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间(萧放)

中国时间

撰文萧放

在我的老家湖北英山，举行传统婚礼的规矩是，嫁妆在下午抬到新郎家，新娘由娘家人送到半路，然后由新郎家派人打着灯笼迎接。新娘到达新郎家时，一定已是太阳下山之后。据说这是周礼遗风，今天当然被时人视为奇风异俗。其实“夜嫁”习俗源于古人的阴阳观念：下午是阴气到来之时，女性属阴，女性顺从阴性时间到来夫家，这是顺应天时的正确举动。

阴阳观念渗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纳入“阴”、“阳”二种属性之中。仅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种属性来自对天体的观察。远古初民在生活中逐渐归纳出日、月两种天体的运动规律，昼夜更替，寒来暑往，周围事物的变化，还有自身从生到死的过程，都与之有关。

“中国时间”由此发轫，它从不是纯粹的、客观的测量单位，随着经验和观察的积累，每个具体的时刻都具备了复杂的“个性”。比如，现在是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3点整，在中国的时间系统里，它应被标注为戊子年甲子月癸巳日庚申时。“戊子甲子癸己庚申”这八个字，从本质上描述了未来两个小时的特性，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一些事情适合做，而另一些事情是不适合做的。而如果有人在此时出生，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认为，这八个字还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她一生的命运。

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选择“个性”匹配的时刻。传统世界的中国人，就生活在由种种个性不同的时机所编织出的复杂的时间之网当中——统治者的重要典礼、政令颁行和远交近攻，庶民日常的起居出行和劳作，终身大事如婚丧、架屋，都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顺天时则万事如意；违背时间规律，就会遭遇挫折甚至灾难降临。与阴阳观念息息相关的中医学甚至认为，治病开药方，就是“开时间”——通过技术或者药物的辅助，使人回到正确的时间轨道上去。

这是一个与现代时间观念完全不同的系统。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到来，体现着农业文明特征的中国时间先是被批判为“充斥着不科学的东西”，接着就渐渐被都市中的人遗忘。在现代社会，时间变成了一种纯粹而“科学”的测量单位，它象征着标准，效率，和金钱。

2008年开始，我国政府将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重新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孔子热、文物热、读经热等等社会现象一样，传统节日的回归似乎也传达出“传统复兴”的讯息。那么，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传统节日到底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时间体验？我们还能回到传统的“中国时间”中去吗？

太阳·日

我国的领土范围大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西部高原耸立，东临大海，北隔戈壁草原，南部是高山密林。从地形上看，是一个向东南敞开的大陆区，这里处在北温带，有太平洋季风进行气候调节，雨水、光照适于农业生产。农业活动很早就在此开始产生，农业生计方式是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的基础，这一时间体系自然也以农时为中心。从农业活动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时间知觉。

人们通常习惯上将中国旧历称为“阴历”，并认为阳历来自西洋，其实中国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发明并应用了纯粹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使用阴历与阳历结合的阴阳合历。古代文献《尧典》中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以太阳位置的变换来把握时间的季节变化。

太阳是古代社会最精准、最实用的大钟，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人依照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所创造的独特的时间刻度。上世纪20年代的一次世界气象大会上，一位英国气象台长恭维我国的二十四节气，说它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人依土而生，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依赖适宜的光照与温度，中国人在2500年前就掌握了太阳相对地球运行的轨迹，将地球围绕太阳一圈的三百六十度，按十五度的切分标准，划分为二十四等分。

这二十四等分对应着相应的节气点，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其中最主要的是四立（立春、立夏、立冬、立秋）、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号称“四时八节”。对二十四节气的测定首先是通过表杆测日影的方法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传统中国人一般以冬至为天文历年的起点，从冬至开始计算各节气点到来的时间，如冬至后四十五日为立春，一百零五日为清明等。

人们为了预测年成，常常在重要节气点上以表杆测日影长短的方式，预测年内水旱情况。如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是重要的时间观测点，这一天，古人会在立春日中时，立起一丈长的表杆，测量它的影长。如果仅测得一尺，则大事不好，将有“大疫，大旱，大暑，大饥”，二尺则意味着“赤地千里”；三尺会有大旱；四尺为小旱；如果测得五尺，预示着来年地势较低的土地将获得丰收；达到六尺则“高下皆熟”。（出自唐代的农书《四时纂要》）

