,经过一番打斗之后,两英雄反而成为知己。后来两英雄一起讨伐并战胜了森林神兽芬巴巴。胜利后的吉尔伽美什英姿勃发……不久,恩启都便一病不起,衰弱而死。   史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写吉尔伽美什为探索人生奥秘而进行长途旅行。跨越了漫长的旅途,历经了种种的磨难,吉尔伽美什终于见到了乌特纳庇什提牟,并得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获得永生的灵草。在归途中,蛇趁他洗澡之时吃掉了灵草。失去了永生奥秘的吉尔伽美什不停地悲叹,他乞求神灵让他能跟恩启都的灵魂相见……   这部史诗塑造了一个具有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的英雄,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力图探寻自然法则和生死奥秘,以及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理想。它也告诉我们,哪怕最伟大和最勇敢的英雄,也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死亡。   更加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部史诗中的阿鲁鲁造人、大洪水、乌特纳庇什提牟之船、蛇等情节竟然与《圣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说明早在《圣经》之前的若干年,这些内容就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了。   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却在地底下沉睡了2400多年,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重见天日,并为世人所知。那么,它是如何沉入地下,又是如何再现于世的呢?   时间倒推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的两河流域处于亚述帝国伟大君主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年~前627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并继续执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几经征伐,到公元前639年,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亚述巴尼拔还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宫内建立了一所大型图书馆。他派遣僧侣和书吏到各地收集苏美尔-巴比伦文献,所收泥板文献达2.5万块以上。这些泥板文献中,既有各种宗教经典﹑文学作品﹑天文观测记录﹑医学原典﹑数学﹑化学﹑植物学及其他科学著作,也有历史文献﹑条约﹑法律﹑命令﹑书信﹑王室的经济报表﹑房屋和沟渠建筑的报告,还有语法著作,词典以及类似百科全书的著作。《吉尔伽美什》也被收藏其中。为了让后世永远记住他,亚述巴尼拔还在许多泥板书上刻上他的名字,有的还注明是他亲自修订的。泥版文书上往往还刻有“宇宙之王、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的字样。   但是亚述帝国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因而是不稳定的。亚述巴尼拔死后,曾连续4次反抗亚述的巴比伦迦勒底人联合位于伊朗高原的米底人进攻亚述,于公元前612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灭亡,《吉尔伽美什》连同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大量泥板也一起沉入地下。   1845年,英国青年外交官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大使那里获得500英镑的资助,来到摩苏尔城以南20多公里的小村开始了他的地下发掘工作。随后他将发掘的面积扩大到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一个名叫库匀基克(Kuyunj i k)的地方,而这个地点被证实就是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在那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的人面带翼牛身塑像被当地的酋长指认为是诺亚面临洪水时诅咒的偶像。雷亚德虽然因此而出名,却并没有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继续挖掘所必需的费用。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对于毫无商业价值的古代文物并不感兴趣。1848年回国的那段时间,雷亚德接受好朋友的建议,将他的考古发掘工作写成一本书,并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他发掘的文物的价值。这本名为《尼尼微及其遗迹》的书一经出版,便被销售一空。雷亚德成了公众眼中的中东问题专家。   1853年雷亚德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无法继续考古工作。他的朋友和助手霍姆兹德·拉塞姆(Hormuzd Rassam)接受大英博物馆的委托,回到他的故乡摩苏尔,在雷亚德过去发掘的遗址上继续考古发掘工作。经过数个月的发掘后,拉塞姆终于在库匀基克的废墟北边发现了亚述巴尼拔的王宫,里面的艺术品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他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废墟中发现了2.5万块泥板。这正是亚述巴比拔当年从各地所收藏的各种泥板文献。每块泥板上都有标志﹐标明它收藏的地方。泥板存放在许多陶罐之中﹐按不同主题放置在不同的收藏室。在收藏室的门口和附近的墙壁上还标有泥板的目录。从一部分作为目录的泥板磨损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这些泥板曾被频繁查阅过。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吉尔伽美什》这部伟大史诗作品的发现。当时,这部作品被用亚述语楔形文字分别刻写在12块泥板上,虽然破损严重,但大体情节清楚,全诗约3000行。   至此,被埋藏在地底下达2465年之久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终于重见天日。
  • 女娲补天,专家要逆天
    添加人:绝地苍狼 时间:2012-06-12 09:42:52 已有 530 人点击, 2 人评论
  • 冯兵:《周礼》影响朱熹礼治思想
    添加人:边缘人 时间:2013-10-30 14:45:26 已有 110 人点击, 0 人评论
