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期武庙的性质和关王庙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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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时期武庙的性质和关王庙的变迁

  沈胜求1,韩 玲2(译)

  (1.韩国体育大学教养学部,韩国首尔 05541;2.大邱大学人文学院,

  韩国庆尚北道庆山 38453)

  摘 要:关王庙最初的建立是在朝鲜壬辰倭乱时期,起初是应明朝大将的要求修建而成。后来,关王庙逐渐由首都汉城扩散至全国各地。关羽作为胜利的化身,受到崇拜信仰源于明朝。当时,将士们企盼关羽能够保佑自己在战场上胜利凯旋。后来,关王庙成为朝鲜帝王教育大臣对国家尽忠职守、对国王忠孝节义的必需的政治场所。因而李氏朝鲜祭拜关羽的祭礼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关键词:关王庙;关羽;武庙;壬辰倭乱

  中图分类号:B933.312;K893.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6)04-0003-1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6.04.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朝鲜壬辰倭乱之后修建关王庙是当时李氏朝鲜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此时朝鲜作为文治主义国家去修建武庙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武庙通常用来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但在壬辰倭乱之前,李氏朝鲜所说的武庙仅指用来供奉姜太公的祠堂,又被称为“武成庙”。但实际上在李氏朝鲜前期,仅有修建武成庙的提议①。后来在壬辰倭乱之后,武庙成了供奉蜀汉将领关羽的祠堂,而人们更常用“关王庙”或“关庙”来形容武庙。在壬辰倭乱中,应被派遣到朝鲜的明朝将领的要求,朝鲜修建了第一座关王庙。之后,关王庙的数量在汉城及全国各地都有所增长②。

  在当时崇尚文治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武庙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文庙。尽管如此,诸多帝王仍不断地修建并拜祭关王庙的事实,对注重性理学、名分论的李氏朝鲜后期来讲,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壬辰倭乱之后,国家主持兴建关帝庙,并进行小型的祭祀活动。民间也逐渐形成了关王信仰,一直流传至今。

收稿日期:2015-06-01

作者简介:沈胜求(1960-),男,韩国首尔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文化原型,仪礼,科举,武术史,民俗

参见:《世宗实录》(以下简称《世》)51,十三年三月辛巳.姜太公不仅是兵家始祖,而且还文武双全.在李氏朝鲜前期,为了推崇文武双全的人才,因而姜太公开始受到了瞩目.当时,文学先圣孔子仍然受到尊崇,相对来说,关羽虽然被誉为蜀汉两国的忠诚楷模,但他作为大臣的态度,则受到了谴责.

参考后文之表1.壬辰倭乱期间修建了第一座关王庙,之后增建关王庙的努力一直延续到高宗时期,从汉城到江华岛等地,关王庙遍布全国各地. 19世纪末大韩帝国时期,关王庙被称为关帝庙”.

结果,壬辰倭乱之后兴建的关王庙在李氏朝鲜后期不仅成为治理国家所必需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成为发展民间信仰必不可缺的传统文化。尽管如此,有关关王庙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一般都是简单考证上代如何建立关王庙的,而对其后变化和性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本论文针对李氏朝鲜后期的武庙,通过对关王庙的修建和祭祀过程的考证,旨在研究和探讨当时社会的政治变化和性质。

  一、武庙的修建背景

  (一)中国武庙的修建和发展

  武庙原指姜太公的庙,即“太公庙”或者“武成庙”。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627 - 741年),姜太公被视为兵家始祖,在他钓鱼的磻溪(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兴建了姜太公祠(《大唐郊祀录》第10卷“武成王庙”条)。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在两京设立了齐太公庙,后来被废弃了一段时间。开元十九年(731年)在两京及全国各地都修建了齐太公庙(《通典》第53卷“礼典•太公庙”条)。这时,武庙开始在春秋两季配享张良,并和文武科举人士举行乡饮酒礼活动,十名武将按照文庙第十哲的礼节饮酒进餐。在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鉴于安史之乱的教训,朝廷提倡武德和贞节精神,便把太公视为武成王去推崇。这依照的是玄宗尊崇孔子为文宣王的实例[1]。后来在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又重新确定了武庙十哲,收了72个弟子[①]。

  武庙的不断增建可以说是国家注重“武学”的结果。具有强大统治权力的唐朝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好国家,把原本模糊不清的文武体制严格划分了界线,官僚体制被分成了文班职和武班职。其中,为了有效抵御不断入侵的外来势力,702年首次推行了武科举考试的方案[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武庙的修建是唐朝积极鼓励武臣的有利证据。因而供奉姜太公的武成王庙成了中国武庙的雏形。

  但在贞元四年(788年),随着文武分离论的提出和认可,认为武庙和文庙是不可并立的。从文武庙的祭礼来看,孔子祭礼遵循的是王家礼节,而太公虽被封为武成王,但仍以祭祀诸侯的礼节进行祭祀。这表明了当时姜太公和孔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观点。这种思想氛围一直延续到宋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认为姜太公是周朝的大臣,故改封为诸侯,但不允许以王的身份去祭拜,最后还取消了“武成王”的称号,并废除了旧武庙(《明太祖实录》第183卷“洪武二十年七月”条),把太公移到诸王庙去供奉。这些举措虽然遵循了国家区分文庙和武庙的理念,但也造成了文武双全人才的严重流失。实际上明朝在建国之后,主要崇尚儒教,并以儒教治国,否定重视兵力的武庙。明朝力图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达到国家安定,因而抑制武力的发展,认为积极发展文治才是当务之急。废除武庙成了首要任务,武庙的废置与否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亡盛衰。结果导致在明代,武成王庙被废除,由关羽庙取代其地位而成了新的武庙。

  蜀汉豪杰关羽在其生前已被封为“汉寿亭侯”,但从何时起人们开始祭拜关羽,并修建关羽庙,还没有详细的记载。在唐建中三年(782年),关羽作为武成王庙的侍臣被祭拜过,到了宋代才有了关羽独立的祠堂。宋徽宗在崇宁元年(1102年),赐予关羽“忠惠公”的谥号。由此可知,宋朝把关羽和政治结合起来,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策。后来,宋朝的历代皇帝也不断地给关羽加官进爵。大观二年(1108年)关羽被加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被加封为“义勇武安王”,身份从“侯”升到了“公”,又升到了“王”;淳熙十四年(1187年)又得到了“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的称号[②]。结果使关羽信仰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北方的辽国和金国联手攻打宋国,宋朝政府为了得到百姓的支持和国家的安定,就把关羽封为护国神,祈求关羽的保佑便成了宋国增强斗志的一种方法[③]。

  之后,统一中国的元朝也推崇关羽信仰,利用关羽去教化汉族。崇尚关羽成了没落的王宗贵族和集权势力所必需的政治手段。宋朝给关羽的谥号为“义勇武安英济王”,到了元朝又加上了“显圣”,被称为“显圣义勇武安英济王”[3]342。

