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本书框架与内容：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
1、 什么是东方化和西方化？
2、 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基于梁漱溟多年的探求和思考。他曾说过：“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1]。本书提出的两个问题归根到底便是他常思考的中国问题。正如梁漱溟所说：“这个问题自是世界的问题，欧美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当研究解决的。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2]概而言之，此书的初衷正是为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大变”的中国文化寻找未来的出路。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东方化，什么是西方化
1、西方化
在探讨什么是西方化时，梁漱溟先驳斥了学界历来对西方化的四种观点：即西方文明是力量之文明、征服自然之文明、崇尚科学和自由的文明以及主“动”的文明。梁漱溟认为，征服自然忽略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着重于物质方面；崇尚科学和自由的说法又忽略了其物质文明的特质，对于科学和自由两种精神产生的根源没有更明澈清晰的回答；主“动”的文明一说，失之笼统与浅显。在对这四种观点进行批判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研究文化的方法。他认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和不满足罢了。”[3]要探索一种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梁漱溟的这一文化理论受到佛学的影响，可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立论的基础也在于佛教哲学。此话很长，后文还将继续探讨。在梁漱溟提出自己的文化观后，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他分四步来论证这一观点。
（1） 第一步，从西方文化的各种表现抽离出他的共同特色。他指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它成就与科学之上的，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西方的学问求专门化，规范化，而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多为着应用而发。西方的思想观念是科学，而中国的大思想观念多为玄学。除了学术生活之外，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与中国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种特点就是“民主”。而中国则讲究尊卑大小和私德。
（2） 第二步从科学、民主这些特色寻得西方文化的源泉。要探索西方文化的源泉，需要从文化的根底上来阐明。梁漱溟之前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子。文化的根源在于生活。那么生活是什么？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佛家角度出发的。他说：“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思想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4]他借用了佛学中唯识派的理论，认为生活就是“相续”。表层生活是意欲对于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活动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生活就是“事的相续”。殆成定局的宇宙是“已成的我”，由我们前此的成功而形成的。而现在的意欲是“现在的我”，由意欲出发去改变“已成的我”而有所得，就叫做“奋斗”。人类的生活有着三种路向，第一是意欲向前要求，第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是向后要求。西方化的生活便走着第一条路，它是意欲向前要求的。梁漱溟在这里也提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3） 第三步从这一源泉验证西方文化的来历是否如此。他考察了希腊、希伯来文明以至后来的基督教，认为它们的人生态度都是向前追求的。
（4） 第四步来验证西方文化里的各种事物、现象是否如此。他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征服自然是对自然向前奋斗，科学方法是要求打破现状，民主精神是对种种威权势力的反抗。这些都是意欲向前要求的表现。
2、东方化
梁漱溟把东方的文化分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他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是完全两种文化模式。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也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些轮船、火车、飞行艇和、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有一天赶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5]。他认为，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的特征，以安分、知足、寡欲、摄生为其主要思想，不论如何都可以满足安受，这是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他说印度文化于精神生活特别是宗教方面极为发达，它不像西方人那么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生活的，既非向前，也非持中，而是向后，是第三条路向。
3、 东西文化的思想根源
在探讨完何为表层的东方化和西方化后，梁漱溟把论述中心转移到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思想根源方面。主要探讨了东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他把哲学部分分为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和人生之部。
首先他研究的是哲学中的知识之部，因为他认为思想就是知识的进一步。他运用了唯识学的分析方法——唯识知识论来作为分析知识的工具，引入了唯识学的三个名词：现量、比量和非量。现量是感觉，比量是理智，非量是直觉。它们是构成知识的三种工具。他认为，西方宗教和形而上学起初在思想界很有势力，后来却几至路绝，都是由于西洋哲学中知识论部分非常兴盛。西洋对于自然、静体这些外向的研究特别发达，就是因为它走第一条路的缘故。西方的这些是运用现量和比量的。
其次他分析了形而上学之部。在分析印度哲学时，主要研究佛教的形而上学方法。他认为佛教的形而上学是从现量到现量。梁漱溟用了大量笔墨来谈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源自周易，中心思想是调和。它最根本地方在于无表示，这种无意旨的不表示不是人所能意识和感觉的。
第三，在人生哲学方面，他分析了从中国形而上学中产生出来的孔子的人生哲学。其一，孔子对于人生是赞美的，要顺着自然道理“生生不息”。其二，孔子对一切不认定，总凭任他的直觉。而此敏感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其三，孔子具有不计较利害的态度，这源于儒家的生活情志安定，生活之重心在内。其四，孔子倡导的生活是绝对乐的生活。这种乐是没有私欲的结果。第五，他认为孔子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他的宗教目的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所以孔子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两条路向的特点：“（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6]而比较西洋的人生哲学，梁漱溟认为，西洋尚理智，主功利，主理性。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三方面的哲学比较，梁漱溟认为，这三方文化深层次的不同在于：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他认为这是三方文化的真解，比前面的阐述更进一步。
第二个问题：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阐述，梁漱溟首先提出一个论点：中国文化要复兴，未来世界人的生活要成功，就要以理智调理直觉。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变迁来预示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事实、见解、态度。
1、 事实的变迁
