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周城白族的扎染工艺

大理周城白族的扎染工艺

 董秀团

一、村落概况

西有巍峨的点苍山，东有清澈的洱海水，大理坝子显得格外迷人。在大理坝子中，苍山云弄峰麓，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叫周城。周城之美，不仅在于风光，也不仅是蝴蝶泉与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更重要的是，这里总飘浮着一股灵秀与智巧交织而成的动感，一种牵动人内心的淳朴和厚实。而这，又与这里随处可见的一块块蓝白相间的扎染布所营造的氛围不无关系。那一块块扎染，是周城人智慧的结晶，内心的映照。周城，被誉为白族的扎染之乡；扎染，已成为周城的标志。

从大理古城出发，沿滇藏公路北行约25公里就可到达周城这个云南省最大的白族自然聚居村落。周城村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距镇政府5公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白族古村落。村庄西倚苍山云弄峰，东临洱海，南距大理古城二十余里，村北是著名的蝴蝶泉景区。滇藏公路即214国道南北向穿村而过，村东新建的大丽公路与214国道平行，沿两条公路，南可至大理、下关，北可达洱源、剑川、鹤庆、丽江等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人多地少、劳力过剩、传统手工艺行业独特，这是周城的基本村情，立足这一村情，周城村着重发展扎染工艺，形成了家家搞扎花、户户有活干的繁忙景象。周城民族扎染厂的成立，是周城扎染业复兴并具备规模效应的标志，也是带动周城劳力转移和经济改善的契机。周城近年来的发展可谓有口皆碑，该村曾被大理市政府命名为“亿元村”，被大理州、市政府授予“小康村”、“小康示范村”称号，被中国农村社区发展促进工程命名为“中国特色经济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

二、扎染溯源

扎染，古称绞缬、撮缬，是历史悠久的一种染布工艺。据文献记载，我国至迟在公元4世纪已有这种工艺。白族民间传说扎染是苍山的溪水所化，或说是仙女织出带到人间，都表现了白族人民对这种工艺的珍爱。民间又把扎染称为“疙瘩染”，把扎染布叫做疙瘩花布、结花布、蓝花布。扎染工艺主要有扎花、浸染、漂晾三道工序。先选好布料，然后在布匹上印上设计好的花纹图样，按照图样要求，分别使用撮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将图案部分缝紧，成疙瘩状。经反复浸染，晾干拆线，被线扎缠缝合的疙瘩部分色泽未渍，呈现各种花形。如此，一块块蓝底或青底白花的扎染布便制成了。由于不同部分扎的手法及松紧程度不一，在花纹与底色之间往往呈现出渐变的效果，花的边沿有渍印造成的渐淡或渐浓的色晕，显得自然而又变幻迷离。蓝白相间的色彩显现出无比的韵味，清新淡雅中透出一股动人的神韵。

周城扎染的历史十分悠久，当地制作靛兰的方法与《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所载的制靛法基本相同。调查中，问到“你家的扎染工艺是从哪学来的”时，不少人回答是“祖传的”，“老一辈传下来的”，“我们村很早的时候就做扎染了，是从村子里学到的”等等。这样的问与答似乎还不能给我们提供白族扎染兴起的确切时间，而考古材料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周城扎染工艺的兴盛与历史上白族先民生活地区染织工艺的发达不无关系。白族先民居住的洱海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制纺轮等手工纺织器具，其中大理苍山马龙遗址中仅是陶制纺轮、纺坠就有车轮形、圆锥形、梯形、珍珠形等40件。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器具，有纺轮，分石制和陶制两种，陶制的纺轮就有5种样式。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纺轮则多达8种样式。[①]这些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已在进行纺织活动。《西洱河风土记》载：“有丝、麻、蚕织之事，出绢、丝、布、麻，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非帛。”说明唐初白族地区的纺织业已较为发达。南诏还从中原汉族地区掳掠了一批工匠艺人，从一定层面上说，促进了南诏包括染织在内各种手工艺的发展。樊绰《蛮书》卷七记载了当时南诏地区的丝织技术已接近中土，“锦文颇有密致奇采”，“亦有刺绣”。当时的喜洲即大厘城是闻名遐迩的织锦城，郑回撰写的《南诏德化碑》中还有“大利流波濯锦”之语。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派往长安参加《南诏奉圣乐》演出的演员所穿的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②]精致动人。宋代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所绘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中，有两位武士头上戴着布冠套，与传统蓝底小团白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能是大理扎染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③]大理地区明清时期的寺庙中，曾发现有的菩萨塑像身衣有扎染残片，还有扎染经书包帕等物。到民国时期，居家扎染已十分普遍，周城、喜洲等乡镇以一家一户为主的手工扎染作坊密集于此，成为名传四方的扎染中心。[④]

