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令节日及其叙事意义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5-02 11:49:33 / 个人分类：节庆转载

　摘要：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 “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关键词：四时；循环构架；时令；节日；时机；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在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人形成了基于“四时”的传统时令节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可见，“四时”是“时”的本原意项之一，即现在所谓的春、夏、秋、冬四季。英国人类学家利奇说过：“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在这样做之前是没有时间可以测量的。”[1]“四时”以及“月令”、“节日”等秩序就是中国人根据“天时”观念创造的社会生活间隔，是中国人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的时间分段。中国古代小说常常依据周而复始的“四时”秩序以及人文化浓郁的节日来谋划结构，不仅将无限的时间纳入了有限的循环，而且还使无形的时间有了特定的质感。
　　
　　一、“四时”秩序与循环叙事构架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循环观念与周而复始的“四时”秩序有着不解之缘。《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也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以春暖、夏热、秋凉、冬寒为主的自然变化，以及适时的有规律地开展着的农事活动，终而复始，一一循环。这种思想观念影响及小说创作，便自然而然地形成“四时”循环叙事构架。
　　中国古代小说借助“四时”观念来谋划带有循环性的结构，由来已早。如《三国演义》从“桃园三结义”的春天写起，写到“沙场点兵”的秋天以及“大雪弓刀”的冬天。后半部分以写“秋战”“冬战”为主，其大略是，第四十回曹操欲扫平江南，“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再后来写到第一○四回的“秋风五丈原”，诸葛亮病逝，一直写到第一百十九回的“十二月甲子日”司马炎当权，并引诗感叹“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从而改元为“太始元年”。在跨越百年的时间中，作者特别突出了“四时”轮转及其循环功能。
　　且不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寓含着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循环意义，就是《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在接受佛教的时间观念去努力消解作为人间经验感受的“四时”观念之外，又念念不忘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同样使得这些故事隐含着某种世俗化的季节性。对此，浦安迪曾经指出：
　　……即使是许多异想天开、用“山中无甲子”的观念为表面的时间背景的情节中，《西游记》作者似乎仍注意以季节作为理顺文章的结构原则。简言之，在由色彩、方位及其他构成寓言构架的细节所组成的片段里，作者运用季节的标签和母题来塑造妖魔本身和他们的巢穴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当他设法恰好用春天的意象让猪八戒登场演出如获一幕（老猪是作者用来表示世俗活力和野兽精气的图像），或他把小说的正中点，即第49回渡冰河一节放在严冬时，我们确实感到四季转换的节奏是出于有意的安排。[2]
　　《西游记》的作者不仅在每一故事的开头程序性地用一段大同小异的关于季节变化的时间语句来过渡，而且还密切结合特定的季节来展开具体故事。这就说明，这部小说是带着较强的“四时”观念来梳理故事的。第六十四回写道：“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这种标志话语是作者叙事操作中有意为之的简易工序。《西游记》如此之类的季节叙述多次出现，使我们充分感受到故事发生的季节性和节候感。小说第十四回写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意味着“年度总结”；第十九回写黄风岭唐僧有难是“夏景炎天”，容易发生风云突变；第二十三回写“四圣试禅心”则正值金秋时节，意味着“秋收”时期唐僧完结收弟子行动。第五十三回写唐僧师徒路经西梁女国正值“早春天气”，服务于男女之情渲染；第五十六回写“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则将时间置于初夏，便于写出妖魔的疯狂；第五十九回写“三调芭蕉扇”则选择在“三秋霜景”，突出了时节的暑尽寒来。由此可见，一方面不断地声称淡化时间意识，另一方面又别具匠心地利用“四时”观念来推进故事，使故事的安排与季节的转化相适应，体现了“什么时节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节要做什么事”这一匹配原则。这就是《西游记》叙事的时间哲学。
　　在时间结构上，中国古代小说常常遵循自然的季节时间，以春夏秋冬的季节循环依次展开故事时间，而故事时间的季节化又往往隐含着应然的象征意义。在这方面，《金瓶梅》为充分展现西门家庭的兴衰，巧妙地利用了季节性的时间布局。欣欣子序曰：“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3]关于《金瓶梅》利用四季制造结构循环，浦安迪也曾有过一番论述：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超出了介绍故事背景和按年月顺序叙述事件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把季节描写看成一种特殊的结构原则的地步。……纵览全书，我们常可以看到随着时令的变换，人间热闹与凄凉的情景之间也发生相应的更迭。我们不难觉察，西门庆家运的盛衰与季节循环中的冷热变化息息相关。[4]