二十四节气是真正的太阳历。它操作十分简便，完全符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时需要，是地道的中国农民历。后世政府的钦天监以日晷测日影，以此把握标准的太阳时间，今天故宫内仍然留有前朝的日晷。天安门前的华表，雏形就是古代测日的表杆，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对天时的把握意味着国家的稳固与安全。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太阳历反映的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但在古人的视野里，日出日落所显示的却是太阳在绕着人类做周期运动。因此，日出日落所完成的周期，成了人们计时的第一个单位：日。而一“日”，其实是地球自转一周。

在一日之内，农业社会的人们同样根据太阳的运动安排生计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写照。中国人对一日之时有四分法、十二分法、十六分法三种。四分为朝、昼、昏、夜。十二时或十六时都是这一基本时段的细分。如十二时具体是指：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刚刚跃出地平线的太阳为“旦”，它是一天开始的时间标志。晨光熹微时，勤劳的乡亲已经起床，炊烟伴随着晨雾冉冉升起；商人们开始了早市活动；当初升的太阳照到老屋那幅“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门联时，寂静的乡村响起琅琅读书声，读书与劳作在传统农村社会浑然一体。

在太阳达到中天前的上午，是太阳上升阶段，人们认为朝阳能给人生命的力量。在我的湖北老家，至今还传承着看望病人应该早上去，这样可给病人带去生命的祝福。下午对探视病人是不合规矩的，因为那样会给病人带来“日落西山”的感觉。今天新式医院的管理是上午禁止探视病人，下午才开放探视时间，正好与民俗传统相反。

太阳升到中天，这是一天时间的中点。中午意味着公平、不偏不倚，所以古代中国人“日中为市”，将中午视作交易的时刻。如果是农历五月五日中午，那更特殊——这天中午阳气最烈，百草皆为药，上山采药所得，据说对治阴虚之病特别有效。午时在古代中国还是处决犯人的时刻，对于犯有死罪的重犯处死时间选择在“午时三刻”，这时离正午还有五分钟时间，正午阳气最盛，犯人已经处死，阴魂及时消散，使罪犯死后不得成鬼为祸。

日到中天时，开始吃午饭。午饭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当然午饭的准备时间也就比较长，在没有钟表计时的时代，人们根据日光把握开始做饭的时间。小的时候，我常常看见老祖母以太阳从天井照射进来的位置，确定开始做饭的时间。现在想来那是标准的太阳时，太阳只有升到足够的高度，才能透过天井照到堂屋的地面。

太阳过午，开始西下，古代有专门的词汇，成为“昃”。下午一般紧张忙碌，人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完成田间的劳作，或抓紧时间进行食物加工，以备晚餐食用。我家的老屋座东朝西，远处连绵高山是日落之处，我每天在门前稻场上见到太阳逐渐垂直下降，直到落入山后，因此对太阳下山的印象特别深刻。乡亲们常常用“太阳还有丈把高”，表示接近黄昏的时间尺度。太阳下山，进入黄昏时分，正是人畜回归家院的时候。

月亮·月

第二个时间单位是“月”。月又指月亮。太阳掌握着白天，月亮则统治着夜晚，它是“夜空中的太阳”。而在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中，“日为阳之主”，“月为阴之宗”，日月配合，阳施阴化。月亮的盈亏周期与女性的生理周期有着神秘的联系，因此古人认为，月亮关系着生命的萌发。同时，这一周期又提供了一个比“日”更长的计时单位。

根据月相周期变化制定的历法就是阴历。纯粹的阴历不考虑太阳运动造成的季节变化。伊斯兰教《古兰经》中规定的历法即是典型的阴历，先知穆罕默德教导穆斯林按照月相周期安排生活。月牙标志在穆斯林世界到处可见，反映了月亮的重要性。

月亮同样是中国人时间生活中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历法中的阴历部分规定，月亮的弦-望-晦-朔周期为28天。“月”作为时间单位，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宫廷中的王官从孟春正月开始依照《礼记》中规定的月令进程举行祭祀活动、颁布政令、指导农事活动。

在月相周期中，古人较为重视的是“朔”、“望”时间，即初一与十五。这两天是传统的祭神日子，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这两天到寺观烧香祭祀。月圆之夜，还是中国民俗节日青睐的日子。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依照古老的月亮信仰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与天地水三官相配，称为上元、中元、下元三节。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水官解厄。除下元外，上元、中元成为具有宗教与世俗交融的民俗节日。当然最重要的纯粹民俗意义上的月亮节是八月十五，仲秋时节的月圆之夜，是庆祝丰收、祈求子嗣、天人和谐的良夜。它尤其是妇女的佳节，在这一天，女性结伴走出家门，走月、跳月、玩月、看月华、拜月姑，人们沐浴着如水的月光，祈求着人生的幸福。月圆时节是人性和美的时刻。

