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萋萋

别多年的故乡，给父母上坟，与在九泉之下的亲人重温远去了的岁月。当我来到冢子的边上，但见一座圆形的土包坟堆，迎着清明的东风兀立在荒野里，几株松柏、柳树与之相伴相守。没有墓碑。没有供桌。没有香案。没有焚纸池。没有标记。我的心境不免有些悲凉。多少有点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亲人的坟茔上已经长满了萋萋的芳草。那茂密挺拔的芳草，显示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我最后一次同母亲见面，是1962年的早春。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加“人祸”）的梦魇中走出来。在那些年月里，亲人们发生的变故是不堪回首的。伯父和我的堂姐一家两口，死于饥馑。我的三妹，因饥饿晕坠在大便池里。我无意中把这些遭遇说给同事们听而被告密者检举，因而在1961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党内重点批判和检讨。困难时期总算过去了，我请三妹陪同一生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来京，与分别多年的儿子相处数日。在寒风料峭中，我和母亲在颐和园的排云殿前留下了一张合影。那是我们母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也是母亲平生头一次照相。此后的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她便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远去了。我少小离家在外读书、工作，甚至都没有机会问问母亲是哪一年出生的。离世的那一年，我想她应该是71岁。如今伫立在父母的坟前，那张斑驳的照片上母亲的样子，一直停留在我的脑际，许多往事也一幕幕在眼前闪现。

伯父和父亲两兄弟很早就分家单过。年轻的父母拉扯着我的姐姐、二妹和我三个孩子，来到南菜园里一间看园子住的简易房子里，从此踏上了独立谋生之旅。盖一栋新的住屋，便成了他们朝思梦想的事。到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决定盖一口三间坐北朝南、外墙砖熟皮、内墙干打垒、麦秸盖顶的北房。除了种庄稼、伺候菜园、养活一个大牲口等一应农活外，开始陆续买砖、备料、拉土方、运沙子，准备建房的材料。经过几年的操劳，终于万事俱备了。盖房造屋是农家的大事，同一支系的，都过来帮忙。东邻西舍帮忙，工钱是不给的，白面饽饽、白菜豆腐这等吃食，却要供应充足。母亲跑前跑后，一人包揽起所有木匠、泥瓦匠、和泥递砖的小工和全家的伙食。清早天麻麻亮就起身，磨豆腐，蒸馍馍，摊煎饼，谁不赞叹我母亲的利索和干练？真称得上是个顶起半边天的女强人。我回乡的时候，那三间见证历史风雨的房子还在，族人们聚在一起，在房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更没有什么玩具，充其量就是跑追打闹，玩捉迷藏算是高级游戏。有一次，同学们课间操捉迷藏，我成了孩子头，藏进土围墙脚下的一个秫秸垛里。小伙伴们发现了，疯了一样而来捉拿我，在躲闪之中，一根被折断了的小树杈子扎进了我的耳朵眼里。我痛得难以忍受，鲜血随即从耳朵眼里涌出来。吓坏了的伙伴们，把我连推带拉地弄到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年轻的老师也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觉得无法面对我的家长。那时，农村里没有卫生所，他便顺手从自己的面粉缸里抓了一把面粉，迅速堵在我的耳朵里，想先把血止住再说，快快把我送回家去。母亲看到宝贝儿子这般模样，虽然吓傻了，却并没有责难老师。农村的孩子生命力强呀，过了一些日子，我的耳朵里结了疤，母亲开始自己为我处理。她把我的头歪压在怀里，对着阳光，拿一根做衣服用的钢针，把我耳孔里的那一层层一团团的血饹馇，一针一针地挑出来。她还挑出来一小块木楔子，拿给我看了看。我的耳伤竟然不治而愈了。回想起来真是奇迹！树杈子事故使我在少小年纪上成了半个聋子，右耳听不见了。母亲为儿子的失聪倍感伤心，但她只是把伤心暗暗地压在心底，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作为母亲的失察和失责。而她在这件事情上的宽容和果决，却给了懵懂的我深之又深的心灵触动，不仅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且在我性格的形成上也或隐或显地留下了烙印。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争离乱中度过的。胶济铁路沿线被日本占领。日本鬼子就住在离俺村十五华里的县城里。俺村是县域最北边的一个村子，往北不出十华里，就是八路军控制的渤海解放区。于是，俺村就成了白天日本人来、晚上八路军来的拉锯地区。日本鬼子来扫荡成了家常便饭。从县城往村里来，沿途经过的村子生态条件都很好，大都隐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从村外看，几乎看不见村里的房屋和村里的动静。鬼子怕遇到伏击，总是派汉奸队当先头部队。一次鬼子来扫荡，一彪汉奸队伍杀气腾腾地直奔我们村子而来，被在村子外面玩耍的孩子们看见，跑回村里来报信。村妇野老闻讯，纷纷抱着小的拉着大的，出东门往村外逃跑。父亲顺手拉着姐姐，母亲怀抱着我，慌不择路，从庄稼地里逃进了附近的树林子隐蔽起来。哪知我们的行踪却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们叽里呱啦地喊话，要我们出来。我们只好从丛林里出来，接受鬼子的检查，申明我们是良民，去找医生给孩子看病。母亲在我的头上蒙了一块头巾，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说是生水痘，不能见风。鬼子们怕是传染病，哇啦了一阵子，就放过我们，往前赶路去了。后来听说，这次鬼子来扫荡，在村里烧杀抢掠，把所有的青壮年都赶到东门外跪了一排，一个个甄别，为的是找有没有八路。