  推翻元朝的明朝也崇尚关羽信仰,也利用关羽信仰治理国家。明太祖在建国之后,封关羽为“寿亭侯”,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关羽庙,以此提高关羽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李氏朝鲜认为朱元璋在建国之时,调动了神兵予以相助[④]。但之后的几代皇帝都没有对关王庙采取特别的措施,只是在嘉靖十年(1531年)才改称关羽为“汉寿亭侯”而已。直到壬辰倭乱时期,明朝派遣援军到朝鲜,才重新对关羽有了重视。此时,也正是《三国志演义》广为人知的时期,因而人们对“战神”关羽的神化更加肯定。壬辰倭乱事发两年以后,关羽庙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改称为“关帝庙”。这时,关羽的身份已经上升到“帝”。后金的建立,使明朝受到了威胁,因而崇尚关羽的社会风气就更加浓烈。结果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封关羽为“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3]343。

  崇拜关羽思想一直延续到清代,实际上关羽信仰最活跃的时期就是清代。清朝灭掉明朝之后,在燕京设立了关帝庙。咸丰六年(1866年)关帝庙升格为中型祭祀。后来,关帝庙又从国家祭祀升格为和文庙等同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地又增建了很多关帝庙。当时,仅北京就有116处。因慈禧太后喜欢京剧《三国志》,故封关羽为“忠诚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3]343。

  中国人习惯称关羽为“关老爷”“关菩萨”,称关帝庙为“老爷庙”。关羽信仰从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其一,关羽是忠勇义烈的英雄,执政者认为把他供奉成武神来护国保民理所应当,祭祀关羽都在关帝庙举行。其二,把关羽视为财神祭拜,这主要是民间的崇拜信仰[⑤]。关羽之所以从义气、忠诚的化身到财神的代表,是因为他具有这种多样性,才吸引了更多中国人。中国人尤其喜欢把关羽作为财神去供奉。关羽在中国的这两种形象和在韩国尊崇关王庙的原因是一致的[4]。

  (二)朝鲜初期修建武庙的起因

  和中国有所区别的是,韩国对武庙的崇尚思想起源于李氏朝鲜时期。有关武庙的最早记录是1412年(朝鲜太宗十二年),供奉给太宗的书籍中有一本《武成王庙赞》,当时太宗命令把这本书保管在忠州史库的春秋馆里(《太宗实录》第24卷,十二年八月己未。下文简称该书为《太》)。太宗有可能参考此书,以《武成王庙赞》为依据去修建武庙。通过太宗十四年(1414年)的记录也可以推测这种可能性。

  王说:“不能偏重文和武的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废除文和武。国家只祭拜孔子而不祭拜武成王到底是为什么呢?”刑曹参谋权遇回答说:“先儒认为:‘孔子是万世之师,如果以同样的待遇祭祀太公,恐怕太公神灵真的存在的话,会自行惭愧的。’”(《太》第28卷,十四年七月壬午)

  从以上记录中可以发现,崇尚文武平衡发展的太宗对不祭祀武成王庙的事实持有疑问。但是,由于孔子是万世之师,不祭祀武成王是当时士大夫们普遍的看法。总之,李氏朝鲜建国之后,武庙指的就是武成王庙。

  当时,儒学教育机关“汉城成均馆”及在全国各乡校内都祭祀孔子。因此认为武庙应建在武学教育机关里。当时,属于十学之一的武学是在训练馆里进行教育的(《太》第12卷,六年十一月辛未)。李氏朝鲜时期,除了儒学外,其它学问的教育都是在相关官府里负责进行的。当时的武学训练馆虽然不像成均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是这种训练馆逐渐被人们看作是武学机关[⑥]。

  李氏朝鲜建立后,首次提出修建武庙在世宗十三年(1431年)。当时司直朴芽生提议根据中国武庙图在训练馆北侧修建武庙。司直朴芽生上书说:“祖上三代一直都重视文学和武学,股肱之臣以政丞[⑦]治内,以将帅治外,治理天下纯然不杂。三代以下文武一同发展,和文臣一起治国,和武臣一起理兵,由来已久,故文武缺一不可。孔子继承圣贤,开创儒家学派,授之天下,自古至今各国都修建文庙祭祀。吕望作为武侯发挥才能,解救百姓,让百姓安心劳作,过上安逸的生活,从乱世中找回正道,其功劳显赫,并给后人留下了精髓的文章。过去圣君修建武庙祭拜吕望,但到了后代只崇尚文学,武庙很快就被废置了,这不能说尽到了文武之道。太宗为上天所赐的圣人,即位不到几年,国家就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并恢复武科举考试,选拔武科人才,发展武学。臣把得到的武庙图供奉给太宗,希望能在训练馆北侧修建武庙,保管旗帜的地方也迁到武庙旁边,允许武科举人参加祭祀,国家必会文武双全……”(《世》第51卷,十三年三月辛巳)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汉城的成均馆及全国各地均设有供奉孔子的文庙,从而促使孔子很快成为文人的师表。据此,主张在训练馆内设立武庙进行祭祀、将旗帜保管场所迁入训练馆等,是以借鉴文庙为根据,希望吕望能成为武人师表的一系列举措。这个主张很快被接受,结果在训练所内修建了武庙,并随之产生了积极培训武科学者的意见。

  当时文臣们以中国北宋的司马温公提出的反对修建武成王庙的事实为依据,反对武臣的这种主张。原因在于修建文庙、祭祀孔子不仅是为了“文学”,同时留下伟大思想的圣人孔子还是诸多帝王的导师。而且朝鲜王朝在发展“武学”的基础上,努力研究经书,是不把文武一分为二的证明(《世》第51卷,十三年三月辛巳)。若再修建供奉姜太公的武庙,孔子自然就会成为“文学”的代表,这样既不符合文武一体的思想,又使孔子和姜太公处于等同的地位。

  后在世祖二年,由集贤殿直提学梁诚之再次提出修建武成王庙的主张。“集贤殿直提学梁诚之上书提议修建武成王庙。文武之道是天经地纬的,不能偏重一方面而导致另一方面退失。唐肃宗封太公为武成王,修建庙宇进行祭祀,和文宣王以同等身份供奉起来,在他们身后还树立了六十四位历代良将。我们东方上至国学,下至州郡都祭祀先圣,但武成王没有祠宇,只给四位旗神祭祀,这不是阙典吗?现在的训练馆就是宋朝的武学场所,请求把旗所(保管旗帜的地方)搬到训练馆里,修建祠宇,祭祀和配食按照文庙的规定,并让新罗的金庾信、高句丽的乙支文德、高丽的庾黔弼、姜邯赞、杨规、尹瓘、赵衷、金就砺、金庆孙、朴犀、金方庆、安祐、金得培、李方实、崔瑩、郑地和本朝的河敬复、崔闺德一起祭祀。”(《世祖实录》第3卷,二年三月丁酉)

