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节日庆典的民间传承与政府介入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4-12 02:30:05 / 个人分类:传统节日

  主持人语:

节日庆典民间传承政府介入

  Folk Inheritance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f Festival Rites

  黄 涛

  Huang Tao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在祖国各地隆重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举行、当地民众广泛参与的大型节庆活动,是集中展现当地特色习俗与民间艺术、在当地影响巨大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往往也是当地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和文化遗产。经过20世纪初以来的多次社会动荡、时代变革和现代化大潮的冲击、淘洗,这些传统节庆活动有的仍然兴盛,有的趋于衰微。21世纪初,我国勃然兴起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这些传统节庆活动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政府的更大重视和大力扶持。与在传统社会环境中举行节日庆典不同,在现代社会的公共场合举行大型节庆活动,除了必须取得政府部门的批准,在交通、治安等方面也必须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配合、支持,有的还需要在组织、经费等方面得到政府部门的扶助。所以,在现代社会举行的节日庆典中,政府力量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传统节日庆典毕竟是民间文化活动,不是政府举办的官方集会,要遵循民间传统、保持历史流传的特色,不能被官方活动模式牵着鼻子走,不然就失去了民间文化活动的本色和意义。那么,政府力量介入传统节日庆典的内容、方式和程度就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地方政府对节日庆典的强势介入,除了保护和繁荣传统文化的目的,有时还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扩大地方知名度,或者为了促进旅游、拉动经济等。在有些案例中,对于节日庆典的这种强力支持确实起了繁荣地方文化并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但在有些案例中,特别是在强调“开发”“发展旅游”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案例中,政府部门不适当的干预和操控则损害了民间文化活动的本真性,破坏了节日庆典的健康传承。

  从国际到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上都采取了政府主导的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有显著的长处和许多成功的先例,也有严重的短处和不少糟糕的案例。国际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工作会议已多次讨论政府与专家在非遗保护中过于强势的弊端和增强社区参与的必要性,我国学界也就此进行了诸多探讨并正在热议之中,理论与实践上的许多相关问题还有待继续研讨。

  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形。近几年刘芝凤率领课题组不辞劳苦地跋涉在闽台地区的青山绿水间,潜心调研两岸密切关联的民俗文化活动,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收获了许多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她在本期专题中的论文就是这一课题的重要成果。该论文的一大特色是提供了传统节庆传承状况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其反面案例是被大陆所熟知的台湾原住民的丰年祭,原来我们所眼见或听说过的台湾丰年祭是政府为适应旅游需求而大幅度改造过的收获祭节庆习俗;正面案例则是台湾汉人的祭神巡游节庆习俗。前者因为政府的过度改造而失去民间文化活动的原真性和民众自发参与的动力,而渐趋僵硬和衰落;后者则没有受到政府的不适当干预,按着民俗文化的传统自然健康地传承,仍然热闹本真而富于活力。两相对比,很能说明问题。该论文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关于台湾原住民丰年祭和汉人神灵绕境习俗的可谓充分的翔实鲜活资料。

  韩雷、刘宪的论文从本真性角度探讨甘肃西和乞巧节的民间传承与政府介入问题。该节日作为我国以牛郎织女传说为主要内涵的七夕节的地方特色形态之一早已为学界所熟知,2008年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地方政府对它加大了保护和宣传的力度,甚至大加改造和重构,这固然扩大了该节的社会知名度,但也带来了民俗本真性严重受损的问题,发人深思。论文扎实地陈述进入非遗名录前西和乞巧节的本真性习俗,又真切地描述进入非遗名录后政府操控和导演的西和乞巧文化节的展演细节,民众由自发虔诚地参与变为被动机械地演出,两种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对问题的揭示非常深刻。这一个案研讨的宝贵在于其材料的典型性和生动性。有些内容不仅发人深省,而且令人唏嘘不已,比如那些被指派参加展演的姑娘们带着长长的假辫子、穿着所谓的传统表演服,在凌晨两点就开始化妆打扮,在领导和专家的要求和指挥下一遍遍地向一批批前来观摩的外来客重复表演,地方政府部门对民间文化遗产的善意保护和大力扶持竟然能将节日习俗改造到这种程度,让人感慨之余,感性地体味到非遗保护真的有很强的学理性,懂得这种学理并在工作中尊重遵循它对于做好非遗保护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民俗文化被过度改造的生动细节虽然很夸张和富于戏剧性,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稀奇。在我国各地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民俗活动在官员或“专家”的指挥棒下被“正规化”“古典化”“雅化”“精致化”的“文化秀”还在一幕幕上演,这也是此种学术研讨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郑晓的论文在对浙南畲族聚居区做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归纳了畲族节俗舞蹈的类型与文化特征,其特点在于用舞蹈学者的眼光来观察节日习俗的专项内容,是舞蹈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这些舞蹈在当地畲族民众中代代相传,是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密切关联的自然质朴的民间艺术形式。它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在民间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下来,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文人和官方的雅化和改造,至今仍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形态,是宝贵的特色鲜明的畲族文化遗产。

  笔者与王心愿的论文主要依据文献资料考察了中秋月饼产生的时代、过程与缘由,可看做民俗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的交叉研究。正史记载向来主要关注政治生活史和上层社会文化史,而对于民间生活史和民间文化史记录甚少,以至于中秋节这样的大节在何时出现、在各历史阶段都有哪些习俗都需要依据笔记、野史、诗词等文献资料来爬梳考证。作为中秋节重要习俗的吃月饼食俗的历史就是典型的民间生活史。论文对月饼习俗史的考证结论是将文献记载与民俗学原理相结合而得出的,认为中秋月饼的出现在饼食制作技术和饮食习惯上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酝酿过程,然后在明朝出现兴盛的中秋拜月习俗时才成为该节日祭祀仪式用品,然后自然成为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节日食品,并且讨论了它随社会生活变迁而调整作料和口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一探讨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解决关于中秋月饼问题的一些争议。(编辑:刘慧青)

     温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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