村里没有高小。高小初始是在于留乡中心小学上的。由于战乱和党争的加剧，对学校的影响日烈，人心惶惶。没过多久，学校便全建制地迁移到铁路以南的南流泉村，落脚在一座废弃的小观音庙里。南流泉离战火和狼烟远了，也离父母远了，我和同学们从此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小观音庙既是课堂，又是宿舍。地上铺干草打地铺。没有课桌，白天我们团着腿坐在地铺上听课，晚上结伴到山坡野地里去偷地瓜。集体伙食粮食不够，靠偷挖地瓜来补充。同学们周六下午回家，周日回校。回家单程要步行30华里，对我们这些十岁上下的孩子来说，实在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我们野性十足。

学校缺乏正规的教学，我的学习成绩急剧下滑，头一次遭遇了考试不及格。受到这样的打击，爱面子的我，其沮丧无异于一次见不得人的羞辱。于是我一时兴起，愤而弃学回家，告别了那座悬挂在高崖上的小观音庙。那天正巧下雨，我冒雨穿行在莽莽青纱帐里的蜿蜒小道上，踽踽独行，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孤独而又无奈。一路上思绪万千，既怕回家遭到父母的唾骂，又担心从什么地方钻出一只狼来。回到家后，母亲看见我被雨淋得浑身漉湿，还没有问明事理，就赶紧给我换了一身衣裳。待听了我的述说，父母大吃一惊。还好，他们不仅没有责备我学业上的败北，他们相信自己儿子，反而与我商量，是否转学到堂哥任教的剧城乡中心小学。堂哥刘锡禄父母早亡，我的父母亦即他的叔叔婶婶，就成了他的至亲。我听从父母的建议，毅然去了县城西北剧城乡的一个叫懒边的小村子，到那里继续我的学业。看在堂哥的面子上，学校接纳了我这个冒然前来插班的异乡孩子。我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完成了人生最初的启蒙学业。母亲自是十分感念堂哥为我所做的事。

两三年的时间里，一个还是儿童的学生，三易其地就学，也算是一段奇异的经历吧。多年后，堂哥去了台湾。嫂子一人带着女儿度日，随之家道中落，草屋坍塌，且常遭骚扰，孤儿寡母的艰难处境有谁同情？母亲总是将其视同己出，给予关照和帮助。天各一方，我与堂哥再也无缘见面。一晃几十年后，国内改革开放了，他曾寄给我一份由他撰写的刘氏家谱，改变了以往家谱里只写男人谱系而不著女人的传统，把我的母亲也写在刘氏家谱的谱系里，给我的母亲在这个家庭里应有的地位。他晚年思念故土故人，曾只身回大陆来省亲，哪知婶婶早已落入黄泉。据家人告知，海外游子大哥曾站在祖茔墓地上面，向着西方垂泪凭吊，良久而去。不久他也客死他乡。