  如以上记录,梁诚之认为武成庙应该设在训练馆内,祭礼和配食按照文庙即可,提议对金庾信、乙支文德、庾黔弼、姜邯赞、杨规、尹瓘、赵衷、金就砺、金庆孙、朴犀、金方庆、安祐、金得培、李方实、崔瑩、郑地、河敬复、崔闺德等18位进行祭祀。世祖接受了梁诚之的建议,决定修建武成王庙。但实际上武成王庙并没有建成。这个事实可从成宗说世祖决定修建武成王庙,但没来得及实行的记录里得到证实(《成宗实录》第4卷,元年四月癸亥)。

  成宗即位之后,和院相[⑧]们一起商讨遵照世祖遗诏修建武庙的事宜,并下令承政院检讨过去的制度(《成宗实录》第4卷,元年四月癸亥)。成宗力求以“文武帝王长久之道”为思想基础去治理国家,可见成宗本人也有修建武成王庙之意。正值当时明朝使臣出访朝鲜,成宗便向他们询问了有关中国武成王庙的制度(《成宗实录》第5卷,一年五月壬辰)。当时在中国,包括武成王在内的历代帝王之庙,只是祭祀,没有单独的庙宇。院相们认为武成王扬名于一时的权谋术数,和万世师表孔子不能相提并论,因而反对武庙的修建(《成宗实录》第5卷,一年五月壬辰)。结果由于文臣的反对而没有建成武成王庙。

  通过以上资料的分析,可知朝鲜前期所谓的武庙即指祭祀姜太公的武成王庙。尽管有过几次修建武成王庙的努力,但都没有结果。当时反对修建武成王庙的文臣认为文武本来就不是独立分开的,设立文庙祭祀孔子不只是为了“文人”。打着文治主义旗号的李氏朝鲜通过武科举选拔武士,在训练馆进行训练,认为没有修建武庙的必要性[2]。

  这个逻辑在脉络上与“把训练馆评为和成均馆地位等同的机关,扶持训练馆的发展,培训武士”的建议没被采纳是一脉相通的。修建武庙进行祭祀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通过武庙提高武士的势气会动摇文臣的政治地位,结果李太祖即位政书里“文武不可偏废”的目标仅是解决高丽时期的矛盾,不过是一个合理治理朝鲜王朝的堂而皇之的名分而已。

  二、关王庙的修建和发展过程

  (一)关王庙的修建和筹备

  1.壬辰倭乱时期关王庙的修建

  朝鲜前期以来再次提议修建武庙是在壬辰倭乱时期。从这时起,武成王庙已经不再供奉姜太公,而开始供奉关羽了[⑨]。当时,朝鲜王朝对关王庙的了解仅是配祀周仓和关平的程度(《宣祖实录》第56卷,二十七年十月辛酉)。朝鲜时期的武庙即关王庙是壬辰倭乱时由援助朝鲜的明朝将领带头修建而成的。

  汉城的武庙“关王庙”的初建时期是在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四月,当时明朝游击将陈寅的住所在南山山麓都祭库岘的都祭库。他在住所内立了一座关羽塑像,都祭库就自然而然成了关羽庙[⑩]。关王庙的修建背景是因为明朝将领认为在当时壬辰倭乱和丁酉年战争中,关羽曾多次以神兵显灵[11]。杨镐等明朝将领纷纷出资修建关王庙,朝鲜政府也援助了一部分资金(《宣祖实录》第99卷,三十一年四月丁丑)。据此,我们可知朝鲜时期武庙的修设,不是出自朝鲜政府的决议,而是由明朝将领自发而起的。

  关王庙建成之后,朝鲜又接受了明朝将领提出的要求,在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之日,以祭拜祖先的祭礼去祭祀关羽(《宣祖实录》第100卷,三十一年五月丙申)。当时李氏朝鲜认为关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虽然具有神的资格,但还不至于举行亲祭。可是又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战况,朝鲜政府不能拒绝明朝将领的要求,所以只好答应[12]。结果关羽诞辰日那天下大雨,亲祭推迟到了第二天。祭拜结束以后,朝鲜民间艺人还进行了表演(《宣祖实录》第100卷,三十一年五月丁酉、戊戌)。在崇礼门外修建的第一座关王庙逐渐具备了军神的意义,给朝鲜军队带来很大的影响。过去一般在出征之前首先要告知宗庙社稷,然后祭祀山川、旗神、马祖等。而在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九月,另外还在军营里给关王、海神等致祭(《宣祖实录》第104卷,三十一年九月辛丑)。朝鲜认为关王庙比较灵验,因而在第二年,即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四月,决定增建第二座关王庙。新建的关王庙里供奉的也是明朝将士深信不疑的军神关羽(《宣祖实录》第115卷,三十二年七月辛酉)。

  对此,朝廷计划建庙的地点选在兴仁门外的造山附近,但是明朝将领要求建在南大门外(《宣祖实录》第112卷,三十二年四月乙酉)。朝鲜则认为南大门外已有关王庙,新建的庙宇理应在东大门外或是训练馆附近,所以试图说服明朝将领(《宣祖实录》第111卷,三十二年四月戊寅)。而明将刘黄裳则提出明城东侧以前比较空荡,建房修池之后可使地脉变得均匀,最终新关王庙的修建地点定在东大门外的永渡桥旁(《宣祖实录》第112卷,三十二年闰四月戊寅;《宣祖实录》第114卷,三十二年六月己亥;《宣祖实录》第115卷,三十二年七月辛酉)。

  外军的大肆侵略和破坏使得汉城几乎成为废墟,持续的战争和天灾也让百姓无法生存。巨额的战争费用和庞大的人员调动,已使朝鲜政府精疲力尽。因此,在东大门外修座关王庙也成了一道难题。

  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六月,在兵曹的主管下,修建东关王庙的工程终于启动了(《宣祖实录》第115卷,三十二年七月庚戌;《宣祖实录》第121卷,三十三年一月戊午)。为此,专门设立了“东关王庙造成厅”(《宣祖实录》第133卷,三十四年一月丙午),任命兵曹郎官为关王庙都监都厅,选拔造成郎厅和监役官等(《宣祖实录》第138卷,三十四年六月丁亥)。修建东关王庙每个月需要两百名士兵,由于当年投入的士兵数量不足,第二年正月开始从京畿、江原、忠清等地调动兵力(《宣祖实录》第115卷,三十二年七月庚戌;《宣祖实录》第121卷,三十三年一月戊午)。但这些也没能解决问题,便有人提议借鉴黄海道的先例,让士兵们各自准备一个月的食粮上阵,替换前一个月的两百名士兵。但是当时正值农忙时节,调动士兵会造成骚乱,结果这个方法也没被采纳。即便宣祖很想暂停修建关王庙,但由于需要明朝将领的同意,也未能中止(《宣祖实录》第121卷,三十三年一月癸亥)。当时修建东关王庙的工程进展很慢的原因在于其规模远远超出南关王庙(《宣祖实录》第121卷,三十三年一月甲戌)。万历三十年,明神宗捐助了4 000两黄金作为工程费,庙宇样式都是按照中国的样式[13]。东关王庙终于于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八月竣工,整个工程耗时两年两个月才得以完成[14]。朝鲜时期以壬辰倭乱为契机,在汉城一共修建了东、南两座关王庙。

