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支持民主参与的主张？

  感谢张举文兄为我们提供了美国民俗学会的他山之石：

学术民主的概念与学术民主的实践到底有多大距离，这在今天看来不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昔日的“百家争鸣”和眼下的“他山之石”，特别是全球化的当下各个领域的“接轨”使我们有了充足的理由和条件去实践我们的追求……因此，一个概念与其相关实践的关系是否相符，便印证了我们是否言行一致。言行一致，便能达到目标。言行不一，目的手段不一，便是惑之源。

数十年来，美国民俗学一直是中国民俗学者学习和交流的首选。但我们是只喜欢他们“纸上谈兵”的理论方法还是也准备学习他们“言行一致”的民主气度和做派？我们是认为学会与学术不是一回事从而另当别论，还是认为学会与学术不可分离因而也是学术的一种实践？有人认为中国国情特殊、情况复杂不适合民主，有人认为学会的事情不必太当真，也有人认为反正和我没多少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总有n个理由让自己想得开、不关心、不较真和默不作声。我自己以往正是这样。

但窃以为，我们多数人正是这样在所谓的中国现实面前得过且过、苟且偷安才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才使现实的某些方面越来越糟。往小了说，许多人对学会和学科都失去了理想追求，只剩下对一地鸡毛的骨感现实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鸵鸟政策，好像每个人都可以遁入自身特长和爱好的小天地而全然不顾民俗学在起源时肩负的理想和使命。可我这样的书呆子还在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连广泛的民主参与都不敢公开提倡、不愿身体力行，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研究民俗学？我们怎样去为民众说话？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去面对学科的伟大先驱？

其实，我这些年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证明，求民主、争自由是民俗学学科的内在目的和隐秘渴望，也是民俗学实践的先验立场。因此，我支持高丙中提出的民主参与主张，并非出于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有基于人情关系的社会活动，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一切都从人情出发，人情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而是因为这种主张实在是民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绝非因为高丙中个人兼做社会学和人类学才把与政治学有关的话题引入了民俗学。

在这方面，我必须特别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即高丙中对民俗学与民主社会关系问题的超前关注和深入思考，被中国民俗学界长期忽视和视而不见。20年前，高丙中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说，萨姆纳“的有些思想是超前的，所以不能为当时人所接受”，“即使是在当代，这种观点也只有宽容的或具有新思想的民俗学家才能理解或接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02页）。其实，他有关民俗学与民主社会关系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遭遇？正如吕微在新作《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个案研究》中所说：“此时[2000年——户晓辉注]的高丙中已经把中国民俗学界远远甩在了身后，独自一人闯入了主流学术的公共空间，代表民俗学界发出了民俗学的声音，而在他身后的整个民俗学界，此时都还处于困惑之中，根本谈不上给予高丙中以任何学科上的理论和实践支持（这真是让我们感到惭愧）”。吕微已经用《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和《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两篇长文论证了高丙中这些年的理论前瞻性。各位看官如若还不信，再请看11年前高丙中在一篇小文章中说的几段见解非凡的话：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除了要靠坚持尊重个体自主性这一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有citizen自觉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如果缺乏后者， 如果全社会充斥的仅仅是无数只知自我享乐的孤立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个体，那就会出现社会天平的失衡……换言之，人们已经感受到，一个健康的civil society，不仅是一个凸显citizen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citizen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可以说,鼓励citizen焕发更多的责任意识、参与热情，已经构成了当代citizen时代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目前人们提出和研讨“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说过去人们只知道civil society的要义就在于为citizen权益提供一种最基本的平衡与保障机制，从而使自由、人权与民主获得一种稳定的存在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则已经意识到：一个内涵完整的civil society的任务除了继续体现在捍卫民主与自决权这一核心价值之外，还应进一步体现在借助于社会机制来激发citizen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从而使自主与共同意识、富裕与团结、个体性与责任感融合在一起。

（高丙中：《“citizen身份”的理论取向和现实意义》，《学习时报》 2003年9月1日）

这些话仿佛就是针对当今现实的发言和预言。当我还在反思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高丙中早就开始考虑民俗学与citizen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关系问题了。对照上述预言和今天的现实，我想问：中国民俗学者有多少进步？有多少新的理解和行动？如果我们还有些许自知之明和一点点上进心，那么我想问的是：中国民俗学者还想落后多久？还想惭愧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