1947年夏秋开始了我的中学时代。发榜之日，我去学校看榜，母亲给我穿上一件她亲手缝制的白棉布褂子，一路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红榜就贴在进校门不远的一面山墙上。一目十行地浏览了“正取”名单，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急切的心已经凉了一半。却道是猛然间发现，在“副取”名单里有“刘锡诚”这三个字，而且在前几名里。我顿时高兴之极。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没有钱送礼，即使有钱也没有门路疏通，竟然也进了“副取”，天助我也，有学上了！父母为我考上了中学感到荣耀。村里能有几个农家子弟上得了中学！

半年之后，1948年的早春二月，解放军把青岛、潍县、济南分割包围，学校宣布解散，我回家务农，与父母朝夕相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父母的耳提面命，他们的诚实做人、勤劳耕作、劳动吃饭的人生信条和做人之道，以及一应农活手艺的传授，给予我的知识和教益，无形地融入了我的血液。潍县战役之后，山东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家乡解放了，辍学的日子结束了，我被召回到学校继续上学。所有学生都住校。我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学习和接受新的思想，很快便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每周日回校时，母亲总是给我摊上够一周吃的煎饼和一小罐子自家腌制的咸菜疙瘩。煎饼好吃，只要用开水冲一下就变软了，像是蒸过的一般。但我深知摊煎饼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劳动，要推水磨子磨浆，要在那间烟熏火燎的小饭棚子里守着灼热的鏊子摊、烙一天。我知道，我背囊里的那些煎饼，不光是粮食做成的食物，而且和着母亲的心血和期望。

有一次，星期天下午，同村的小伙伴们结伴回校。刚走出村子不远，我手里的咸菜罐子便掉到了地上，打碎了。我哭着转回家去。母亲一看我的沮丧情绪便明白了，没有骂我，反而好言哄我，安抚我，重新给我装满一罐子咸菜，送我重新上路，望着我远去。母亲转身回去了，她的背影，留给我的是温柔和善良，是诗书继世的期待和善良无私的母爱。善良和严厉，是母亲性格中的两面。

农民最怕的是灾年。尤其是春荒。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历代文人墨客，曾留下了不少诗篇，却都是讴歌夷齐庙和首阳山的，写春天的，也都是“野外春田雨后耕”，“路绕流泉花绕树”一类，几乎找不到一首是记录民间百姓春荒惨景的。1949年和1950年，家乡连年春荒，学校的食堂，费尽心机把校园里的槐花摘来蒸熟给学生们吃。我曾写过一篇《洋槐树》的散文，记述学校里度春荒的往事。为度春荒，母亲为家人所的贡献，是谁也无法比拟的。她把场院边上的那几棵洋槐树上的槐花，榆树上的榆叶、榆钱，所有能吃的树叶，都摘了来，扫了来，甚至把榆树皮剥下来，与有限的粮食和在一起，蒸给家里人吃。

