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健敏]试析清代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试析清代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麻健敏

    清初康熙年间，福州有了八旗驻防，此时的八旗主要是汉军旗人。乾隆年间，福州旗营办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事宜，除了三江口水师旗营外，福州城内旗营的汉军旗人的数量大为减少。乾隆二十年（1755年），驻京的2000余满八旗(含家眷计4000余人)到福州驻防，福州的满族社会形成于这一时期。满族的传统信仰是当时盛行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那么，这批满八旗是否将萨满信仰带入福州？如果有，状况又如何？福州的珠妈庙被称作是江南唯一的萨满教遗址，由此入手，或许可以进行一番探究。

    一、研究福州满族信仰的重要史料——《重建珠妈祖庙碑记》
    在福州于山著名的道教庙宇九仙宫中，有一丛碑林，其中有关清代福州满族的石碑有《福州将军穆图善碑》、《重建珠妈祖庙碑记》。这是福州市区目前仅存的研究清代旗人的珍贵石刻资料。穆图善碑铭刻了满族官兵在近代中国发生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的英勇献身精神，重建珠妈祖庙碑记则是清代福州满族社会信仰文化的真实写照。
    关于珠妈庙，笔者得到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清乾隆己卯年（1759年），福州旗人在今鼓楼区高节路1号（八一服务社后面）修建“珠妈庙”。嘉庆己卯年（1819年），由镶红旗协领吉隆阿等15人集资1500余两黄金重建。“珠妈庙”占地一亩多，为排院落大庙宇，木结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壁画精美、巨柱林立；绕堂四周设有戏台、客房、厨房，供节日和往来的旗人食宿。
    珠妈庙1991年因房地产开发被拆毁，福州满族联谊会曾经进行过多种努力想保存下来，终于未果。原立于庙中的清嘉庆年间的石碑，被福州满族同胞保护下来，存于于山九仙宫内，可惜已破损。兹将碑文抄录如下：

   重建珠妈祖庙碑记

    尝思庙宇废兴虽籍人力，实关神灵，如古仙桥之西珠妈祖庙，灵昭海国，德被榕城，乃千古馨香胜地。考旧志，庙建于前明，修于本朝。国初，因乾隆己卯……闻府，铁岭刘公祷于神，得安，任董事重修。自乾隆己卯至嘉庆己卯，六十载矣。今载痘疹……接踵地，乃旗营所辖，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往至弹压。前岁春间，夜梦一老妪留言，醒而不解本意……王仕魁亦有议修之意，始悟神之示梦至灵也。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即与各旗协领……盛举。出缘簿十册，计题捐资一千五百余金，于己卯春兴工，迨冬报竣，历九闰月。其庙……别迁两旁，展拓周围各十数丈，廓然而大之，筑墙垣、架梁木、涂丹雘、饰金漆，焕然一新……余与诸公沽酒醴落成之。因记其事，昭兹来许，后有君子同志从而修茸，庶……。

    首事  镶红旗协领 吉隆阿  
    侯选州同   袁载荣 
    侯选州同   张道政
    缘首  镶白旗领催  双志、□升
    镶红旗领催  ……  
    镶黄旗领催  崇禄、特松额
    正黄旗领催  ……
    正白旗领催 他克什哈、志成
    正红旗领催  ……
    正蓝旗领催 葛隆阿、赶升 
    镶蓝旗领催  ……
                                 
             嘉庆己卯 季冬
    （注：碑高262厘米、宽84.5厘米、厚16厘米。原碑缺损，文内缺损处以省略号标出。）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重要史实：1、珠妈庙在明代就有了，并非旗人在清代新建；2、重修珠妈庙是因为当时旗营中出现了瘟疫；3、该庙的修建主要由旗营的官员来主持，而这些官员多为满八旗人。
    一直以来都认为福州珠妈庙是江南唯一的萨满教遗址，而碑文的记载却是旗人在前明庙宇的基础上修建的，这是否推翻了这一观点呢？还有，汉族的庙宇怎么会变成满族的“祖庙”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必要先对满族的萨满教信仰有一个了解。