　　这就是说，《金瓶梅》之所以醉心于用季节构架故事时间，主要是因为“四季”的寒暑关乎西门家庭盛衰以及与之俱来的社会人情冷热。比如，小说第一回写“冬”，先作如下铺垫：“看看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只见四下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正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潘金莲借机在家引诱武松。此后，作者顺着自然时间的流逝，按照春夏秋冬的更迭依次写来。其中，给人印象较深的是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纵欲的激情与火热的炎暑相互辉映。到了最后几回，小说的叙事时间节奏加快，仅就第九十回至第一百回而言，时间在四季中转换了数次。先是第九十回写“夏”，用了“又早到六月初八”作提示，此时陈经济迎娶葛家女子。接着写第二年之“春”，用了“一日，三月佳节，春光明媚”作提示，此时发生的重要故事是陈经济逢旧识。随之“春”去“夏”来，有故事可讲的时间是“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这一天陈经济拜访韩爱姐。然后写到“一日，冬月天气”，叙述的主要故事是春梅收买李安。再接着写第三年之“春”来临，“时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腊尽阳回，正月初旬天气”，在这风和日丽的祥和时节，周守备迎娶了春梅。如此一路下来，借助不断轮转的“四时”，《金瓶梅》完成了叙事结构的有机循环。当然，“四时”循环还具体刻印在人的生理机能和生老病死方面，西门庆的人生也大致经历了温热寒冷“四季”。
　如果说，《金瓶梅》的“四时”还仅仅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的话，那么，《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已经达到了哲理化高度。关于《红楼梦》的四时结构，清二石道人《红楼梦说梦》云：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土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笼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失玉，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术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姐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5]
　　的确，在《红楼梦》的文本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无处不在的“四时”意识。就总体布局而言，这部小说的叙事大致始于“春”，而基本结于“冬”，第一二○回写“那天乍寒下雪”，贾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拜别，意味着故事到了尽头。在回与回之间，人物对同一季节经常感通。如第七十回写在搬入大观园的第三个春天，三月初一，“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林黛玉想起上半年四月“葬花”之事，“桃红又是一年春”，又是一年桃花落，压抑在黛玉心中的痛苦和哀婉不因春暖减轻，而是情感更深沉脆弱了，写下了饱含哀泪的“桃花行”，写尽了桃林花叶艳丽如霞、凌碧如烟的盛景，却是为反衬自己终将飘零随花的薄脆命运，这是对前面“黛玉葬花”精彩片断的呼应。即使同一回目内部，也可见作者有意安排四时循环的迹象，如第一回就有意从季节角度切入，从“一日，炎夏永昼”的夏季，甄士隐做梦写起；接着写到“一日，早又中秋佳节”的秋季，士隐与贾雨村饮酒；再下来转写“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的冬季，士隐的女儿英莲失踪；最后写“不想这日三月十五”的春季，疯道人唱“好了歌”，士隐随他而去，这是一个小的循环。
　　总体说来，受到“四时”循环秩序认知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以叙事的圆转结构取胜，并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时令”叙事的人情意蕴
　　
　　在传统文化中，春夏秋冬不仅是自然时序新陈代谢的标志，而且还是生命机体、世态人情翻云覆雨的映像。我们可从中国古典哲学里找到许多有关“时节”关合人情的答案。董仲舒《春秋繁露》多次论及“四时”的情感意蕴，如《王道通三》说：“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共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二者互相感应，互相解释。可以说，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暖热寒冷等“四时感”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中，关涉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乃至悲欢离合命运。而中国文化中的“伤春”与“悲秋”节律更是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常常取意于这些观念。