  朝鲜政府在1599年已经设立了供奉总督刑玠的宣武祠,宣祖下旨立额并亲笔上题“再造之恩”(《宣祖实录》第117卷,三十二年九月丁未。《宣祖实录》第118卷,三十二年十月辛巳)。为撰写来朝的明朝文武官吏的卓著功绩,特设立了天朝将帅撰集厅(《宣祖实录》第119卷,三十二年十一月己酉)。此项举措是感谢明朝援助之功的彰显事业[15]。关王庙具有感激天子之恩、不忘关王之德等意义的祠堂,故其管理也很讲究。宣祖三十三年,宣祖下令仿效旗所的礼节,让训练馆的几名官兵轮流守护南关王庙(《宣祖实录》第130卷,三十三年十月己丑)。后来又下令选拔专门负责香火的参奉,并安排护卫士兵守卫(《宣祖实录》第130卷,三十三年十月庚寅)。

  宣祖时期,除了汉城以外,各地方也设立了关王庙。宣祖三十年(1597年),明将茅国器在星州的东门外修建了关王庙,还立了一尊泥塑像(《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正月壬辰)。估计星州的关王庙应该是李氏朝鲜的第一座关王庙,由于不在汉城,所以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星州的关庙被移到星州和安东两地的中间地段(《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正月壬辰)。宣祖三十年(1597年),明将陈璘在全罗道康津古今岛修建了关王庙[16]。第二年,即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明朝真定营都司薛虎臣在安东城内北山山顶修建了一座关王庙,立石像和石碑,记录东征(《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正月壬辰)。之后,安东的关庙于宣祖三十九年(1606年),被移到西岳寺的东台(《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正月壬辰)。

  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正月,明朝都督刘挺在南原西门外修建了关王庙[17]。当时南原的关王庙是由刘挺带领麾下士兵500人在一个月内建成的[18]。由此看来,地方上的关王庙大多是由明朝将领直接投入兵力修建而成的。明朝将士们通过立碑来记录功勋,是对能够保佑战争胜利的关羽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赞誉明军战绩的一种表现。

  壬辰倭乱前后关王庙的修建地区和年度如下表:

壬辰倭乱前后期关王庙的修建年度

地点

年代

备注

星州

1597(宣祖三十年,丁酉)

 

康津

1597(宣祖三十年,丁酉)

 

汉城(南关王庙)

1598(宣祖三十一年,戊戌)

同年修建宣武祠

安东

1598(宣祖三十一年,戊戌)

 

南原

1599(宣祖三十二年,己亥)

 

汉城(东关王庙)

1601(宣祖三十四年,辛丑)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从壬辰倭乱期间开始一直到宣祖末期共修建了六座关王庙,汉城两座和地方四座(庆尚道两座、全罗道两座)。京外的关王庙通过不断修缮而得到了保存,一直到高宗时期才又出现增建关王庙的新局面。

  2.光海君时期关王庙的下祀整备

  宣祖时期虽已建成关王庙,但朝鲜自发举行祭祀活动是从光海君时期开始的。光海君四年(1612年)六月,下令按照纛所的礼俗举行东南两座关王庙的祭祀,每年惊蛰和霜降日派遣官员前往致祭(《光海君日记》第54卷,四年六月甲子)。纛所是给象征中国古代传说人物蚩尤头部的军旗举行的国家祭祀,象征着威严而神圣的军神。关王庙和旗所举行相同祭礼的事实,说明关王庙祭祀已经升格为国家级祭礼。当时纛所属于国家祀典中大、中、小祀中第三等级的下祀[19],因此武庙祭祀也属于下祀。

  宣祖时期以后,关王庙和南别宫、太平馆、宣武祠、杨御使碑阁等成为明朝使臣到朝鲜的必经之地。这些场所和宣武祠一样,都由宣祖亲笔题写“再造藩邦”高挂祠内,以示不忘神宗皇帝之德,起到了纪念碑的作用(《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每当明朝使臣出访朝鲜,朝鲜政府都会事先派人整修关王庙、南别宫、太平馆、宣武祠和杨御使碑阁。但是明朝使臣回国以后,就会疏忽场所的管理,以至肮脏不堪,甚至破败。由于关王庙既是中国的建筑样式,又具有财神的特殊意义,所以吸引了很多闲杂人员频繁出入。这更加剧了关王庙的破损(《光海君日记》第134卷,十年十一月己丑)。

  从光海君四年(1612年)开始,关王庙、南别宫、太平馆、宣武祠、杨御使碑阁等地才得以严格保护(《光海君日记》第54卷,四年六月甲子,《光海君日记》第79卷,六年六月癸巳)。规定关王庙只在焚香时期开放,严格控制了闲杂人员的出入。看守关王庙的官吏比别的部门优先提拔任命为荫官,称为“关王庙守值”或者“守值官”(《仁祖实录》第28卷,十一年七月壬寅)。为了更加严谨地管理关王庙,还专门选拔了看守武士。尽管如此,城外的关王庙仍没有得到及时的管理和守护。究其原因是因为守护关王庙是个闲职,而且没有升职的规定。从光海君四年六月开始筛出不良士兵,并及时弥补职位晋升中的疏漏。工作期满30个月的守值武士,可以晋升为六品官,以资鼓励(《光海君日记》第54卷,四年六月甲子)。在后金和明朝之间寻求中立外交策略的光海君为了表示朝鲜坚守义气,以打消明朝的疑心为由,不得不加大关王庙的管理力度(《光海君日记》第134卷,十年十一月癸卯)。

  因此在光海君时期,关王庙不仅得到了妥善的管理,而且关庙祭也发展成为了国家祭典。只要朝鲜继续和明朝保持交流,只要明朝使臣持续出访朝鲜,朝鲜对关王庙的管理、祭祀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光海君却没有亲自参谒关王庙。可见光海君为了关王庙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举措,是光海君考虑微妙的国际关系而做出的政治性判断。

  3.仁祖反正和关王庙的管理实态

  光海君时期因顾及与明朝的政治外交关系而致祭关王庙,在注重两国关系的仁祖政权时期有备受瞩目的可能性。实际上关王庙比关羽信仰更具有象征性意义,更容易让人想起“再造之恩”。在以上第二节内容中,已知从宣祖到仁祖时期,关王庙是明朝使臣出访朝鲜时的必经之地(《承政院日记》第5册,仁祖三年三月二六日甲戌)。在仁祖时期,仍然保持关王庙的管理和致祭(《承政院日记》第19册,仁祖五年十月二十日癸丑,《承政院日记》第22册,仁祖六年八月二十日,戊申)。而且在仁祖五年,给停留在关王庙的明朝使臣提供食物和衣料,以示优待(《仁祖实录》第16卷,五年七月丙寅)。同时还优先晋升不是正职的守值官为都目,可见对关王庙的管理监督尤其严格(《仁祖实录》第28卷,十一年七月壬寅)。