周城扎染的发展也与当地及周围村寨织布业的发达相辅相成。过去，村民染布所需的布料有一部分来自本村，系自织的土布。村里也有不少经营织布的农户。据统计，解放初，村里共有58户织布，有450多架织机。[⑤]时至今日，周城村中自己织布的人家已很少见，据我们调查，村中只有两、三家的老妇人还在用古老的织机自织土布，但这些土布已非用于浸染，而只是作为妇女服饰中某些部位的装饰了。村民染布所需的布料还有一些来自周围村寨和集镇。当时大理、喜洲一带织布业十分兴盛，周城村周围的喜洲街、狗街、头铺街等乡村集市成为了当地土布销售的集散地。喜洲的四方街，三天一集，曾有“上午卖布，下午买纱”、“日中为市”的古老遗风。周城一部分经营染布的人家每遇街期便去销售染好的布，散集时又购回一批批白布，如此反复，以谋生计。

解放后，周城村以社队经营的方式保持着传统的扎染工艺。但稍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扎染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作坊被封闭了，染料被捣毁了，植物染料也遭禁种。所幸村中几名老人冒着风险，暗中保存了扎染的原料和工具，才使扎染工艺流传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城的扎染再次获得了生机。周城村抓住这一传统工艺优势，把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扩大了扎染的生产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扎染之乡。

三、扎染工艺

1、布料和品种

以前，扎染所用的是本村或周围村庄的村民自己织造、生产的土布，现在，虽这种自织的土布已不多用，但无论是扎染厂还是个体私营的家庭，其选用的布都多为纯棉白布，摸上去手感较好，做成服装，穿起来也十分舒服，透气性良好，利于吸汗。现扎染厂及村中所用的扎染布料多从昆纺、滇纺、青海等地购入。

目前周城扎染的品种主要有服装布料、桌布、床单、窗帘、电器罩、小手帕、工艺布等。因用途不同，各种布料的尺寸大小、形状、图案也各异。

2、花色图案

周城扎染的色彩主要是蓝色和白色。蓝白二色是白族扎染的主色调或者说是基调，一般的图案均为蓝底白花。此外，还有少量其它色彩，如青底白花、黄底白花、绿底白花、红底白花等。

图案方面，却丰富得多。可分为常见图案和新创图案两类。常见的图案多为花草植物、鸟兽虫鱼、自然景观以及各种图形。植物纹样如叶子花、菊花、郁金香等；动物类纹样有蝴蝶、蜜蜂、鱼、毛虫、蚯蚓、喜鹊、白鹤、凤凰等；自然景观类有蝴蝶泉、三塔、苍山及日月星辰、山水河流等；其它图形类有三角花、六角花、八角花、菱形、圆形、齿形、凸字形、凹字形，还有八卦图和福、禄、寿、喜等字体。新创图案多根据客户要求而制作，如周城扎染厂生产的日本京都观景图、日本歌舞伎、日本京都塔、日本神社大门、日本式房屋建筑等，均为日方客户要求的图案。

3、染料

周城扎染传统使用的染料，当地称为“土靛”或“湿靛”，是用村民种植的浸染植物加入各种辅料配制而成的。制作土靛要使用松木板制成的木桶，中间用3～4道篾条或藤条环绕而箍，现在也有的用铁丝、钢筋箍扎。之所以用木桶，主要是因为其木质对染料不会起副作用。一只木桶的使用寿命至少在10年以上。