　　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各个时节的运用并不均衡，人们更多用来发题的是“春”与“秋”。春华秋实，由盛而衰，由落花落叶引起的伤春悲秋，古代小说形成了自然时间中的悲剧意识。《三言》、《二拍》中写男女情事往往以春天为背景。如《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叙述王三巧红杏出墙是因为春日椿树发芽时节顾盼丈夫归来，不期因误人而遭人谋算；他如《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也于春日生艳情。《警世通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叙述“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另外，《崔待诏生死冤家》用“咏春诗词”作入话，《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写清明节祭扫时青年男女因遇雨而风雨同舟，《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王娇莺百年长恨》也都把春情的萌发与春花的绽放相连。《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同样将男女之情置于春日光景。《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酒卜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的入话把狄夫人遭人算计置于“于时西池春游，都城士女欢集，王侯大家，油车帘幕，络绎不绝”的背景下展开叙述。《宣徽院什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叙述的自然是春天的浪漫故事；《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叙述的是发生在春天的男女才子风流。秋天肃杀凄凉，古代小说写人物之死常常置于秋季。《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写诸葛亮之死，渲染了“秋风吹面，彻骨生寒”的凄凄惨惨戚戚，虽拘于孔明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薨于五丈原的历史记载，但若非妙笔点染，也不会形成“秋风五丈原”那样让人刻骨铭心的名段。《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于秋季，除计算时日外，有宝玉当晚要到宁府探丧，贾母叮嘱“夜里风大”。虽然其丧事办得“恣意奢华”，但秦氏死前给凤姐的托梦之话，饱含“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同样笼上秋气萧瑟的悲凉之雾。随之，在作者的巧意安排下，尤三姐、晴雯、黛玉等值得感伤的人物更是先后死于秋季。在古代小说叙述中，无论是伤春，还是悲秋，其实都是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对生命的隐忧。
　　当然，古代小说有关“四时”之景的叙述尚存在难易不一、效果不同的问题。晚清解韬在《小说话》中说：
　　四时之景，冬景最易写，秋景次之，春则易写而难工，最难者为夏景。《红楼》一书，四景皆备，且各时复分初、盛、末三节，无不逼肖，举不胜举，细心者一鉴即得之。兹略举数回，余可三反也。《柳叶渚边嗔莺叱燕》，写出春光之明媚；龄官画蔷，晴雯撕扇，写夏日之静寂；《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写秋夜凄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写冬景之奇丽。除此书而外，写冬景之佳者，《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鬼山狠侠传》之白人失牛，《旅行述异》之罢猎饮至，皆可喜。[5]622
　　《红楼梦》的作者能够知难而上，对“最难”写的夏景多有人情化、生理化的叙述。如“宝玉挨打”是夏日里突发的一件大事。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贾政盛怒地板打宝玉之原因虽然很多，但也与燥热的天气容易激发人的脾气有关，而宝玉的棍棒伤情也合于夏季天气。对“最易写”而难出特色的“冬景”，《红楼梦》也能妙手天成，如第四十一回“栊翆奄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又如，第四十五回蘅芜院的一个婆子告诉黛玉园中值夜赌钱，“一关了园门，就该上场了”，庚辰本有脂砚一条长批：“几句闲话，将潭潭大宅夜间所有之事描写一尽。虽偌大一园，且值秋冬之夜，岂不寥落哉？今用老妪数语，更写得每夜深人定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上，花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甚于日间繁华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趁（衬）出后文之冷落。此闲话中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当然，《红楼梦》对“夏”与“冬”之叙写尽管非常独到，但从所叙名段的量来看，写“春”与“秋”毕竟还是居多。如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写在一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宝玉情不自禁，第一次向黛玉表白爱情。