  但实际上,几乎无法找到在仁祖时期国家正式对关王庙进行特别管理或者祭祀的记录。其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仁祖政权比较重视性理学的名分论,而相对不太重视关王庙所致。如前所述,可推测关羽虽然忠贞神勇,但最终死在别人的手里,朝鲜士林认为其功勋不至于影响后世,所以关王庙没有引起重视[20]。

  东南两座关王庙在丙子胡乱时期,曾经是清军驻扎在汉城的军事基地[21]。其中,东关王庙是清太宗停留过的地方[22]。胡人头目清太宗在此居住,并占领了朝鲜。因此,关王庙象征朝鲜的耻辱,是充满仇恨的场所。所以在丙子胡乱结束之后,关王庙被朝鲜政府弃置了。实际上清政府也很有效地利用关王庙作为汉族的统治工具,崇拜或者祭祀关王庙当然会弱化性理学的文治主义,这与仁祖反正的名分也是不相符的[23]。

  丙子胡乱以后,清朝使臣出访朝鲜,都必经关王庙和三田渡碑。这种习惯经过仁祖、孝宗时期,一直持续到显宗时期。仁祖时期以后一直到显宗时期,有关关王庙的记录主要是管理和祭祀方面的日常活动。这是因为关羽不能被称为万王师表,只具有军神的象征,祭祀关王庙违背了性理学的名分论。可推测出当时的山林之士实际上并不否定关王庙,只是反对敬奉追崇关王庙。后来,星湖李瀷认为供奉姜太公的祠堂武成王庙是武庙,在全国倡办武学,主张要祭祀武成王。这体现出当时士类所持的另一种观点[24]。

  另外,从显宗时期开始,关王庙也被利用为先王们葬礼之时举行路祭的场所。显宗在前往宁陵给孝宗大王运丧途中,在东关王庙内设路祭所,举行路祭以后才回宫(《显宗实录》第1卷,即位年十月,乙卯;《显宗实录》第1卷,即位年十月丙辰;《显宗改修实录》第12卷,即位年十月丙辰)。随着象征军神和财神的关王庙的灵性逐渐被认可,关王庙渐渐在朝鲜内发展成为了民间信仰。这个事实可以通过汉城百姓看到神像流下血泪的消息迅速被传播的记录得知(《显宗改修实录》第24卷,十二年十月乙未)。明清交替时期过后,社会开始步入了和平时期,关王庙便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民间的各个角落。另外,谋求利用关王庙实现换局政策,达到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治目的,这在肃宗时期又有了新的局面。

  (二)整顿关王庙的参谒和拜礼

  1.肃宗对关王庙的参谒和拜礼的若干提议

  在李氏朝鲜后期的帝王当中,用新视角去看待关王庙并积极利用的君王就是肃宗。如上所述,光海君时期以后,关王庙成了明清官吏的观光胜地乃至守护神。在这种形势下,肃宗更加关注关王庙。但是,肃宗即位后也只是按照先王的惯例修缮关王庙,或者派遣献官致祭[25]。后来在肃宗即位中期发生的己巳换局事件,使关王庙又重新受到了重视。

  肃宗十七年(1691年)二月二十六日,肃宗陵行后在回宫途中路过东庙,以宋太祖拜祭武成王庙的典故为据首次拜祭了关王庙,并在东庙休息了一天[26]。次日还通过备忘录记录了感想。因此,当时没有任何提倡废除关王庙的意见,这可能和当时李氏朝鲜对关王庙所持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武安王的忠义为千古难寻,首次拜谒看到遗像,就有一种独特的心灵感应。这次参谒以鼓励武士为目的,希望将士们积极效仿这种精神,勇守王室。另外,下令有关部门妥善维修东南两座关王庙破损的地方,要始终如一地保持完善。官员祭祀时,一定要在祭文中指明我在远处也时刻对武安王心存敬佩之意。”(《肃宗实录》第23卷,十七年二月癸未)

  通过以上内容,可知肃宗每次路过东庙都想着武安王的忠义,正好在此次陵行回宫途中拜谒了关王庙(《承政院日记》第344册,肃宗十七年二月二七日癸未)。第一次参谒东关王庙的肃宗下令维修东南两座关王庙,并派遣官员进行祭祀。肃宗拜谒关王庙是继宣祖之后的第二次。肃宗到关王庙看到武安王的塑像以后,似乎更加深了对武安王的敬畏之情。肃宗参谒关王庙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武士,让武士效仿武安王忠义神勇的精神。而关王庙正是肃宗达到这种政治目的的最佳选择。

  肃宗借助关王庙强调忠义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肃宗前期,西人和南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断。在此期间,围绕军事权所产生的矛盾不断,故设立了都体察使府和禁卫营等。禁卫营设立的举措是在设立五个军营制度的同时,又起到了整顿军营的效果。当时设立的军营大部分是以朋党的兵力为基础,而不是国王的兵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肃宗在己巳换局事件以后拜谒了关王庙,并强调忠义,其最终目的就是想掌握军事权力。

  在肃宗十七年(1691年)第一次拜祭关王庙以后,肃宗就更加重视武安王了。这可以在第二年肃宗十八年九月,肃宗所作的有关武安王的两首诗中得以证实。当时,肃宗用御笔亲自把这两首诗写在木板上御赐给关王庙(《肃宗实录》第24卷,十八年九月辛酉):

  生平我慕寿亭公,/节义精忠万古崇。/劳匡复身先逝,/烈士千秋涕满胸。

  有事东郊历古庙,/入瞻遗像肃然清。/今辰致敬思愈切,/愿佑东方万世宁。

  以上两首诗中的第一首诗是肃宗早年为武安王的祠堂所作的诗,第二首是肃宗亲访武安王的祠堂以后倍受感慨而作的诗。肃宗下令分别把这两首诗挂在东关王庙和南关王庙,以示肃宗对武安王的敬慕之情,并吩咐礼曹举行事由祭,以正式挂上肃宗所作的御制诗匾额(《承政院日记》第349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癸亥)。这说明了肃宗以作诗来表达对关羽的敬慕之情,其本质是激励当时只追求党派利益的大臣为国王尽忠。同时又褒奖掌管详灾祸福的军神,祈祷国家和王室的安宁。肃宗对关王庙的一系列举措与以往中国朝廷施加压力而被动修建关王庙或者祭祀的方式截然不同。肃宗完全是从主观上接受关羽信仰才提出兴建关王庙和通过关王庙进行政治活动的行为。因而在肃宗时期以后,陵行时或者出行宫外时参谒关王庙形成了帝王的一项惯例。

  肃宗二十九年(1703年)六月,肃宗在送走清朝敕使后,第二次拜祭了关王庙。这次拜祭,肃宗尤其强调宣祖和自己拜祭关王庙并不是为了游玩,且下令筹划南关王庙的拜礼(《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但臣僚们反对参谒关王庙,建议像宣武祠一样只派献官致祭(《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但肃宗全然不顾臣僚反对,强调参谒关王庙并不是偶然,并强行进行了参谒。国王参谒关王庙的礼仪按照肃宗十七年(1691年)进行的方式,以举手作揖作为仪注(《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27]。由于当时天气炎热,众多臣僚要求推迟参拜日期,但是肃宗仍然按照原定日期参谒了关王庙。肃宗指出南庙的武安王塑像比东庙的塑像更有生气,并说了以下一段话(《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癸巳):