    二、萨满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它曾经长期盛行于我国北方各民族。一般认为，萨满教起源于原始渔猎时代。但是，直到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它在我国北方古代各民族中间的影响根深蒂固，甚至在佛教或伊斯兰教成为主流信仰的我国北方一些民族当中，仍可明显见到萨满教的遗留。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蒙古、土、东乡、保安、达斡尔、维吾尔、撒拉、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以及朝鲜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但是，相对地说，萨满教在科尔沁草原的东部蒙古，在三江流域的赫哲、在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
    满族是17世纪初形成于东北地区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它是在明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的基础上吸收部分“野人女真”而形成的。满族的先民原为渔猎之民，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先后接受了汉族、朝鲜族农业文化以及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本民族文化。满族的萨满教可以视为东北各民族宗教信仰的集大成者，它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宗教形态，又吸收了不同文化成分。满族萨满教具有渔猎文化的特色，与东胡系各民族在游牧文化基础上生成的信仰有所不同。
    萨满教并不是统一的宗教。在信仰萨满教的古今众多民族和部落里，从来也没有过共同的经典，也很少有共同供奉的神灵，更没有统一的信仰组织，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民间信仰活动。同时，萨满教在各民族中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但是，各民族萨满教信仰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却大体相似或一致。
    萨满教信仰是一种原始的多神信仰。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各个民族，其萨满教信仰几乎都囊括了原始信仰中最古老的内容和形式。诸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动植物等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几乎都被纳入了萨满教崇拜与信仰的轨道。在历史的发展和不断积累当中，一些被崇拜的对象虽然被赋予了神格，显得无尚的神圣，但其中的大部分却仍然因其来自人们对大自然的原始信仰而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风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对天的信仰观念和祭祀形式还没有形成，依然停留在对古老的大自然物的具体崇拜上；但是，满、锡伯，以及蒙古语和突厥语诸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从大自然崇拜中突出了对天的崇拜，名为“腾格里”的天神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提高到了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同天神相对应，对地神的信仰与崇拜也已经形成。对山的信仰与崇拜十分古老，在北方少数民族流传到后世的民间传说里，山往往是全人类和民族起源的基本构成因素。对山的信仰与崇拜同对祖先及其灵魂的信仰与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世的山神信仰与崇拜。火在北方各民族的信仰里通常同女神联系在一起。而水则被看作是宇宙初始的形态，同时是生命的源泉。古代突厥人有暗示着女水神掌握人间生杀予夺大权的传说。在萨满教的动、植物世界里，鸟禽往往成为灵魂的象征，其中鹰、天鹅作为萨满巫师特殊灵魂的显形尤其具有突出的意义。