1953年暑期，我高中毕业了，从学校回到村里，一面在家里干农活，一面等待高考发榜。一天傍晚，家人们正忙着把收割了秋庄稼拉到场院上，自小就患了夜盲症的我独自坐在场院的边上。突然从大路上传来了一声喊叫：“刘锡诚，你考取北大了！别的同学全都走了，你怎么还在家里不去转关系报到？”儿子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不仅村里从来没有，就是我们乡里、我们县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过北京大学！这可是我们家里，我们家族，几辈子的骄傲呀。这个不期而至的好消息，把父母带进了一种也许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中。母亲哭了，喜极而悲。她心里有一种“盼到头了”的复杂心情。人活着，心中总藏着一个盼头，支持着他义无反顾地向前走下去，走下去，即使这个盼头说不清道不明是什么，即使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再难。父母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靠几亩薄地“拥措”（供）我上学，他们的想法虽然很朦胧，却也很朴素，并不是想养儿防老，而是希望孩子有更大的出息，用一句话来概括，不就是光宗耀祖嚒！忙完场院里的活儿，我被家人牵着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很晚了，母亲还特地为我擀面条，打了荷包蛋，为我“庆功”。还不顾一天的疲劳，连夜为我收拾行李了。在她的心里，北京离得很远，孩子这一去，再见面怕是难上加难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潍坊，去学校办理手续，又到区公所转户口。回到家里时，已是快要天黑了。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个很大的包袱。那里面包的是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和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以及布鞋等一应生活用品。这是农家子弟的全副家当。家里没有箱子，只有一个包袱。父亲送我到县城火车站，到那座德国人建的外墙为黄色的小票房子里买了火车票。长途列车在我们的小站上只停车一分钟，当我登上列车的台阶，转身来向父亲告别时，凭着站台上的灯光看到父亲的脸上交织着的，既是喜悦，又是痛苦。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说些安慰的话让他宽心。我就此告别了亲人和故乡，抱着母亲给我的包袱走进了车厢。而母亲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给我做的褥子，六十年了我也还没有舍得扔掉，前几年两个妹妹来京，又给我翻新重做过，现在仍然垫在我的床上。母亲的心随时温暖着我的心。

母亲一生操劳，却没有享受过一天幸福生活，连一身质量好一点的衣裳都没有为自己缝制过，也没有任何一件首饰一类的身外之物。她离开我们时，什么都没有带走。她一生的索取与付出，是那样不成比例。在收拾母亲的遗物时，我在她出嫁时娘家给她作为嫁妆的柜子腿底下，发现了一大叠人民币的零钱，大约有两三百块钱。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每月寄给家里的钱。我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46元，到“文革”后涨到了62元，每月发了工资，我按月拿出十元来寄给父母。这些钱就是她一个月一个月积攒下来的。这么多年来，她连一分钱都没有舍得花。我拿着这些钱，手下意识地颤抖起来，一时无法控制住眼里的泪水。在她的灵前，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钱，分给兄弟姐妹们每人一份，作为母亲给儿女们留下的最后的一份心意。她宁愿克扣自己委屈自己难为自己，自己吃苦自己受累自己忍辱，却总是想着儿女们，为着儿女们，寄希望于儿女们。她不是“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的孟母那样的圣贤之母。她不是饱读诗书留下华美词章的母亲。她不是做出过轰轰烈烈事迹的英雄母亲。她也不是高尔基笔下的尼洛夫娜那样的与革命者儿子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母亲。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一个靠日复一日的平凡而辛苦的劳动养活大了几个儿女、传授了勤俭持家、诚实做人、艰苦奋斗家训的母亲。对我而言，她是人间最无私、无我的母亲。她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宣告：她有着人间最伟大最真挚最无私的母爱！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无怪乎有人把母亲形容为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儿女身上流淌着水永远来自于母亲之河。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之所以能一生吃苦耐劳，诚实做人，坦荡处世，永不放弃，盖来自于我们的父亲母亲的血脉和教诲。

农村里常有草台班子剧团来演戏，有一出戏的戏词是这样说的：“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这几句戏词一唱，常让戏台底下看戏的农妇们和儿女们眼泪长流。我从十岁随学校整体迁移到山沟沟里的南流泉村读高小起，便离开了父母身边，继而中学，继而大学，然后进入社会，离父母越来越远，在父母跟前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到了老年，我也没有尽过孝道。为此我愧悔不已。但不论身处哪里，每当静下心来时，总会想起这句戏词儿来。在我的心里，母亲是最疼爱我的人。

脱稿于2012年12月20日冬至；2013年2月2日改定

发表于《山东文学》2013年9月下半月刊；冯立三、梁晓声编《母亲——我们伟大的母亲》（下册），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