  “武安的精忠大节万古长青,我仰慕已久。送别敕使以后路过遗庙,在塑像面前作揖,令我感慨万分。”

  这段话充分表现了肃宗希望臣僚们能够对他忠贞节义,同时根据都承旨俞集一的提议,废除了南关王庙内和僧像相似的淫祀,并按照辛卯年(肃宗十七年)的礼节给东关王庙致祭(《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癸巳)。肃宗三十年,在整顿举国上下所有的祭礼之时,允许东西关王庙祭祀和木觅山祭、宣武祠祭、旗祭、荻祭、城隍发告祭、中祭(六月的土旺日,宫中祭拜土神的祭祀)、开冰祭、司寒祭(祈寒祭)等祭祀相同,并提示没有御押的祝文也要照常进行祭祀(《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年七月三日)。

  但是,肃宗对参拜关王庙时应行之大礼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710年(肃宗三十六年)三月肃宗和臣僚们共同就关王庙参拜仪式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修正(《肃宗实录》第48卷,三十六年三月丁卯)。早在肃宗十七年,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关王庙的参拜仪式,所以肃宗在参拜之时没有行大礼,只作了个揖。肃宗二十九年,也按照前例只作了揖。但考虑到当前的习惯有可能成为后人的先例,因此肃宗开始研究关王庙的参拜仪式是否合乎礼节的标准。

  当时,肃宗向左议政徐宗泰、判府事李颐命提出了明朝将帅出访宣祖朝时期,虽亲自祭拜了关王庙,但并没行揖礼的可能性。左议政徐宗泰认为宣祖时期由于明将施压,偶尔也行了拜礼,但如今行揖礼则更为妥当。关羽只不过是个区区将军而已,不需要国王施以拜礼。但肃宗则以“武安王”称号及香室里祝文中“敢昭告于武安王云云”为例,认为行揖礼不妥。对此,判府事李颐命主张关羽本爵为侯,后被追封为王爵,即使活着,也应行相应礼节,因此行揖礼最为妥当(《肃宗实录》第48卷,三六年三月丁卯)。

  在讨论未果的情况下,肃宗下令弘文馆作出最终决议。弘文馆认为武安王是被追封的,国王参拜武安王时行揖礼最妥当。但肃宗还是不接受行揖礼的决定,下令等晾晒实录时,再次仔细查找宣祖时期有关记录(《肃宗实录》第48卷,三十六年三月丁卯)。结果在晾晒宣祖朝有关礼仪实录时,发现宣祖祭拜关王庙时举行了较隆重的再拜(拜两次,表达敬意)仪式。因此,肃宗于三十七年六月,正式修订了亲祭关王庙的拜礼(《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六月癸未)。终于,长达一年之久的有关关王庙参拜礼仪的争议以行拜礼而告终。肃宗坚持拜祭关王庙时行拜礼的做法,表现了他高度重视武安王忠贞、守义的精神,并鞭策臣僚们对国王尽忠职守。

  2.关王庙的整修和搬迁

  肃宗对关王庙的重视不仅局限于首都地区,而且要求全国各地的关王庙都做了整修或搬迁。肃宗三十六年(1719年)三月,修订了明将陈璘和李舜臣在全罗道古今岛的关王庙进行祭祀的仪式。即关王庙举行祭祀的祭日按照京中(首都汉城)的择日标准在惊蛰和霜降日,馔品都按照宣武祠的规定制作,香和祝文由京中下发。只是在祝文的末尾注明陈都督和李舜臣来配食(《肃宗实录》第49卷,三十六年十二月丁丑)。

  原本星州、安东关王庙的祭祀由所属道厅(相当于中国的省府)按照古今岛的相关礼仪加以规定,但由于当时无法及时了解安东、星州关王庙的实际情况,所以不得不延期祭祀。肃宗三十七年正月,星州、安东的关王庙得到了修缮,礼曹还整理了享祀内容并下令祭祀(《肃宗实录》第50卷,三七年一月壬辰)。祭日还是按照东关庙、南关庙的规定选择惊蛰和霜降日,祭品为豆,献官从本邑营将或者关王庙堂上的武官守令中选拔并派遣,配位由堂下武官中选拔一名来书写,诸执事从乡将官中选拔后任用(《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一月壬辰)。同年五月,扩建了安东关王庙的庭院和台阶,星州关王庙移建到星州和安东两地的中间地段,并下令修复武安王的塑像(《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一月壬辰;《肃宗实录》第50卷,三十七年五月庚子。另外,安东关王庙的结构极为精巧,使用了丹青手法,加宽庭階的话,可以很平坦地使用)。

  当时肃宗经常通过陵行进行军事训练。每次陵行都要拜祭关王庙,旨在加强军律和军法的教育(《肃宗实录》第32卷,二十四年八月乙丑;《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癸巳)。这可以通过肃宗二十四年,国王拜祭健元陵等先王的陵墓以后,处罚了私自想要进行军事训练的训练队长申汝哲的记录当中得知(《肃宗实录》第32卷,二十四年八月乙丑)。之后,肃宗仍旧带领训练官兵在关王庙纠正军队风气,强化官兵精神(《肃宗实录》第38卷,二十九年六月壬辰、癸巳)。

  肃宗是想通过象征忠贞节义的关王庙,重掌当时由君臣控制的第五军营的军权。肃宗一方面是想通过设立良役来变通条目,另一方面是通过掌握第五军营,构成首都的防卫体系,把各党派所有的私有化军队转化为以国王为中心的王权军队。因而肃宗不得不增加拜祭关王庙的次数,并跟士兵们强调忠义守节。肃宗强调忠义的这个时期,恢复了成三问等六位已故大臣[28]的官职并赐予谥号(《肃宗实录》第23卷,十七年十二月丙戌),并恢复了鲁山君的皇位,追加端宗为庙号。肃宗的这些所为,也说明了他提倡尽忠职守从自我做起,起到了模范作用(《肃宗实录》第32卷,二十四年十一月丁丑)。肃宗对关王庙的高度评价和重视最终还是为了巩固王权。

  (三)关庙祭的法制化和拜礼的巩固

  1.关庙祭的法制化和英祖拜谒关王庙

  君王通过关王庙强调忠义的努力从肃宗始,到了英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祖刚即位就拜祭了东关王庙,第二年(1725年)四月,又派官员前往关王庙和宣武祠致祭,让官员能为关羽的忠义所感染,并努力效法尊周大义(《英祖实录》第4卷,元年三月壬戌)。英祖三年二月,到镇川阅兵后在回来的路上拜祭了关王庙(《英祖实录》第11卷,三年二月己未)。虽然肃宗时期已决定国王亲祭关王庙时要行拜礼,但是当时礼曹判书申思喆则报告说宣祖时期行了再拜,肃宗时期行了揖礼,但是英祖还是坚持进行了再拜。宣祖以后,在关王庙行再拜的帝王,英祖还是第一位。之后,国王亲临关王庙时行再拜礼在《续大典》里成了明文规定(《英祖实录》第49卷,十五年五月甲戌)。