十五的圆月还有着预测年成功能，古代占月影的习俗：十五夜月中时，立七尺表，影得八尺以上，涝而多雨；五至七尺，可得丰收；四尺以下，将有大旱甚至饥荒出现。这样的预测方法无疑也是古代人从生活经验中得来的。

世间万物·年

比日、月更长的这个时间单位不是来源于对天体，而是人们对物候——大地上诸种生命周期变化的观察。物候时间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发达（古人从五行观念出发，将五日称为一“候”，三候一节气，一月六候，一年七十二候）。飞鸟去来、草木荣枯、花开花落、风霜雨雪、虫兽律动，这些现象周而复始，古人自然无法知道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完成一个周期所致，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比日、月更长的变化周期。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比如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二十四番花信”的时间序列。从小寒节气的梅花开始到谷雨时节楝花结束，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每候一花信。伴随着花信的是寒冬的消逝，东南季风渐次加强，正是温暖的春风催开了诸般花信。二十四番花信风后，夏天也就到了。

以鸟类的活动节律标示时间，也是古代常见的记时形式。《左传》中记载着郯子有关其先人以鸟为纪的历史传说：高祖少昊挚初掌政权时，正好飞来了一只凤鸟，因此以鸟为历纪，“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这套鸟纪系统来源有关候鸟知识的积累，除了主掌鸟纪的凤鸟氏是幻化的神鸟传人外，其他都有侯鸟原型：玄鸟即燕子，春分来，秋分去，因此玄鸟成为了掌管春天的“司分之鸟”；伯赵即伯劳鸟，夏至来，冬至去，自然是“司至之鸟”；青鸟一名鸧鴳，立春时开始鸣叫，立夏时止歇，因此是“司启之鸟”；丹鸟又名鷩雉，立秋来，立冬去，所以被认作“司闭之鸟”。

汉代诗人枚乘曾写道：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晚至宋代，中国偏远的乡村还有所谓不知历日的“野人”仍以鸟鸣为耕作的物候，“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陆游《鸟啼》）。子规、黄鹂、布谷是重要的时间使者，它们对农人的农事活动有着提示与督促作用。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物候历《夏小正》中，丰富的物候知识已经与一年四季的周期变化系统地结合起来。从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洞、桃树开花；到五月杜鹃飞鸣，瓜果开始结实；九月菊花盛开，鸟兽准备过冬；再到十二月昆虫蛰伏，鸢飞高天——这些物候直到今天还为农人所熟知并仍在乡村中得到应用。

岁时·节庆

岁，原指上古的一种斧类砍削工具，禾谷的一年一收与牺牲的年度奉献都需要运用“岁”这一工具，久而久之，人们便以岁指代年度周期。而“时”在古汉语中则指的是自然季节。上古时期，人们对季节的划分还比较简略，只有春秋二时。“四时”，即四季的出现大概是在商周时期了。

岁与时配合而成“岁时”，字面意思也就是“一年四季”。但岁时还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时间表达语言，通常特指与一年四季相关的时令节日。

在年度时间中安排节庆，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现象。而传统中国的岁时节日安排，依循的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律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并且还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化。

在节日体系形成初期，阴阳是形成节日的重要依据，重要节日都分布在一、三、五、七、九月中，而且是月日重合，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等。如此安排的原因是：阴阳调和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是吉祥平安的标志，而对于两个阳数相重的时日，古人则保持着警惕与戒心。人们认为阳盛日是时间流程中的危险日、恶日、灾难日。在这些重要的古代节日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死亡、分离或者灾难的传说，这类节日传说事实上是古代时日禁忌的文学讲述。

随着生存能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时间观念上逐渐脱离阴阳观念的制约，岁时节日也开始逐渐脱离危险情绪，形成庆祝欢愉的节俗主题。六朝以后，元旦迎新，上巳春嬉，端午竞渡，七夕牛郎织女相会，重阳赏菊荐寿等新主题纷纷出现。这一时期，还增加了中秋为八月节，中秋节一开始就以吉祥节日出现，它是传统节日主题发生重大调整的标志。

到了唐宋时期，传统岁时彻底转变为世俗节日。从岁时节日的节奏安排来看，宋代以前的岁时基本上还与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保持一致，到了晚清时，节日已经开始明显突出城市生活节奏。与之相伴的是节日的重点也有所变化：宋人重视元旦、清明、冬至，官员可放假三日，而清代则重视元旦、端午、中秋，称为三大节。