当时宝黛沁芳桥共读《西厢》，黛玉被一段“原来婉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牡丹亭》艳曲吸引，心中记起《西厢记》“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不觉心动神痴，眼中落泪”，眼前明媚如许的春色，扣动愁绪难排的芳心，可以说，大观园的春天催生了宝黛觉醒的青春爱情；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及其《葬花词》，把埋葬飘零的落花与埋葬红颜薄命的青春勾连在一起：“展开书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不过，此时黛玉尽管伤心，但毕竟还属于青春的烦恼。后来小说写林黛玉病卧潇湘馆，秋夜听雨声淅沥，灯下翻看《乐府杂稿》，见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此时黛玉已到了生命的秋季，悲悲戚戚。《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出现了悲秋的绝唱。黛玉歪在床上，日未落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黛玉在灯下拿了一本《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不觉心有所感，不禁发于章句，写成《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对此，脂批曰：“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值得重视的是，古代小说有关季节性人情冷暖的叙写常常不仅局限于表象，而且还往往升华到哲理性的审美层次。张竹坡慧眼看到了《金瓶梅》叙事的秘诀，即将世情冷暖、人物命运与季节变换同步展开，或有意以季节来烘托人物心情。作为一种隐喻，这种世态炎凉直接来自人们对“四季”的感受。不独《金瓶梅》巧于用此笔法，《红楼梦》等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写作经验。姚燮《读红楼梦纲领》指出：“此书全部时令以炎夏永昼，士隐闲坐起，以贾政雪天遇宝玉止，始于热，终于冷，天时人事，默然相吻合，作者之微意也。”[5]170对此，前人多有论及，此不一一赘述。

三、“节日”叙述的“时机”意义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岁时节日之俗，而这些分布在“四时”中的节日是充分人文化的，这就使得许多节日成为古代小说赖以展开故事的特殊时间刻度。正如杨义所言，中国作家喜欢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结”，来发挥“独特的时间刻度”的叙事作用。[6]
　　在故事叙述中，话本小说特别注意抓住江南人的休闲性的节日“游赏”作文章，各大节日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特殊时间刻度。在江南，人们格外看重“元夕”灯市。《武林旧事》卷第二《元夕》条记载，杭州人非常重视元夕节的游赏活动，“灯市”前后要延续几天时间，文化气息极为浓厚。“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7]这种火树银花的热闹场景自然而然地为男男女女们浪漫的爱情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三《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场景布设在上元佳节的“杭州好景”之中，男女邂逅触发恋情于灯夕，相约私奔失散后，“又逢着上元灯夕”，勾起张舜美的思念之情，因而吟诵秦学士（今考定为欧阳修作）的《生查子》词寄托感情，让世俗主题的小说去亲和风流文人的诗意。当然，元夕也为一些男女偷情提供了方便。如《警世通言》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写当事人就非常有选择地做出了“取便约在灯宵相会”的决定。关于清明节的热闹游赏，张翰《松窗梦语》说：“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萧鼓声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画中，信极乐世界也。”[8]清明游赏风俗同样为话本小说提供了生发故事的“时机”。早在《清平山堂话本》中，《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等故事就以清明节踏青、祭祖等风俗作为故事的引子。如《西湖三塔记》说：“今日说一个后生，只因清明，都来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显然，作者是把清明节作为故事的“事因”来使用的，没有清明节这一冶游时间刻度的设置，人物就无缘相会，整个故事也就无从说起。在“三言”、“二拍”中，以“清明”为时间刻度展开故事者大约有27篇，数量较为可观。如《喻世明言》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的“入话”洛阳饱学之士李源与慧林寺僧圆泽交好，圆泽圆寂时与李相约再世在杭州相见。十年后，“源因货殖，来到江浙路杭州地方”，目睹的景象就是：“时当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游人如蚁。”小说家就是利用清明这一游赏性的时间刻度来展开故事。当然，清明前后的祭扫活动以及踏青游春也客观上为男男女女的邂逅提供了方便。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拚生觅偶》写多年未能谋面的一对情侣终于在这一特殊时间里迎来了见面之机：“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遍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山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这里写到男子刚刚跟随父亲坐定，“饮酒观山”，是一种节日消费活动，这种热闹场合便于女方出场。清明这一特殊时间加速了他们恋情的进程。