  英祖十五年(1737年)五月,国王亲自举行了雩坛祭,在回宫的路上造访了关王庙,向关羽行了再拜礼,并下令重新给神像做一件龙袍(《英祖实录》第49卷,十五年五月甲戌)。英祖十九年,国王阅兵以后到东关王庙进行造访时又行了再拜礼。值得注意的是,这天英祖根据东关王庙内肃宗所作的七言绝句次韵作了一首新诗,并下令刻到匾额上挂起来,吩咐另择吉日到南关王庙致祭(《英祖实录》第58卷,十九年八月庚午)。英祖二十二年(1746年)八月,英祖事先垂问了拜祭关王庙的服色和仪注,亲自写下“显灵昭德王庙”六个大字,挂在了东南关王庙内(《英祖实录》第64卷,二十二年八月乙酉)。以后英祖二十三年(《英祖实录》第65卷,五月丙午)、二十九年(《英祖实录》第79卷,三月丙寅)、三十一年(《英祖实录》第85卷,八月乙巳)、三十三年(《英祖实录》第89卷,二月甲子)、三十五年(《英祖实录》第94卷,九月丁丑;《英祖实录》第94卷,十一月己未)、三十六年(《英祖实录》第95卷,六月丙戌;《英祖实录》第95卷,五月壬申)、三十八年(《英祖实录》第100卷,七月癸未;《英祖实录》第99卷,六月壬寅)、四十六年(《英祖实录》第115卷,七月丙午)、四十七年(《英祖实录》第117卷,十月己丑)、四十八年(《英祖实录》第118卷,四月庚午)、四十九年(《英祖实录》第120卷,五月己巳)、五十年(《英祖实录》第122卷,五月甲子)等年间,英祖都拜祭了关王庙。英祖三十一年八月,英祖在东郊阅兵之后,驾临了东关王庙(《英祖实录》第85卷,三十一年八月乙巳)。几日以后,在慕华馆接待了清朝大使之后又拜祭了南关王庙(《英祖实录》第85卷,三十一年八月戊辰)。英祖三十三年,英祖亲笔题写了祭文并下令致祭(《英祖实录》第89卷,三十三年二月甲子)。

  正如以上记录,英祖每次陵行、阅兵、亲祭、宴礼等在宫外举行活动时,都亲自拜祭了关王庙(《英祖实录》第65卷,二十三年五月丙午)。英祖二十九年,英祖身着戎服途经关王庙,问麾下士兵谁愿意举青龙图,别军职李义培马上举起了青龙图,英祖便让李义培加入到佥节制使队伍当中(《英祖实录》第79卷,二十九年三月丙寅)。

  英祖三十五年十一月,英祖陵行后途经关王庙,佩戴甲胄拜以军礼(《英祖实录》第94卷,三十五年九月丁丑;《英祖实录》第94卷,三十五年十一月己未)。但英祖因此事被指责,指责的理由是:关羽虽具有忠义的精神,但其身份不过是汉朝的诸侯,适合行以宾主之礼,国王在非危难时刻佩戴甲胄,以军事礼仪参拜关王,不会成为太子和太孙的好榜样(《英祖实录》第94卷,三十五年十一月己未)。三十八年六月,英祖再拜礼仪参拜了关王庙,并赦免了一些囚犯(《英祖实录》第99卷,三十八年六月壬寅)。英祖的这些行为,继承了肃宗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体系。英祖实行的荡平政策探索的就是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理念,可以说和肃宗推行的统治体系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英祖不仅重视汉城地区的关王庙,而且对地方的关王庙也极度重视。英祖二十二年(1746年)八月,下令修复了汉城、安东、星州、古今岛的关王庙(《英祖实录》第64卷,二十二年八月乙酉)。但是地方关王庙的管理仍旧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星州关王庙由于管理不善,关羽神像破烂不堪。英祖二十六年八月,下令星州的道臣立刻修整后,当地的关王庙才得以修复(《英祖实录》第72卷,二十六年八月庚寅)。

  2.正祖时期享祀的发展和政治意图

  继肃宗、英祖以后,正祖更是加大了通过关王庙来实现王权政治的力度。正祖二年,正祖在鹭梁津身着戎服阅兵之时,下令宣传官参拜关王庙,并行以展拜礼(《正祖实录》第6卷,二年九月戊子)。正祖三年,正祖在去宁陵的途中先行拜祭了关王庙,还行了拜礼。当时在陵行途中先拜祭关王庙的国王,正祖还是第一位。正祖依据的是宋朝在每次行军之时都到关王庙行拜礼的传统,正祖认为这是他继承了肃宗和英祖的传统,是理所当然应尽的责任(《正祖实录》第8卷,三年八月甲寅)。正祖对关王庙的重视始于正祖五年重新制订关王庙的祭品和仪式,并于正祖九年在关王庙设立了历代国王的御制御笔碑[29]。其中在关王庙内立的先王御笔碑,是正祖利用这个场所,重展王权威严的一种政治手段。

  正祖十年,正祖下令制作《关庙乐章》,为在行礼时演奏(《正祖实录》第21卷,十年二月丙子)。同时,派遣摠戎使金思穆为关王庙的献官(《正祖实录》第21卷,十年二月丙子),还经常提拔关王庙的守职官为边将(《正祖实录》第35卷,十六年九月丙午;《正祖实录》第46卷,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正祖即位以后,几乎每年都来拜祭关王庙,督促士兵们为国王尽忠职守的同时,也想巩固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治地位。从肃宗开始到英祖、正祖时期,作为军神象征的关王庙,是国王努力把当时其他政治势力所有的私有化兵权转化为国王所有,并最终达到强化王权的政治摇篮。

  (四)关王庙的增设和民间信仰的发展

  朝鲜后期对关王庙的重视从正祖、纯祖一直持续到高宗时期。纯祖四年,国王在回宫途中拜祭了南关王庙并行了礼(《纯祖实录》第6卷,四年九月丁亥)。纯祖一般是在宫外参拜孝昌墓等陵墓以后,再拜祭关王庙。纯祖在纯祖六年(《纯祖实录》第8卷,六年二月庚子)、七年、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甚至以后也一直坚持拜祭了关王庙。纯祖主要拜祭的是南关王庙,只要是给南关王庙的守值官发奖赏,也一定不会忘记给东关王庙的守值官发奖赏(《纯祖实录》第32卷,三十二年三月庚申)。纯祖二十七年,代理纯祖听政的孝明世子也拜祭过南关王庙,还作了首诗[30]。当时纯祖下令制定管理汉城及地方所属关王庙的制度,并定期执行。纯祖三十二年(1832年),给湖南的诞报墓和领南地区的关王庙资助了新的衣袍和被褥,并让该地区大臣在以后进行巡查时,提高对关王庙的保护意识并及时进行修补,规定在七年内,所需物力资源从公共物资里补充(《纯祖实录》第32卷,三十二年三月辛酉)。

