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关系的,我从小就很习惯在北方的冬天里。

(旧文)汉历东传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8-12 11:16:12 / 个人分类:东亚的时间

 

 

汉历东传

——中国岁时文化日本的影响(一)

刘晓峰

 

 

        套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中国古代岁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一话题并不仅仅是过去时的,同时还是现在进行时的。我注意中国古代岁时对日本的影响,就是从一碗菜粥开始的。

        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件事。记得那一年元旦刚过没有几天,应邀到京都宇治的一位朋友家下围棋。午间日本朋友的妈妈端出来的,是两碟小咸菜和一碗味道有点特别的菜粥。第二天翻开《京都新闻》,半版的贺春广告下,赫然载着有名的京都西院春日神社昨天以七草粥接待访客的消息。才想起来昨天正是七日。按照中国古代的老习惯,一进正月里,鸡一狗二猪三羊四牛五马六人七,一月七日正该是人日。这一天在中国古代有戴“人胜”食“宝羹”的习俗。所谓 “人胜”是指用纸剪成人形,贴于室内。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此日鬼鸟夜出摄人,剪一些纸人贴上,鬼鸟慌慌张张飞进来,不辩真假摄个把纸人去也不打紧。所谓“宝羹”,按照《荆楚岁时记》的说法,是以七种菜为羹,俗传食之可以添生气、祛百病。想一下一月七日那日本老婆婆和春日神社以七草粥接待访客,用的原来还是中国人的老礼儿。

        许多中国古代的岁时文化,就这样在今天仍然保留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说到岁时,先要谈及历法。因为通常岁时节日是系附于历法上的,两者的关系很象是皮与毛的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中国古代历法对日本的影响。

        上古的日本人在历法方面的拥有怎样的知识呢?成书于日本平安时期(794年-1185年)的《古语拾遗》讲到:“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因为没有文字,日本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只能借助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在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可以想定是不存在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历法的。通常认为,日本上古所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晋书•倭人传》称之“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梁书•倭传》称之“俗不知正岁”。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法传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翻开《隋书》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日本已经“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了。

        历法在古代是高度的科学和文明的象征之一。《日本书纪》记载,在钦明天皇14年(553年)6月曾遣使百济,敕书中提及以前派遣来的历博士已经到期,要求派遣替代的人。同一敕书中还提到请百济送“卜书、历书、种种药物”。由百济派遣历博士到日本的制度成于何时,史无明文,不得而知。日本何时开始接受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也仍然是一个谜。到钦明天皇15年(554年),又记载百济向日本派遣了“历博士固德王保孙”,但是否送去了“卜书、历书、种种药物”,则没有具体的记载。从后来百济僧人观勒挟历本赴日的记载反推,大概没有送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时,朝鲜半岛正是连年征战的三国时代,百济在文化上采取积极协助日本吸收大陆文化的政策,与其在军事上有求于日本不无关联。从上述史料中也可以看到,日本是非常渴望得到大陆高度发达的历法和其他先进文化的。

        明确记载历法传入日本的记载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日本推古天皇10年(602年)。这一年,百济僧人观勒给日本带去了历本,日本朝廷还选派了阳胡史主玉陈跟随观勒学习历法。从名字上看,阳胡史主玉陈很可能也是从大陆去日本的移民或移民的后代。《政事要略•御奏历》条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小治田天皇即推古天皇,也就是说,在公元604年,日本终于正式采用了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

        然而,百济僧人观勒带给日本的历本,并不是当时隋朝使用的历法。当时百济所使用的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1800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藤田一正尝试着用元嘉历推算推古12年(604年)到持统5年(691年)的干支,发现两者尽相符合,由是我们知道,这88年间日本所使用的就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

        这种情况到了持统天皇6年(692年)才有了改变。唐王朝的历法正式在日本登场了。《日本书纪》记载,持统天皇6年,“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对这一条史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先行元嘉历,后行仪凤历。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损益两者而兼用之。我个人倾向于后者。这种两历参用的状况持续了六年。从日本文武天皇2年始,日本统一使用仪凤历,直到天平宝字7年,计66年。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并无仪凤历之名。依据专家的研究,仪凤历即唐高宗麟德2年(665年)制定的麟德历。公元676年,唐高宗改元仪凤,3年后公元679年又改元调露。有人推测唐历很可能是仪凤年间传到新罗的,所以被称为仪凤历。后来又由新罗再传而入日本的。假如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麟德历传入日本就还是再传。