相对于“土靛”而言的“洋靛”指从国外进口的化学染料，又称“干靛”。民国年间，洋靛大量倾销到大理地区，周城村民也开始用洋靛染布，洋靛采用的是加热煮染的方式。用洋靛染布可一次成色，上色快，不必象土靛那样反复多次浸染，大大减少了染布的工时工序，缩短了染布的周期，染出的布匹颜色品种更多，更丰富。因此，洋靛的进入冲击到周城传统的土靛植物染料的种植，“帝国主义洋靛的输入，迫使大理周城、喜州一带的土靛染布业逐年减少，土靛生产逐年下降。”[⑥]但也带来了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又恢复了对植物染料的青睐，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植物染料本身具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保健作用，对人体健康有益。用植物染料浸染的布料制成的衣物，穿起来更加舒适，不会对人的皮肤产生不良刺激。在炎热的夏季，植物染料缝制的衣物还有避暑的作用，身背小孩外出，在小孩头上顶一块扎染方巾，既透气，又清凉解毒。大理民间有扎染土布可避邪的说法，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可能与扎染土布所使用的植物染料具有的药用功效有关。二是植物染料色泽自然，不伤布料，越洗布料就越耐看，其色彩对比也越和谐，给人一种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之感。

4、工具及工艺过程

周城白族扎染所用到的工具主要有用于提取植物染料的大木桶，浸染用的木制大染缸，搅拌染料的木染棒，还有用木棍、竹杆或钢材等搭成的晒架。过去，还有压平布料的石碾。现在，周城扎染厂还有烘干机、脱水机、烫平机等现代机械工具。

周城白族扎染的工艺流程主要如下：

1）、扎花

扎花是用手工缝扎布料的工序，即用折、叠、挤、缝、卷、撮等方法在白布上扎出各种花纹图案。除了一些简单的、已十分熟识的图案之外，扎花之前一般首先要在白布上印好图样，再根据图案进行扎花。扎好的布料缩成一团团、一簇簇的疙瘩布。扎花是扎染中第一道关键的工序，漏扎、错扎、多扎均会影响图案成形。没有扎紧的，浸染后图案就不清晰。由于用肉眼很难看出纹样的形制，只有浸染、拆线后才能检验工艺效果，而此时，不管扎得好坏与否都已无法补救，故扎花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高超的手艺。由于扎花是一项耐心、精细的工作，专门由妇女担任，女性的心灵手巧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

2）、浸染

用土靛染布，需用冷染的方法。染布所需的各种原料，其比例很有讲究，要根据所需布料颜色的深浅来配放原料。第一次配放染料，民间称为“发缸”，掌握配料多少、负责添放原料的人称为“掌缸人”。染时，先在木制的大染缸中放入水，加入一定量的土靛即染料，用染棒将染料调匀，再加入适量的辅料。染料配好后，就可将浸泡过的布拧干放入染缸中浸染。染过一遍后，要滤水、晾晒，然后又再一次浸染，根据布料需要的颜色深浅度，反复浸染数次。

3）、拆线

浸染后的布料，晾干后就可以拆线了。拆线就是将扎花时缝、扎过的地方的线拆掉，使图案花纹显现出来。这道工序虽不算复杂，却必须要细心，否则拆破了布料，一块布就成废料了。故这道工序与扎花一样多由女性担任，她们熟悉扎花的针法，知道该从何处下手拆线。近来，也有一些男性参与这道工序，问及原因，说是男性没有其它活计，也来拆线，因为拆线较之扎花更为简单，且目前制作扎染经济效益较好，所以妇女忙不过来时，家中男性也愿意来帮忙做一些工作。

4）漂洗、脱水

漂洗就是将浸染后拆线的布料放在水中清洗。所用器具多为木缸，也有的用水泥砌成的水池。漂洗的程度也要因所需布料颜色的深浅而定，漂得过多或漂洗不够都会影响花纹图案的成色。

漂洗后的扎染布料要晾干，以前都是自然晾晒，现在在扎染厂等规模较大的地方也有用脱水机、烘干机取代人工晾晒的。

过去，漂洗、晾干后的扎染布料，要用石碾压平整。现在，这种方法已不多用，扎染厂则用烫平机取代了石碾。

5、传承

至今为止，以家庭为单位，以言传身教为核心仍是周城扎染最主要的传承方式。

周城村由于几乎家家都有人从事扎染工艺，故下一辈人往往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扎染制作。周城村的女孩从小就看着家中长辈制作扎染，耳濡目染，深受扎染文化氛围的熏陶。一般情况下，她们在10岁左右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扎花，起初先做拆线等辅助性工作，慢慢地认识了各种针法，之后才开始扎一些简单的纹样，如此逐渐边学习边提高。