节日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时间坐标，百姓不仅在节日中充分表达自己的信仰与情感，同时对日常生活、生产的安排也以节日为时间点，如人们常说岁末年初、清明前后、仲夏端午、节届中秋等，年度时间的记忆中，普通百姓通常不会记住事件发生在几月几号，他们会记得是在端午节前或重阳前后等，节日是普通人重要的生活时间提示。

中国人的时间·伦理

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有着明显的伦理意识——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中处处体现着对时间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评判，不同的时间有“宜”与“忌”，“吉”与“凶”，“柔”与“刚”，“良时”与“恶日”的差异。

人们赋予时间伦理意义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自然不仅包括了世间万物，还以神灵、祖先、鬼魅的面目出现。在岁时节庆中，不同的节日主题代表不同的人神关系、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

比如，春季是阳气发动、万物复苏的时节，自然界的生机也昭示着丰产女神的降临，人们由此获得旺盛的生殖力量。从我国古代及当今的一些少数民族资料看，春天的节日，如春社、三月三等都是都是男欢女爱的节日。

由于普通民众有择吉避凶的需求，时间伦理自然会被“专业”的阴阳家不断发展。在结合了五行观念和干支纪法之后，这一伦理体系变得无限复杂，并且有着浓郁的神秘意识，普通人大都认为时间受制于神秘的力量，而对它的解读，要靠巫卜、星官等“专业人士”，民众虽然有选择时间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有限的。而时间被赋予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了。

有人曾说：在传统社会里，时间是最先显露出来的东西，而在一个理性的国度，时间消失了。这里所说的时间就是伦理性的时间，传统社会成员对具体时节十分看重，认为岁时节日有超常的时间力量。而在现代社会，时间失去了魔力，因此人们淡化了对时间的情感知觉。时间并没有真的消失，消失的是附加在时间之上的人文观念。

逝者如斯·轮回与新生

对时间的理解在人类社会历来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时间唱片”，反复旋转循环；一种是“时间之箭”，不可逆的流逝。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上述两者的融合，既是循环的，同时也是流逝变化的，更新变化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中国的岁时循环体系在周秦以前已具雏形，以天时为依据的月令行事原则，已固定化、礼仪化。人们在年度周期中经历着相似的时间过程。汉魏以后，人们生存能力的提高决定了在选择时间上的主动性。决定岁时的虽然还是以自然时序为基础，但更多的是文化的选择。阴阳五行观念进一步与人事结合，因此在节期选择、节日内容上显示了浓厚的人文意识。

但岁时循环观念并没有告诉人们时间是同样的反复，它只是一种相似的历程，中国人知道时间有着不可逆的流逝性——从人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这一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岁时的循环是一种包含时间流逝的循环，春夏秋冬是一个生命机体生长衰亡过程，因此，每至岁末年初，人们要举行一系列大大小小严肃的或游戏的节日仪式，送旧迎新。

1911年，民国建立，革除王朝正朔，引进西洋公历，废除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政府办公时间严格遵循公历，民间则仍沿用自己习惯的农历。于是，原本浑然一体、上下共享的中国时间变化为上下分裂的二元时间体制。

随着近代以来西洋工业文明的输入，钟表成为公共生活的标准计时工具，太阳、月亮、鸟兽虫鱼、植物花信等已经失去了直接的时间提示意义。空调的发明让人们不再有寒暑代换的明显感觉。农历渐行渐远，岁时所标定的传统节日，也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一年年过去，现代社会里的中国人开始在春节时感到无所适从。

然而，在经历了革命的浪漫之后，中国人终于重新认识到传统的价值。人们依恋着对传统节日的温馨记忆与天然情感，将传统节日视为回归家庭，牢固亲情、友情的重要方式，这种发自民间的怀旧情绪，是传统节日复兴的重要动力。

中国时间与欧美时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社会有终极时间信仰，中国人则以变化的观念看待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时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四季循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得好：“今之日非以昨之日而明，今年之寒暑亦非用往年之气”。中国人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未来时间，一方面保守传统，一方面期待未来，由此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绵延。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对传统节日时间依恋与回归，正是面对变局的文化持守，将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民族时间作为现代西方技术文明忽略人性缺陷的补充，给纯粹的钟表时间涂抹文化色彩，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的时间文化，让人性的光辉赋予时间以生命。这样的世界，才是和谐美丽的新世界。

(刊于《华夏地理》2009年1月号，第106-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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