    从萨满教的信仰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原始渔猎时期所产生的信仰方式，出于对天、地、水、火、山等自然物体的畏惧心理，相信这些自然物皆有神灵依附。萨满教很少有人格化的神灵信仰，但是对祖先、女神的初期崇拜意识已经出现。由于信奉萨满教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其信仰的特性，无法有固定的庙宇和特定的崇拜物，只是用简单的物体来代表崇拜对象，如竖一旗杆。萨满巫师在行使宗教权力中具有特别的地位，信奉萨满者认为巫师能够神灵附体。
    那么，清代福州的旗人中是否有萨满信仰、珠妈庙是否融有萨满教的成分？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福州满族社会信仰的大致背景。

　　三、福州满族信仰具有多样性特点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清代福州满族家庭普遍有供奉祖先的习俗。在有萨满教观念的满族人看来，万物有灵,并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的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满族也有偶像崇拜，但是这些偶像只是接近人形的编织物或画像，并且要萨满巫师的施法方可“显灵”。福州的驻防八旗中不可能出现巫师，于是，旗人借用汉族的方法，立祖先牌位、神龛，挂祖先画像，摆家谱进行拜祭。同样有八旗驻扎的广州，满族家庭的大厅里，墙上总挂着一个黄色或者红色的布袋，里面装有衣服、弓箭模型，以及筷子、谷粒、大麦等，都是第一代离开东北老家时带的一些故土纪念物，一般不能随便打开看，在除夕夜，全家要叩拜祖宗袋。祖宗袋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这种社会现象虽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萨满信仰形式，但是他们立祖先牌位的寓意与汉族是有本质的不同。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雷电、云雾、冰雪、风雨、彩虹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的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认为各种神灵同人类一样有意志、愿望和情欲，更有善恶之分，不能违拗、触犯。因而，满族供奉的祖灵有更多的宗教色彩。
    满族是多神崇拜的中国少数民族。满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已受到迁徙到东北的汉族信仰文化的影响，而部分融入满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朝鲜族，则更早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入主中原后，受汉族信仰的影响愈加深刻，也信奉诸神佛。此外，驻防福州的八旗在成分上也比较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福州满族社会信仰文化的多样性。
    福州有固定的八旗驻防，始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诛灭跟随吴三桂叛清的“三藩”之一耿仲明并将其部属撤回京师之后，清朝政府派遣杭州副都统胡启元率领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兵马1026名进驻福州。两年后，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又把耿仲明属下兵马1000名也编入上三旗，在驻防福州的四旗内行走，并设福州将军一名。这一时期的旗人主要是汉军旗人，福州将军一职也是由汉军旗人担任的，雍正六年(1728年)阿尔赛被任命为福州将军之后，该职位才大多选派满洲人担任。早期驻防福州的汉军旗人多是北方的汉人，他们所带来的信仰文化自然地有着更多的中原文化的烙印。典型的例子是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