与其它手工艺多单独制作不同，周城的妇女往往三五成群在一起扎花，这样一边扎花，一边切磋技艺，共同提高和进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扎染的传承范围和场合。此外，周城扎染厂成立以后，曾经先后开办了14期扎花技术培训班，受训人次近2000人次，也为周城扎染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四、发展模式和产销渠道

1、发展模式

周城白族的扎染工艺目前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是家庭范围内的单线生产；二是以扎染厂为核心，辐射到更广泛区域的网状发展。家庭范围内的单线生产又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仅从事扎花，这种情况几乎村中的每家每户都参与了。再有是一些家庭独自进行扎染加工制作，再出售到各地，其制作的整个过程基本上在家庭内部独立完成，这样的大约有10多户。

以扎染厂为核心和中介的网状发展，集中了大量的劳力从事扎染工艺。自1984年5月建厂以来，周城扎染厂无论在生产条件、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还是产销模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建厂之初，厂房简陋，生产规模较小，仅有6、7个染缸。当年的生产量为0.8万米，产值为5万元，销售收入为4.5万元，利税1.2万元，社员扎花费收入为1.4万元。当时产品品种式样单一，市场陕窄，主要生产的是白族妇女服饰中的头帕、围巾、围腰、手帕等，销售面也主要集中在大理白族地区。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有了发展，规模也有扩大，新建了厂房，购置了脱水机、烘干机、熨平机等现代化机械，取代了部分手工过程。到现在周城扎染厂已有100多个染缸，2000年其总产值达382万元，出口产品交货值355万元。同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扎染厂的生产、销售运行机制也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统一下料、统一印样、分散扎花、统一浸染、分户拆线、统一漂洗、统一销售的独特产销模式。应该说后一种模式将分散加工与集中加工综合统一在一起，有分有合，既有统筹安排，又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比较合理也较之前一种模式更大程度地调动和集中了人力物力，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现厂里有职工50多人，而厂外为扎染厂从事扎花工艺的达到六、七千人，周城扎染厂因而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工厂”。确实，周城扎染厂在某种程度上说已不仅仅是厂房内的这一群人和那一些机器设备，事实上可以说更广泛范围内的村民，包括周城村周围许多村庄的村民同样已被纳入了这个大工厂的范围之内。扎染厂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聚集村民或整合劳力的中介，与其说其价值在于制造了多少扎染产品、创造了多少利润，勿宁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周城及其周围村庄的村民凝聚在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扎染工艺这一旗帜下，进而给村民们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生产模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2、产销渠道

周城扎染制品的产销渠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是以产定销，分散销售。以产定销，分散销售是周城村传统的产销方式。村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来决定该生产多少产品，生产哪些图案、种类的产品，产品生产出来以后，村民又自己到蝴蝶泉公园、喜洲、大理古城甚至丽江、昆明等地销售。也有的村民在自己家中设有展销厅，把游客直接带到家中选购扎染制品。如周城村民委员会段晓云书记家就属此类，他的妻子专门负责经营家中的扎染工艺品展销厅。

在这种方式中，也存在各家各户之间有了一定程度分工的情况。如有的村民只从事扎染制作，他们将扎染布料制作出来以后，又拿给专门从事加工的人家，由这些人家把扎染布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扎染服装、扎染包、扎染工艺品等商品，之后又出售给专门从事扎染制品销售的人家，由他们向外界销售。当然，以上各个步骤有时可能会分离，即各由不同的人家专门担任，也有可能一些人家同时承担了其中一个以上的环节。

其二是以销定产，批量销售。以销定产，批量销售的销售方式主要体现在周城扎染厂的产销行为上。这是指产家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决定生产的规模、种类、图案、花色等，然后再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提交给客户。与日本客商间的交往合作多属此种方式。扎染厂的生产条件、生产规模、生产能力等是一般村民的作坊无法相比的，相应地，与村民小量的生产不同，扎染厂实行的是批量生产的方式。

五、扎染的文化内涵

从某种程度而言，扎染是周城村民内心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之一。每一幅扎染图案，都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也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的一种向往和希望。从一块块色调谐调、意蕴隽永的扎染布，可反映出周城人民的性格特征和民族心理。