这里的事实指经济现象，事实变化后文化不得不变。西方经济发展迅速，机械的使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是丧失人的本意的，所以有社会主义的发生，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转变的萌芽。经济的变革导致人类文化有根本变革，因为生存问题随着物质的极端丰富而逐渐解决之后，人类文化将从对物质的问题转化到对人的问题的时代。物质不足必求之于外，而精神不宁则求之于己。就好比从向前争取时代转入享受时代，其文化路向势必从向前追求转入第二条路向。
2、 见解的变迁
这里的见解变迁指的是心理学的变迁。西洋历来认为人的生活尽是有意识的，把知识作为道德，提倡工于算计的人生。而后，他们逐渐注意到人类之“社会的本能”，以前的生活偏重于理性，而后开辟的文化则不能不植根于社会本能。
3、 态度的变迁
态度的变迁指的是哲学的变迁。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有三步骤，而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在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7] 目前西方哲学界的风气是东方色彩。东方人讲哲学是想求得一个生命，西方人只想求得知识，但此刻则无不走入求生命一路了。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
根据这三方面的变迁，可知未来文化正向着重视直觉而发展。梁漱溟又分别从文化的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来推说未来社会的文化。他认为，物质生活方面将走向中国式的尚天才，尚创作之路；社会生活方面则是去除计较之心，走向中国式的协作共营，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以后世界是以礼乐来换过法律的；精神生活方面认为人类将走一条路，这条路“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越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禁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8]。这条路便是孔子的路。
对于未来文化的变迁，梁漱溟认为我们应持这样的态度：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9]
他认为，东方文化本身没有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是成熟太早，不合时宜。他提出的态度，总的来说，便是孔子所谓“刚”。“刚就是里面力气很充实的一种活动”。就是“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 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他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10]。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第二路人生。
持有这样的态度，梁漱溟认为现在的青年要想解决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便是要像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使他们奠定一种孔颜的人生态度，只有态度的复兴才能实现真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可以吸取民主和科学两思潮下的所有学术、思潮而有所成果，否则，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第二部分：读书心得
参考书目：
1、《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美]艾恺著，王宗日立，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朝话：人生的省悟》 梁漱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东西文化哲学》中，梁漱溟提出了走第二条路，即儒家道路的主张，于是有许多人认为梁漱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比照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后的儒家》和《朝话》之后，我对于梁漱溟的思想有了一点认识。
梁漱溟年轻时经历过一场强烈内心斗争，企图自杀、退隐避世、自弃和感到罪恶。这时他接触了佛教，通过唯识宗的形而上学体认到了“真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以说，这段学佛历程奠定了梁漱溟一生的信仰。“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论述了梁以儒家的圣贤济世心态挽救中国文化的努力，但是作者没有看到，梁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出世是佛，入世便作圣。在现代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政治的风口浪尖里完全没有自己，眼中只有文化的命运。这种自我认知也正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攻击始终坚守的源泉。正如梁在山东邹平早晨讲话的一部集子《朝话》中说：
“怎样是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任何艰巨工作而无怯。……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11]这种勇气是在智慧地看透生命的真相之后发挥出来的。梁认为：“……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12]梁在第一次会见《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时就声明自己是一个佛徒。所以艾恺在其书最后的1986年跋中对其题目又做了补充，说是补充，毋宁说是一个西方人面对梁漱溟的声明时矛盾的心理。他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极力实践儒家思想梁会是一个佛教徒。他于是推测：“我相信梁漱溟无疑在某一层意识上确实一直维持着他的佛教信仰，就像他以前那些历史上的宋明理学家们一样。他把儒学和佛学分了等级，因此在需要儒学的时候，佛教在永恒的等级上仍然是有效的。”[13]我认为艾恺的这种解释是他对东方文化出现了理解困难。梁漱溟说自己是佛徒，他身上有种大乘佛教的普世精神，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智慧观照认定了怎样挽救文化危亡的办法，然后入乡村，提倡乡村建设，以中国传统的讲学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农民，试图在五伦之外再加上团体（师生关系）这一伦，并且在邹平废除了各级政府，代之以学校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梁漱溟的实践不仅反映着博学、笃志、慎思、明辨、力行的儒家精神，更重要的是他站在更高层次，即认定佛学是人类文明的最终趋向的高度，用拯救中国文化的最佳方式儒学来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正是佛陀说便宜法的精神。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明确谈到：甚至在他向世间宣布他转向儒家的时候，他还强调佛教只是对处于人类进化现阶段的中国人会有害处。而儒学则可能会拯救中国人，也会拯救全人类。他说：“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而一定要中国人去作；我并不以为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而一定要中国人把它成就出来。我只是看着中国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如此得救，除非我反对大家此刻的倡导。因为你此刻拿这个去倡导，他绝不领受。人类总是向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他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问题的硬钉子上，他不死心的。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也一定十九是不很好的领受——动机不很好……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这是我的本意。”[14]
[1] 见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人生前后转变不同》，1965年12月写
[2]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第227页。以下未标明书目的引用都是来源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3] 第32页。
[4] 第55页。
[5] 第72页。
[6] 第149页
[7] 第180页
[8] 第200页
[9] 第204页
[10] 第214页
[11] 《朝话》第41~42页
[12] 《朝话》第64页
[13] 《最后的儒家》第242页。
[14] 《东西文化哲学》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