    雍正六年（1728年），兵部侍郎牛钮奏请“于江宁、杭州、荆州、京口、广州、福州等处驻防水面，勤加操练”，被朝廷采纳。同年，福州将军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经朝廷议政大臣会议“复奏照准”。雍正七年（1729年）10月，征南将军赖塔奉旨挑选531名行营旗兵进驻长乐琴江，组成三江口水师旗营。这些兵丁是福州驻防中四旗汉军的余丁，俗称“老四旗”，设领催、鸟枪兵、弓箭兵、交甲、大刀、挑刀和藤牌兵等。这支水师归福州将军统辖。
    水师旗营建造之初，有五座庙宇也同时兴建：①天后宫。位于琴江北门外，坐东南，向西北。长乐《琴江志•各庙考》：“又北门外左旁，亦有天后宫，原系奉协领彝公灵阿长生禄位，初名行台庙，道光间上游水患漂来天后神像，乡人遂供像于行台前殿，将彝公移供天后座之上，有楼供奉文昌、朱文公、魁星，因更行台之名，亦称天后宫。” 洋屿天后宫的兴建与满族信众有关。与水打交道的福建人均要供奉的水神，旗人也是不敢怠慢。每位福州将军来三江口巡查时，首先要到天后宫行香，然后才能入行台。②观音殿。位于鲤冈山脚下。③毓麟宫。旗营内共有两座。在承惠街的由旗营左翼的子孙供奉；在南门边的一座由右翼的子孙供奉。
    三江口水师旗营内随着人口的增加，庙宇数量、种类也不断增多，鼎盛时达数十座，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一座庙。如阳春街的西岳庙、协府口的东岳庙、南门边的娘娘庙（村内共有3个）、真武街的真武庙、首里街的观音殿、马家巷的三宫堂（敬天、地、人三神）、泗洲街的泗洲庙（供文佛）、德化街的吕祖庙（吕洞宾）、莲惠街的娘娘庙、泗洲街与承惠街交界处的医宫庙等等。这些庙宇除了天后宫是本土的，其余皆为北方汉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小小的琴江之所以宫庙密布，主要原因是旗营官兵来源的复杂，这里的居民有100个以上的姓氏，除了北方来的汉人外，其中还有一些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如朝鲜族。笔者在琴江曾见到刻有“三韩”字样的墓碑。在长期的八旗组织生活中这部分汉军旗人与满八旗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趋于一致，直至完全融入满族之中。至今，洋屿村的汉族还将居住在旗营内的水师旗营的后代称为“旗下仔”（福州语）。
    乾隆年间，福州旗营办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事宜，除了三江口水师旗营外，福州城内旗营的汉军旗人的数量大为减少。乾隆二十年（1755年），驻京的2000余满八旗(含家眷计4000余人)到福州驻防。旗营东以水部门、东门、汤门城墙为界，西以大斗彩巷为起点，经大墙根珠妈河沿，通过秀冶里水门衙至水部门止。该区域分布着镶黄旗堆、镶白旗堆、正白旗堆、正蓝旗堆及蒙古营共五大旗营。此外，该地还有将军署、巡抚署、左翼副都统署、右翼副都统署等军界高级将领的署衙。这一满八旗驻防区域被福州当地人称为“旗下街”，福州满族社会在此时真正地形成了。这些原驻京师的满八旗官兵在福州置产立业、娶妻生子、营造坟茔，长期定居下来，他们的后人就成为今天福州城内满族的主体部分。
   从清代福州满族信仰的多样性特征看，这是由满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对那些先祖是东北游猎民族的满八旗来说，他们对有萨满色彩的宗教形式更有认同感，这是珠妈信仰在福州满族中“诞生”并“成长”的重要原因。

    四、珠妈庙——萨满教与福州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在接受汉族诸神的同时，满族社会中依然存留着本民族传统的信仰文化。金代以后，女真人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在满族中仍保存着，比如努尔哈赤建“堂子”，立杆祭天，凡用兵及大事必祭，就是崇信萨满教的表现形式。寻常满族人则在屋内供“祖宗”（神）榜，院中竖“索罗竿”，祭祀时请萨满跳舞，崇奉天、地、山川、动物等。福州旗人在遇到瘟疫之灾时，为何要重修汉族的庙宇并祈神其中呢？首先，有必要了解珠妈信仰的由来。
    1、珠妈——福州的“痘神”