  陵行或举行宫外活动时拜祭关王庙的传统一直流传到宪宗和哲宗时期。首先,宪宗十二年,宪宗在察看新的陵地之后的回宫途中路过东关王庙,行了奠酌礼(《宪宗实录》第13卷,十二年四月甲午)。哲宗三年、五年、六年、十二年,拜祭了东、南关王庙,并行了奠酌礼(《哲宗实录》第4卷,三年二月戊申;《哲宗实录》第6卷,五年八月乙卯;《哲宗实录》第7卷,六年二月壬戌;《哲宗实录》第13卷,十二年二月丙子)。行奠酌礼的时候,偶尔会给负责大祝的训练员尹秉鼎加赏(《哲宗实录》第7卷,六年三月甲子)。哲宗时期一般都是在陵行以后拜祭关王庙,但有时也先拜祭关王庙以后,再参拜其它陵墓或者阅兵(《哲宗实录》第13卷,十二年二月丙子)。特别是在哲宗五年,《关圣帝君明圣经》出版后,关羽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宣传[31]。纯祖以后执政的帝王们也坚持参拜了关王庙,当然大部分都是陵行以后顺便去关王庙,但值得思考的是拜祭关王庙的帝王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通过关王庙去巩固王权的期望。另外,民间关羽信仰进一步扩散应该是在朝鲜末期。壬辰倭乱以后,民间关羽信仰甚至还发展形成了关圣教。在这种情况下,哲宗六年(1855年),整理关圣教思想的《关圣帝君明圣经》出版发行了,属于道家思想的这本经书主要整理了忠孝和为人的道理。

  壬辰倭乱以后,原本只有汉城两处、地方四处的关王庙,在高宗时期,全国各地均得到了增设。高宗三十年(1883年)增设了北庙,光武六年(1902年)增设了西庙。此时,在汉城东、西、南、北都建有关王庙。另外,地方城市全州、河东等地也增设了关王庙。至此,国家修建的关王庙一共是汉城四处、地方六处共十处。高宗时期,国家主导增设关王庙的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外国列强的侵入让统治者产生了焦躁不安的心理,为了缓解这种情绪、巩固统治地位,利用具有军神和财神意义的关羽可谓是一举两得。这体现了统治者希望通过关羽,实现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击退外强,达到国泰民安的一种心理。

  三、结 论

  李氏朝鲜(1392 - 1910年)是崇尚儒教之文治主义的国家,因此以只建立纪念孔子的文庙,而不建武庙为原则。当然在朝鲜前期,有过几次兴建武庙的建议,即兴建祭祀姜太公的武成王庙,但因为姜太公的功绩比不上万世之师孔子,所以没有建成。最重要的是因为文臣们认为若兴建武庙,若稍有不慎会对文治主义产生极大威胁。李氏朝鲜则以给象征军神的纛旗举行吉礼中的小祀,即旗祭和祃祭之礼,来替代建武庙的方案。同时武庙的主要人物——精通道术的姜太公成了门神崇拜对象。立春时节,家家户户在大门贴上“姜太公在此”的门联,以驱除邪气,这是留在民间的一种道教风俗。

  但是,朝鲜壬辰卫国战争(1592 - 1598年)发起之后,明朝派遣援军来到朝鲜,因而按照明朝将帅的要求,兴建了一座保佑战争胜利和将士平安的关王庙。这使李氏朝鲜坚持不建武庙的原则在战乱中发生了转变,但是明朝将帅们要求修建的武庙不是用来祭祀姜太公的,而是祭祀关羽的关王庙。宣祖三十年(1597年),汉城的第一座关王庙由明军提议修建而成。因此,崇礼门外的关王庙可谓朝鲜时期的第一座武庙。

  明朝将士们认为关王是战争的保护神,明军的这种认识在战乱中是修建另一座关王庙的背景。结果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除了南关王庙以外,在兴仁门外又修建了另一座关王庙。所以汉城一共有东、南两座关王庙,而且地方也建有关王庙。实际上地方的关王庙修建时间比汉城更早,因为在地方的前线地区更需要关羽显灵,保佑战争的胜利。

  在宣祖三十年(1597年),以明朝大将茅国器在庆尚道的星州开始兴建关王庙为起点,同年明朝大将陈璘在全罗道康津的古今岛修建了另一座关王庙。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真定营都司薛虎臣在庆尚道的安东,都督刘廷在全罗道的南原各建了一座关王庙。这些地方的关王庙都建在战场的最前沿,旨在提高明军的士气,突显他们的功绩。朝鲜壬辰倭乱以后,在全国兴建的关王庙作为朝鲜唯一的武庙,举国上下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李氏朝鲜时关王庙的名称分别有关庙、东庙、南庙、关武安王庙、东关王庙、南关王庙、东关庙、南关庙、关帝庙、关圣庙、武庙等。当时李氏朝鲜没有意识到被迫修建的关王庙就是武庙,但是任命关王庙的祭官为武官,并下令武官前往致祭的举措,从结果上来看关王庙具备了武庙的性质。

  宣祖时期以后到光海君执政时期,关王庙祭按照旗祭的礼仪,被制定为国家祭礼之一的下祀。这在当时明清政权交替的微妙时期,是考虑了与明朝的关系而作出决定的结果。明朝大使必须拜祭的关王庙在经过两次胡乱之后,成了清朝大使的必经之地。特别是在丙子胡乱时期,清太宗曾暂住过关王庙,因此关王庙对清朝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仁祖到肃宗时期,一直都管理关王庙,并举行祭祀。但朝鲜在经历了痛苦时期之后,除了对关王庙进行通常的管理之外,就不再强调它的重要性了。

  直到肃宗中后期,肃宗计划通过参拜关王庙来进行政治活动。在当时政治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肃宗想把以朋党为基础的中央军营重组为以国王为中心的军营,并通过参拜关王庙来达到教育大臣们对国王尽职尽忠的目的。这个事实不仅在肃宗时期制定的参拜关王庙的礼仪程序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下发给关王庙守门将帅们的军令当中也得到了证明。肃宗在陵行以后拜祭关王庙,成了之后历代帝王们的一项惯例。

  肃宗的这种想法后来被追求荡平政治的英祖所继承。结果使关王庙的祭礼程序以《续大典》中的小祀而闻名,并从此形成体系化。英祖亦想通过陵行或阅兵后参拜关王庙,达到教育大臣对国王尽忠尽义的目的。并且通过管理和修缮全国的关王庙,期待关羽作为军神和战争的守护神能显灵。

  继肃宗和英祖整顿关王庙以后,在正祖时期,关王庙有了更大的发展。正祖继位以后,在进行“大阅兵”等军事训练之前,都要先参拜关王庙,由此加强了军队的纲纪。并且在关王庙内部设立了肃宗和英祖的御笔碑,以此来提高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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