        公元735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由唐返日,带回了唐朝最新的历法——大衍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历法第一次直接传入日本。吉备真备博学多才,对天文历算之学很下过一些工夫。日本的《江谈抄》有一则有趣的记载,说吉备真备在唐朝曾读懂过密宗僧人宝志出示的隐文谶纬诗“野马台诗”。野马台是日本的古称,诗中的“丹水流尽后,天命在三公。百王流毕竭,犬猿称英雄”据说预示日本历史未来的发展。而室  幕府权倾一时的将军足利义满因为属狗,曾对这“犬猿称英雄”极感兴趣。《江谈抄》关于吉备真备的记载当然是后人伪托,但从中可以看出,吉备真备在日本是被看成能预知过去将来的人物。他因博学而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普遍的尊敬。

        大衍历在天平宝字8年(764年)正式被启用。到了光仁天皇宝龟11年(780年),遣唐使录事羽栗臣翼归日,又带回了郭献之制定的五纪历,从日本文德天皇天安2年(858年)开始,五纪历与大衍历并用了四年,后被废止。

        日本清河天皇贞观元年(859年),渤海大使马孝慎贡上“大唐新用经”的宣明历,贞观4年(862年)这一历法在日本获得颁行。此后823年,日本一直使用宣明历。宣明历之所以能这样长时间被使用,是因为这一历法在日本颁行后不久,日本与唐朝的来往就断绝了。而那以后日本长时期并没有权威的精于历算能自己编撰历法的学者。进入幕府时代后,朝廷大权已经旁落,编撰历法和改历的条件就更不具备了。宣明历到日本灵元天皇贞享元年(1684年)才被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编撰的贞享历所取代。

        从推古年间采用元嘉历到贞享改历,日本先后采用过中国的元嘉、麟德、大衍、五纪、宣明等五种历法,史称“汉历五传”。而贞享改历后,尽管日本又经历过宝历、宽政、天保等三次改历,但一直延续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采用西洋的太阳历为止,这些由江户的日本学者编撰的新历法大多仍然以中国的阴阳历历法为基础。中国的阴阳历历法在日本被采用,为中国古代岁时文化影响日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重要的岁时节日——诸如岁尾追傩、一月一日正月节、二月的释奠、三月的上巳节、五月的端午节、七月的乞巧节、九月的重阳节等等得以传入日本,都与历法的东传有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把话题仍然拉回到开篇的那一碗菜粥。那碗粥让我想起了“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因为很多象七草粥这样古老的岁时活动在中国都业已失传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可是,我又多少觉得这七草粥有点错了时令。唐人戴叔伦有诗写人日,其中有这么几句:“独献菜羹怜应节,遍传金胜喜逢人。烟添柳色看犹浅,鸟踏梅花落已频”。和这七草粥相应的,本该是枝落梅花、柳含新绿的新春季节。说来农历的春节还远在二月,而当时正是京都最冷的日子。礼是老礼儿,却又和中国的历法、也和日本的四季变化大有相违。这正有如三伏天穿棉袄,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这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人换用西洋历法后把传统的岁时习俗直接嫁接到西洋历法上。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采用西洋的太阳历。为了配合改历,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学者福田理宣等还分别撰写过《改历辩》、《太阳历俗解》等著作。在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也采用了西洋的太阳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风土季节相应的农历仍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保持有强大的生命力。要说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元旦和春节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就够了。中国人说过新年,没有人会理解为是过元旦。但是,日本人却是说变就变。今天日本人的新年已经基本上与元旦合二而一,迎接新年的各种活动——包括一年最初的贺岁、最初的拜神(日本语叫 “初诣”)等等都已经从旧历新年移到了元旦来。1996年讲谈社出版的《日本大岁时记》中,春节被称为“旧正月”,根据这本大岁时记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在今天的日本,只有与大海的潮水涨落关系比较大的鱼村和东北地区及一些山村,仍然有人过旧正月,这其中很多还是过了新正月(元旦)再过旧正月的。更引人注意的是,过旧正月的地方有日渐减少的倾向。《日本大岁时记》最后还特别强调说,人们过旧正月,不仅仅因为它是节日,而且因为旧正月这个词本身带给人们一种对过去的美好的怀念。

