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圣乐]对《顾颉刚铭“九鼎”》一文的几个疑问

对《顾颉刚铭“九鼎”》一文的几个疑问

黄圣乐

东方早报 2009-3-1 2:14:46

 
  
 
　　读朱维铮先生2月22日发表于《上海书评》的《顾颉刚铭“九鼎”》（下简称“朱文”），对这桩我以前不甚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公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收获颇多。朱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似素无好感（看《上海书评》2月1日发表之《顾颉刚改日记》），在此文中对顾先生自然亦颇多贬抑之辞。但文中有几处似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今写出来向朱先生请教，也请读者指正。

　　朱文说：“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据我所知，顾颉刚先生从未发表过“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意见。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致钱玄同信中，写过下面这些话：“《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古史辨（一）》62页）顾先生在同一年发表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还提出“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的看法。总之，顾先生只疑禹本来并非人王；却并未讲过类似“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话。至于《史记·封禅书》等所说禹铸九鼎，大概是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中“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说法演变而来的。顾先生对禹铸九鼎说法出现的时代本并无明确意见。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先生只说他在1923年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据《左传》此文相信九鼎是夏铸的，禹的出现与九鼎上所铸纹饰有关系；因顾先生又怀疑“贡金九牧”之语，所以放弃此说（《古史辨（一）》63、119-120页）。至于先秦无禹铸鼎之说，是顾先生和童书业在1937年合作发表的《鲧禹的传说》（《古史辨（七·下）》194页）中才明确提出来的意见，并非朱文所说的“1923年”。关于此问题，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指出先秦无禹铸九鼎之说，并非建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根据；第二，据童教英说，《鲧禹的传说》等文都是“由父亲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然后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49页，《鲧禹的传说》已被收入近年出版的《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将此意见归在顾先生一人身上，恐亦不妥当。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二）中“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一句，朱文解释说，“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其实“於维总裁”句即使是套用《周颂》“於皇武王”，“犯忌”之说亦不能成立。众所周知，《武》“於皇武王”之“皇”并非专制君主之“皇”，而是“大”的意思，顾先生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此句其实不但不是套用《周颂·武》，“於惟（‘维’与‘惟’古通用）某某”也并非顾先生生造。这类说法常见于汉代传世古书及碑铭，《汉书·叙传下》“於惟帝典”（颜师古注：“於，叹词也。”），《郎中郑固碑》“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金石萃编》卷十），《敦煌长史武斑碑》“於惟武君，允德允恭”（《金石萃编》卷八），《荆州刺史度尚碑》“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隶释》卷七），是其比。伪古文《尚书·冏命》“昔在文武，聪明齐圣”中的“文武”自然指文王和武王，但是这跟顾先生所撰鼎铭又如何能够比附呢？从我们上举汉碑“允德允恭”、“允懿允明，文武是该”等话来比照，顾先生所作鼎铭“允文允武”中的“文武”则恐怕只宜作形容词理解，而决不好与“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等意义牵合。朱文以顾先生不顾《冏命》之伪以媚蒋，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一）原文“万邦协和，光华复旦”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朱文解释说：“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协和万邦”是动宾结构，“万邦协和”是主谓结构，其差别并不一定在于“未然”和“已然”。从语法上讲，“协和万邦”自然可以根据语境表示“协和了万邦”或者“使万邦协和”的意思。从《尧典》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协和万邦”实非“未然语”，而是对尧统治时盛况的描述。此句孔颖达《正义》说：“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可以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理解。《东观汉记》“盖闻尧亲九族，万国协和，书典之所美也”（《后汉书·下邳惠王衍传》李贤注引和帝诏），正是汉人引《尧典》时把“协和万邦”理解成“万邦协和”的确证。朱文却将此句翻译作“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平白增添了“告诫”、“要”等词，并把“昭明”解释为“放明白些”，都与《尧典》原文意思不符，其症结是否都在于想把“协和万邦”解释成“未然语”，进而给顾先生贴上“寡亷鲜耻”的标签呢？最后说一句，《尧典》作“协和万邦”而不说“万邦和协”，是和下句“黎民于变时雍”趁韵（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邦”字条，“邦”、“雍”是古东部字）；马衡将顾先生所写“万邦协和，光华复旦”改为“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最平实简单的解释恐亦当从押韵的角度考虑（“同”也是东部字）。所谓马衡对顾先生的“谀词”“难以忍受，非改不可”云云，大概也属求之过深的推论。 

       黄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