1、蓝白相间的意蕴与淡泊宁静的民族性格

周城白族的扎染以蓝、白二色为主调和基础，两种颜色之间过渡自然。这种过渡一方面是靠扎花时掌握针法的松紧以使图案相间处有缓冲地带，另一方面是由于扎染采用植物染料，经过漂洗后略有脱色，色彩的对比淡化，反差趋于缓和，蓝白相间中透出一种朦胧、柔和的美感。蓝、白两种颜色在色系上均属冷色调，给人的感觉是宁静、平和、淡泊，这与白族人民传统以来善良、平和的民族性格和开放、宽容的心态是一致的。白族是一个尚白的民族，认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把“白”作为自己的族称，以白色为服饰的基调。而青色（包括蓝色）则有希望、纯朴、真挚等义。青白结合即表示“青青白白，光明磊落”。[⑦]周城扎染的色彩偏向实际体现了白族人民内心的平和及对淡泊宁静的追求。有人曾经这样说周城的村民和他们的扎染：“若不是一个淡泊和宁静的民族，若不是一个勤劳和智慧的民族，是决不会有闲心和耐心来做这样一件极需耐心和细心的工作的。而现在的周城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细心和耐心，加上勤劳和勇于创新的智慧，一步步地走向了世界。”[⑧]

2、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白族的扎染工艺由来已久，在历史长河的浸润中获益良多。流传至今的周城扎染在这历史文化的绵延中自然会继承传统的原生性的东西，尽管某些时候这些原生性的内容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异，但其深处的内核却往往不会变化。从手工的制作、古老的扎花技法到传统的植物染料的提取和浸染，无不体现出周城扎染的传统文化渊源。时至今日，扎染还显示出一种历久弥醇之味道，外来游者所看重的也正是其中深厚的传统积淀和意蕴。

另一方面，周城白族的扎染并非只是囿于传统的巢臼，事实上，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周城白族扎染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调适。这种调适既表现在工艺制作过程中一些环节上的变化、现代机械工具的介入，也表现在扎染图案的创新上。

3、蝴蝶纹饰

尽管周城白族扎染的图案十分丰富，但是，徜徉在周城扎染工艺品的海洋里，很多人都会发觉在众多的扎染图案中周城人似乎对蝴蝶图案倾注了更多的热情。白族扎染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蝴蝶花纹图案，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内因。金少萍女士在《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白族扎染中喜用蝴蝶母题作了几种解释，一为蝴蝶象征多子和生命繁衍，二为蝴蝶是美丽的化身，三为蝴蝶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四为花与蝶的共生。书中说到蝴蝶雌雄交配后一次摆子无数，因而往往成为多子和母亲的象征，寓意生命繁衍、人丁兴旺。白族地区的孩童至今仍恪守着“不能打蝴蝶，否则母亲的乳房会疼”的古规。[⑨] 结合白族自古以来即存在的生殖崇拜之俗，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阿央白”崇拜、大理白族的绕桑林会，也都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体现。与此相关联，凡是多子、生命力强的动植物也都成为人们崇拜或喜爱的对象，蝴蝶的多产正适合了人们延续生命的意识和心态，故蝴蝶成为周城白族扎染图案中一个常常出现、恒久不变的纹饰，寄托了人们对生育的一种希冀和追求。

当然，除上述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蝴蝶作为吉祥和风调雨顺的象征也是白族人民钟情于这一图案的奥秘所在。从传统上说，白族是一个农业民族。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及周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有炭化稻，可推知很早之时白族先民当已开始进行稻作农耕。据云南志的记载，在唐代，白族地区就普遍“业水田”，种植水稻，当时还采用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二牛三夫制”，表明当时白族地区的稻作农耕已接近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在人力还不足以控制自然、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只能祈求风调雨顺，希望老天爷能让人们有一个好的收成，这样，风调雨顺自然是人们最热切期望之事。周城地处洱海区域，其农业稻作当也十分发达，这与前面说到周城人多地少的村情并不矛盾。相反，正是因为周城人多地少，使有限的土地提高产量显得愈发重要，其精耕细作的程度当更为发达。应该说周城村民历史上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因而，在他们的观念意识中，必定留存着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力的崇拜或者说是一种依恋情结。如此，象征风调雨顺的蝴蝶在他们内心深处占据着重要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罗钰、钟秋《云南物质文化·纺织卷》17～1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新唐书·南蛮列传》卷222。

[③] 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2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