    “珠妈”是中国古代民间信奉的掌管天花（出痘）之神。因天花传染，来势迅猛，古人惧之如神，故神化之。各地所奉痘神各异，山东祀张纯、湖北尊崇柳夫人、福建信奉刘娘娘，民间传说救灾有奉余化龙及其五子为痘神者，等等不一。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山东宁海县有张姓名纯，帅乃字也......诞于则天癸卯八月癸卯日酉时......精鉴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谙人间事，耳听政，口辩冤，笔佥禁，立断而民不冤焉。且仁直刚义。时上钟意于年少俊士，诏贡以千计，选应连花不给之役。帅耻之，以时多痘疫无中选者报。国人赖以安焉，作生祠祀之。玉帝以为不曲不阿，忠之属也，且才辩于给，健之属也，直以飞捷报应之职帅之，以共天门寄心膂，又褒以尽忠，锡以瘟锤，加以二郎金盔，以兼理麻痘役，专以保童。”清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三：“湖北《黄冈县志》云：‘明代柳夫人......今舟商祭之，曰水神。乡人以为痘神，皆祀之。’又施鸿保《闽杂记》卷四云：福州登瀛桥旁珠妈庙，道光甲申初建......珠妈设神为刘姓，亦称娘娘。娘娘盖痘神也。”清黄斐默《集说诠真》：“《封神演义》载：痘神系余化龙暨其五子达、兆、光、先、德也。”
    由此看来，珠妈神应是汉族的民间神灵，且有多种化身，福州的痘神是刘珠妈。满族自有的萨满信仰在当时还处于原始宗教时期，只有对自然物的崇拜，不具备出现人格化神灵的可能。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专门求教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满族研究专家，得知满族没有珠妈神信仰；再求教满语专家，满语中亦无“珠妈”这个词的发音。如此，可以排除珠妈神是满族从北方带到福州的可能性。
    2、福州的珠妈信仰与临水夫人信仰群的关系
    在满族来到福州之前，福州城区就有珠妈信仰，而珠妈则与闽江流域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信众眼中，临水夫人是闽江流域的护法神，她的手下有三十六宫婆巡护各地，铲妖除魔，维护正义。临水夫人崇拜始于唐宋时期，元明清更有发展。明清两代，临水夫人信仰形成完整体系，她手下的三十六宫婆大多在此时被纳入该信仰圈之中。这些女神庙在民间俗称奶娘庙。清代郭柏苍记载，福州城中即有不少女神庙：“北门外梅柳境祀汉闽越王，境内附祀奶娘，称北山梅柳娘；井楼门外汤边所祀奶娘称南山汤边奶；竹林境所附祀奶娘称欧奶；城隍后殿所祀奶娘称金氏夫人；德政桥下所祀珠妈称刘氏夫人；丽文铺所祀疹妈称潘氏夫人；元帅庙河乾所祀虎婆奶称江夫人，又称虎婆坑，其香火西河石山境分入。盖江氏夫人乃城外虎坑人，俗人遂于座下塑一虎，祀夫人者亦以牲礼饲虎。俗云：‘虎婆奶手上无囝给人抱’。猪母岭祀蓝田奶，隆普营乌山麓祀五代罗源徐公里女子月华、雪英。”
    德政桥下所祀珠妈称刘氏夫人，供奉在旗人所祀的珠妈庙内，这里是旗营的范围。珠妈与临水夫人信仰体系的密切联系，可从《闽都别记》的记载中得到答案。临水夫人有子二人，一为谊子（干儿子）金舍人痘哥白感生，另一个是“古田临水宫龙源庙之灵通三舍人刘聪”，刘聪即为临水夫人的儿子，又名银舍人。这对金银舍人在民间有许多崇拜者，其中金舍人痘哥的地位更重要。白感生原为一顽童，聪明过人，过目成诵。他聚顽童闹事，竖起“天星感生一统大皇帝”的旗号，被孩童父母骂散，白感生竟以临阵脱逃罪杀死三个孩子。族人逐走感生，他流落荒野，抢鸡吃被梗死。死后，被临水夫人收为谊子，协助痘奶刘夫人看管痘田。痘奶“年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天领痘，三十夜除夕至兜率山洒种，其种萌芽生发之时不被践踏，则是年出痘必顺症，倘有践踏翻起，则是年必险症。”痘哥的职责，就是看守痘田。
    在信众眼中，来年痘症是否平顺过关，取决于痘田的平安与否。儿童体质较弱，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疾病中尤以麻疹和天花对儿童威胁最大。临水夫人手下的三十六宫婆中，有专门司职防御麻疹的“疹奶”，还有专门防御天花的“痘奶”与“痘哥”，痘奶与痘哥掌管种痘，若种痘不利，还有“虎婆奶”帮忙。刘珠妈应该就是司职防御天花的“痘奶”。
    珠妈庙所祀的刘珠妈，王祖麟先生著的《福州民间信仰大观》记录下福州几个关于她的传说。其一，据说珠妈很美，所以她的神像前常供奉着鲜花，有一个花花公子陈衙内，一日到庙内闲逛，见珠妈的塑像顾盼生姿，心生歹念，嬉皮笑脸地去摸弄神腿，神怒，迎面给了他一口唾沫，回去后脸上生满恶痘，不知涂了多少药膏也不见好，后意识到是神的惩罚，到庙中请罪，还是成了大麻子。其二，明代倭寇窜到福清、罗源一带烧杀抢掠，珠妈在夜里叫阴兵将五斗毒辣痘撒向倭船，寇无不染上痘症。其三，清咸丰年间，皇帝要在福州选10个民女入宫，珠妈想办法骗皇帝说榕城正流行痘症，万一将此恶疾带入京城后果不堪设想，皇帝害怕了，只好作罢。王祖麟先生直称珠妈是“满族奶娘”。