另外，较好地使用清明这一时间刻度的小说尚有《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以及余象斗《万锦情林》卷二《裴秀娘夜游西湖记》等。可见，“清明”节多作为特殊时间刻度来拉动“奇奇怪怪”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端午”本来就是形成于南方的节日，因而自然令江南人特别看重。届时，“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箓。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宴游渐希故也。俗以是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7]42。“三言”、“二拍”以此为故事时间者有6篇。如《警世通言》卷七《陈可常端阳仙化》就将主人公的生日设置在五月五日的端阳节，然后，这一时间刻度就随时出现在主人公生活的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无独有偶，同书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也通过“端午节”生发故事，作者让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落乡村中的那位淫荡的蒋淑真和他的性伙伴在五月初五来了一场鸳鸯会，他的丈夫张二官趁机将他们杀死。这本来似乎是事出偶然，但作者却又补叙说，与蒋有性行为而先死的两个人物曾经在蒋卧病时说：“五五之间，待同你一会之人，假弓长之手，再与相见。”这就给这场冤冤相报的故事增添了“祸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的神秘感。除了“元夕”之外，在中国的“七夕”、“中秋”、“年夜”以及“观潮节”等，也往往被话本小说家用作情节展开的特殊时间刻度。
　　除了世情化的话本小说常常借“节日”游赏生发故事，章回小说也特别注意发掘“节日”触发故事的契机功能，并假此编辑生动有趣的故事。除了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也惯常借节日说事。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故事都被安排在岁时节日之中进行叙述，对此，胡文彬作过论述：
　　《红楼梦》中写到的岁时节日，有元宵节、清明节、芒种节、端阳节、七巧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过年等。此外，还有立春、饯花神、小阳春、九九消寒会等。……《红楼梦》有6回故事中写到元宵节和元宵节的活动。小说开卷即写甄士隐抱女儿英莲“看那过会的热闹”，……元妃省亲的故事安排在元宵节期间，小说写到元妃命太监送灯谜，贾府上下忙于猜灯谜、制灯谜的景象。[9]
　　由此看来，喧闹的节日及其群众性活动容易无事生非，从而为古代小说叙事提供了宣题的特殊“时机”。
　　每逢佳节期间，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之间容易出现有趣味的错位，从而生发出古代小说叙事的“乐中悲”模式。《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以元宵节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以“元宵失子”为引线展开小说，合情合理。《红楼梦》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也把全书的第一个春天描写成一个悲剧的开端。就在该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第一个出场人物甄士隐的爱女英莲丢失。后者应当受到前者的影响。不仅开篇如此，而且作者还是带着“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意识来进行整体谋篇的，第十八回明写了元妃省亲的“非常喜事”，热闹非凡，实际上潜藏着“三春去后诸芳尽”，“树倒猢狲散”的话外音，没过几天，元妃制作的灯谜使得这种暗喻得以强化。作者拿着一个“元宵”节大做文章，不仅储存了诸多叙事密码，而且还寓含起乐极生悲人生哲理来。
　　总之，呼应“天时”的中华民族几大传统“人时”节日，如“元夕”节、“清明”节、“端阳”节、“七夕”节以及“观潮节”等，都曾经给古代小说故事的发生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进一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
　　
　　参考文献：
　　[1]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1995：501.
　　[2][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164.
　　[3]秦修容.金瓶梅（会评会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70.
　　[4][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1.
　　[5]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C].北京：中华书局，1963：84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69-171.
　　[7]（宋）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1981：30-31.
　　[8]（明）张翰.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7.
　　[9]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M].北京：中国书店，2005：372-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