    《周礼》影响朱熹礼治思想 2013年10月28日 12: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516期 作者:冯兵 浏览: 18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大构成部分,和王安石一样,其礼治思想与实践都深受《周礼》的影响。 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大构成部分,和王安石一样,其礼治思想与实践都深受《周礼》的影响。 朱熹主张以经学治世,认为士大夫精通经学义理的目的不仅在于修身,更在于“变化风俗”与“安人、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他认为孟子论今乐古乐的关键,在于与民同乐。而“与民同乐”乃王道政治的一种表现,是乐之“大者”,为学者所必须深入了解的根本。故而乐之“明其声音节奏”、礼之“修缉礼书”都只是学者之“一事”,只是经义的细微浅表之处,唯其体国经野、治世安民之道才是“源本”。为此,朱熹一再强调礼乐在国家政策颁行方面的可操作性。朱熹曾总结当时的士大夫、庶民之家“礼有不合者五”,其中第一条就是当时所共承用的《政和五礼》没能及时有效地得到传布和实施。他要求州县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参酌社会俗礼加以简化,并刻版印行,每年正月在市井村落张贴,让庶民尽人皆知。《周礼》中《天官》与《地官》均说,从周历正月初一开始,应连续十天由太宰和大司徒分别向诸侯国及王畿内的采邑宣布治典与教法,而主要方式就是将之形成文字挂在象魏上以供民众观看。可见朱熹的观点既受《周礼》的启发,又结合当时社会制度与风俗人情的实际作了变通。 事实上,朱熹的许多具体施政主张都源于《周礼》,其荒政思想也是如此。《周礼·地官》中的荒政思想,包括了国家放贷、蠲缓租税徭役、采取降低各种礼仪标准等节约方式,以及祈神禳灾、严禁盗贼等灾后补救措施。此外,还有“移民通财”和“平粜”法。“移民”即指将灾民移往谷多价贱之地;“通财”,贾公彦疏释曰:“输谷谓之通财”,意谓将米谷输往无法迁移的灾民处。至于“平粜”,则如贾公彦所说,乃“均万民之食,减取多者,以周给其急困者”。而其根本就是保障粮食调度和颁授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既保证赈灾需要,又不伤害耕稼者的积极性。 《周礼》中的荒政措施及其观念体系对朱熹荒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譬如其主张的“蠲阁、赈恤”,免苛捐杂税,恩威并行,维护灾区治安等措施,就和《周礼》中的“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除盗贼”十分近似,不过因时代的不同,朱熹作出了较大程度的更革损益。 朱熹政治实践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他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所推行的“朱子社仓法”。“社仓”之名虽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得到完善与推广却是朱熹的功劳。而朱熹的社仓法远继《周礼》,近承王安石的青苗法。王安石曾针对宋神宗“患陕西财用不足”之事,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开始推行青苗法,其初衷是改善国家财政和减省农民的疾苦,有其积极的一面,然其本质仍是为朝廷敛财,加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常常所用非人,最终失败。 到了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遇到特大水灾,以致第二年春夏交替时节民众无以为食。此时朱熹正赋闲于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为了赈灾,知县诸葛廷瑞委托朱熹和当地士绅刘如愚向富家大户劝募余粮,然后以平价卖给灾民渡饥荒。同时朱熹亦上书建宁知府徐嚞,请求发放常平仓存粮以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最终得到建宁府借粟600斛。经过此番努力,灾民“遂无饥乱以死”,获劫后余生。同年冬天,灾民积极还贷,开耀乡如数归还所借之粟。后自乾道五年起,每借贷一次,收息二分。乾道七年,朱熹遂在取得建宁府的允许并“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的支持之后,正式建起了“五夫社仓”。经过摸索和总结实践经验,朱熹又详细拟订了《社仓事目》,并于淳熙八年(1181)呈请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开始在全国推广。 王安石的青苗法主要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散发青苗钱粮,发放低息贷款,以防止大家富豪乘机进行高利贷盘剥。作为一种平日备灾备荒的农业财政措施,青苗法的本意无疑是积极的,但由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力政策,并受到了世家大族的抵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多与地方民情不合,最终事与愿违。相比之下,朱熹的社仓法由于主要是民办,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而且每一社仓覆盖范围较小,参与管理者又多为地方开明官绅,受地方豪族势力阻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颇便于管理,推行起来较为顺畅。事实上,这种依靠仓储备荒的政策设计早在《周礼·地官》中就已出现。如其对“遗人”之职的规定:“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所谓“委积”,据江永、孙诒让的观点,主要指谷物,亦兼指薪柴、草料。即将其足国用而有余的部分储存起来,以备施惠和接待宾客。“邦”、“乡里”、“门关”、“郊里”、“野鄙”、“县都”均有“委积”,说明商周时期这一制度可能已很普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主要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其青苗法的创立与《周礼》中的上述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朱熹所建之社仓则大致相当于其中的“乡里之委积”,不过是“民办官督”,而其最终的指导思想也是源于《周礼》。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 对民间文学类非遗数字化采集的一些理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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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盂兰盆节”中被形象化的中国目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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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写书评?
    添加人:徐凤 时间:2013-11-26 16:48:14 已有 191 人点击, 0 人评论
  • 国家社科基金鉴定优秀成果推介
    添加人:徐凤 时间:2013-12-21 16:07:01 已有 191 人点击, 0 人评论
  • 关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
    添加人:徐凤 时间:2013-12-21 16:28:40 已有 195 人点击, 0 人评论
    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