    3、福州满族与珠妈女神的结合
    临水夫人手下的宫婆怎么成了满族奶娘？“碑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国初，因乾隆己卯……闻府铁岭刘公祷于神，得安，任董事重修。”这位刘公是辽宁铁岭人，应为汉族，估计是清乾隆时期福州的一位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位汉军八旗的将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遇到病或灾，祭拜了珠妈庙后“逢凶化吉”，于是亲自任董事重修了该庙。到了嘉庆己卯年，“痘疹”在旗营辖地内肆虐，旗营派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处理此事。在当时的防疫能力下对付天花这个凶猛的传染病，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只好求助于神灵，他想起了痘神珠妈。旗营长辈“刘公”的经历，让吉隆阿决心在神灵身上碰碰运气。于是，他邀集十余名旗营将领集资重修珠妈庙，不但翻修一新，还将庙宇的地盘“展拓周围各十数丈，廓然而大之。”
    这次修庙行为对福州满八旗来说，是他们信仰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或称为变迁——修建庙宇进行偶像崇拜。造成这种转折的推动力来自于三个因素：第一，珠妈庙在旗营之内，耳闻目染，得悉其详，没有陌生感。第二，早有旗人，尽管可能是汉军旗人，已出资修茸珠妈庙，为满族先踏进了一只脚。所以吉隆阿集资再次修建后，立碑称其为“祖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满族的萨满信仰与福州本土的巫文化有着相近的思想理念，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本土生活之后，信仰观念上的一点点差距，很容易被消弭。
    旗人的两次修庙，尤其是嘉庆己卯年吉隆阿组织的那一次之后，旗人将珠妈庙视作自己的庙宇，开始在此中烧香拜神。道光四年，旗人又对珠妈庙进行了一次修缮。除了拜神之外，这里还成为旗人聚会的场所，婚丧喜庆常在这里举办。珠妈庙与位于福州道山路乌山北入口处对面的八旗会馆（原为明代宦官花园“中使园”遗址，清初改建为八旗旅闽官员住宿所）,并列成为清代福州旗人的两大会所。
    限于资料，我们暂时不能确认珠妈庙是否被满族改造为萨满教的庙宇（萨满教也没有建庙、塑神的习惯，当然在条件允许下是可以建的），也不了解满族祭拜珠妈的形式和内容，但是由于满族完全的介入，原庙的外形和内容应该是发生了变化的。据福州曾到过珠妈庙的满族人记忆，庙中的珠妈是以画像的形式绘于墙上的，而福州大多数的民间信仰庙宇则是塑神像来祭拜。联系到满族家庭中对祖先的崇拜方式，这种简化的神灵形象较为符合萨满信仰的特征。此外，在庙门外竖一旗杆，也是萨满教的特色之一，这与众不同的旗杆或许就是满族传统信仰中的“索罗竿”吧？笔者尚无见到福州的满八旗信奉其它神灵的记载，假如珠妈是他们唯一崇拜的神，以当时满族的宗教理念，应该会将他们习惯的拜神方式加入到珠妈信仰之中，何况，珠妈庙还被尊为福州满族人的祖庙。

   五、萨满和巫在珠妈庙融合的思考
    信奉萨满的满族在定居福州不久就接受了福州当地的巫信仰，最根本的原因是满人的信仰观念与巫文化十分的接近。我们从满族所立《重建珠妈祖庙碑记》中的许多言辞，仿佛看到的是巫道庙观中的碑文，夜梦老妪留言、祷神得安等等“神话”，我们都似曾相识，而这些思维在萨满信仰中亦然，尤其是对女神，满族更加有认同感。
    满族如此迅速地接受巫文化，还在于福州地区巫文化的盛行，巫文化的土壤在福州当地十分肥沃。巫文化在福建人的信仰文化中源远流长，且生命力旺盛。早在秦汉时期，闽中即有许多巫道仙灵，隋唐宋时期，八闽乡村中活跃的巫师、道士被大量地塑造为神灵，其主要功能时降雨、祈晴、除病、驱疫、预测等。元明清时期，闽人的迷信思想在国内“享有盛名”，明代长乐名士谢肇制的一番言辞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信巫重祀”的不满：“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