        采用西洋历法后发生在中日两国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进行讨论。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历法这一岁时文化的基础上去找寻原因。

        从汉历五传开始直到明治改历为止,中国古代的历法一直影响日本。但是,和历法相关的各种科学知识却并没有为日本人彻底掌握。在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度中,也曾经模仿中国唐朝的太史局、大卜署等制度文化而设置了名为“阴阳寮”的机构。但在规模上,与历法直接相关的只有十一个人(历博士一人,职掌为造历和教习历生;历生十人,职掌为修习历法),与天文相关的也只有十一个人(天文博士一人,职掌为侯天文气色,有异则密封奏上;天文生十人,职掌为修习侯天文气色),此外还有职掌漏刻的博士二人,看守漏刻的守辰丁二十人。依靠这样少的人力想全面掌握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当然是绝无可能的。在制度方面,古代日本也设置了名为“御奏历”的每年十一月上奏新历的制度。但可以想见这也只是近于摆设的形式而已。到了平安中期,日本更进入了学术世袭的时代。掌管天文道和历道的加茂保宪和掌管天文道的安部晴明分别把知识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天文道和历道由是成了加茂和安倍两家的世袭职务。不仅从学者日稀,而且教者轻易不肯传教。天文道和历道就这样成了一种近于秘术的知识。其科学的方面日少,迷信的内容日增。有关时、日、月、岁的吉凶以至方角的吉凶的具注历却非常发达且广受欢迎。平城天皇大同二年(807年),曾诏废具注历,但三年后嵯峨天皇弘仁元年(810年)即依公卿奏请而恢复。另一方面,从延喜元年(901年)起,或奏日食不食,或所奏时辰不当,历法本身因为缺少发展,破绽日多。到日本贞享改历为止,唐朝的宣明历共用了823年,所生之差多达二日,日食月食误算,大小闺月误算成了茶饭事。可以说,古代日本在长时期接受中国历法的表象下,并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的相应的深层文化以为依托。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传到日本的是器的部分而不是道的部分。既然是器,在有了更好更新的器后,就难免被弃置不用。前面提及现在在日本仍然过旧正月的,多是鱼村和山村。究其原因,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历法反映的星月物候和渔民与大海的潮水涨落、农民与四季的循环往复关系密切使然。

        将正月习俗移向元旦这一现象不是单一的。今天日本的女儿节(三月三日)、男儿节(五月五日)、重阳节(九月九日)等都是西洋历的三月三号、五月五号和九月九号。常说中国和日本,一个守旧,一个善变,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断然把新年改到元旦的日本,生活中却顽固地保留着人日食七草粥的古俗。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京都宇治的朋友家喝到的,却是生平第一碗七草粥。谁个保守,谁个善变,于是又成了一笔糊涂帐。

        古人写人日的诗,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隋人薛道衡的一首:“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逢节思亲,古今一理。戴叔伦诗中那应节的“独献菜羹”,想来也是用七种草作成的。那味道和我在京都宇治喝到的是否相同,不得而知。然而新岁降临之际,借此结一个吉祥的缘分,却正象读起“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样的诗句,会让人想起故乡,想起久别的亲人一样,这份心情在中国、在日本,却都是相通的。

 


TAG: 东亚 节日 历法 日本 时间

耕田书童 引用 删除 耕田书童   /   2016-08-20 23:15:11
5
天曳 引用 删除 天曳   /   2009-08-26 09:54:51
学习。
雅俗簃——叶涛的博客 引用 删除 叶涛   /   2009-08-12 14:36:47
好文章。
这种细活需要更多像晓峰兄这样的人去做。
跨文化交流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也常常挂在我们的嘴边,这次在德国才对跨文化交流之难有较深的体会。
从细微处去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去探究交流的血脉,这种角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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