    巫文化的思想意识中，相信冥冥之中有许多神灵和精灵，他们操纵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必须祈祷神灵才能避免灾害；其次，相信人类可以用法术控制精灵，一个人只要虔诚地信奉神灵，神灵就会赐福于人，即使有精灵想捉弄人类，人们也可以由巫师施展法力将害人的精灵赶走。汉族士大夫看不惯的东西，在满族人眼里却有亲切感，当瘟疫肆虐之时，他们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巫术之中。因为在灵魂观念上，满族人认为世界上各种物类都有灵魂,自然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祸福,都是各种精灵、鬼魂和神灵意志的表现。满族在祖神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对于人畜患病多加进祖神作祟的解释。同时，特别重视梦境和日常现象的征兆，认为这是祖神预兆吉凶，因此规定了许多祭祀、禁忌和禳解之法。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福州满人在乾隆年间主动修建珠妈庙的缘由是满人对该庙有信仰上的认同感。
    其实，满族信仰文化中也充满了巫术的内容，如祭星是满族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与蒙古族的祈祷相比，它含有更多的巫术成分。据史料记载早在1483年，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年间，多罗厄勒洪贝勒之妃患病时，她家的章京石汉，曾“叫觋者（男巫）精古打剪纸人九个，同一太监对七星祈祷”（《清太宗实录稿本》卷38）。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恶术，满语叫“urge faitambi”，参照《清文鉴》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希望藉七星神之力，将附在病人身上的恶鬼驱逐，嫁祸于纸人（《清文鉴》卷13）。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而将七星看成长寿之星，则显然是基于七星在夜幕下永不凋落这一自然景观，在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民众心目中产生的强烈印象。当然，满族萨满教具有较复杂的灵魂观念。他们认为在万物有灵信念支配下,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兼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崇拜对象极为广泛，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巫师的职位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
    八旗制度是军政民合一的满族社会基本组织制度，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不得与城市居民混杂居住，因而清代的福州八旗社会是封闭的，他们有独立的聚居区域、特殊的经济生活和教育形式；他们极少与汉族通婚，生活习俗亦与汉族迥异。然而，满族却在信仰方面很快地与汉族在珠妈信仰上相融合，说明宗教具有跨越地域、民族等等界限的能力。纵观清代福州满八旗信奉珠妈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萨满信仰与福州巫觋文化在宗教思维方面相近似，加上瘟疫流行的历史背景，痘神珠妈成为两种信仰文化的结合点，进而满族将珠妈神改造为他们的祖神、民族的神灵。在这一过程中，福州满族的传统信仰——萨满，融进了珠妈信仰，而福州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临水夫人信仰群中的“奶娘”珠妈也在此刻发生了变化，带有了满民族的色彩。

参考书目、文章：
1、许辉、定宜庄《马江之战中的八旗将领与兵勇》，载于《满族文化》第19期
2、徐晓望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3、《福州驻防志》新柱等总修，清乾隆刻本，福建省图书馆馆藏
4、《琴江志》民国黄曾成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影印本
5、《福州民间信仰大观》王祖麟、王光辉著，香港华星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文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