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

　　[摘要]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点，探讨苏州宣卷和宝卷的发展历史、苏州宣卷与同里宣卷的关系;从文献遗留和前人的调查成果，考察苏州宣卷和宝卷发掘、整理的空间。进而指出，像苏州宣卷和宝卷这样历史积累丰富、流传较广的民间文化遗产，前人搜集、整理的成果，应作为发掘抢救工作的基础。当代民间宣卷艺人口述历史十分珍贵，但有局限;属于同一民俗文化圈的民间宣卷和宝卷，应当统一进行规划、发掘和保护;民间宝卷的整理，应以“精选善本、影印出版”为宜，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乱编乱造的问题。

　　[关键词]　同里宣卷 苏州宣卷 宝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7)02-0055-09

　　一、现代“同里宣卷”的班社、传承人和流传地区

　　“同里宣卷”是苏州民间宣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里宣卷所在的同里镇，属吴江市，是江苏省苏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1992年撤县建市。市境在苏州市中心之南，东部与上海市接壤，南邻浙江省，西部临太湖。同里镇是一座江南古镇，位于太湖之滨，自宋代建镇以来，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目前江苏省保存最完整的水乡古镇。距苏州市区18公里，距上海市区80公里。除民间宣卷外，当地流传的传统曲艺还有评弹、什锦书、道情、赞神歌等。江南丝竹和民间唱山歌的活动也十分盛行。

　　2006年7月12日，笔者应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朱颖浩主任邀请，前往该镇调查同里宣卷的情况。朱颖浩先生邀请了张舫澜先生和袁宝庭(85岁)、吴卯生(80岁)两位宣卷先生及文化中心的凌芬女士举行座谈会，并提供了吴江市文管局和同里镇政府为同里宝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准备的材料。根据上述材料和座谈可知，同里宣卷与苏州其他地区的宣卷一样，在近现代经过了由传统的“木鱼宣卷”向“丝弦宣卷”的发展过程。

　　该地区的“木鱼宣卷”又称“平卷”。伴奏乐器只有木鱼、磬子(引磬)和碰铃，有时加上一面小锣。木鱼宣卷班一般由3～5人组成，一人主宣(领班的宣卷艺人)，称做“上手”，并相应敲打大、小木鱼。其他人手执磬子、碰铃、小锣等“和卷”(和佛)。演唱的曲调简单，有《弥陀调》、《韦陀调》、《海花调》等。“上手”每唱一句，和卷者一起和唱“南无阿弥陀佛”。宣卷时将宝卷放在桌上，卷本上盖有一方用绸缎或布做成的带有花纹的“经盖”(类似现在的手帕)，演唱开始时掀开“经盖”翻动宝卷，按卷本演唱。艺人们冬穿棉布(绸缎)长衫或长袄，夏穿纺绸料制成的对襟褂子。木鱼宣卷演唱的大多是传统故事，如《香山宝卷》、《目连宝卷》、《猛将宝卷》等，也唱一些根据苏州弹词改编的“私订终身在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等悲欢离合的故事。

　　“丝弦宣卷”又称“花卷”。伴奏乐器除木鱼、磬子、碰铃外，加上江南丝竹乐器，主要是二胡、三弦、扬琴、竹笛等，也有琵琶、笙、箫、锣等乐器备用。丝弦宣卷班子一般有上、下手和乐师5～8人。演唱的曲调比较丰富，在木鱼宣卷《弥陀调》、《韦陀调》、《海花调》的基础上，吸收了苏滩和锡剧“簧调”中的曲调，创作了一种新的曲调——“丝弦调”，同时还根据内容采用了江南小调、锡剧、越剧、沪剧及评弹中的一些民众喜欢的曲调演唱。开场前，一般会加奏江南丝竹乐曲《三六》、《龙虎斗》等。演唱的宝卷内容涵盖古今，除了木鱼宣卷的传统曲目外，也出现不少现代题材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有些宣卷艺人还根据当代文艺作品，自编了一些宝卷。

　　丝弦宣卷虽受民众的欢迎，但在农村中并没有代替木鱼宣卷。即使在三四十年代，仍有木鱼宣卷班社活动。该镇文化服务中心和张舫澜先生经过细致的调查，整理出了现代“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表1)：

　　该地区的四个宣卷流派，都属于丝弦宣卷。除徐派创始人徐银桥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外，其他人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初。他们的班社(包括徐银桥的“凤仪阁”)活动的时代，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笔者曾问袁宝庭、吴卯生两位老宣卷艺人，他们的“祖师”是什么人?他们经过回忆和商量后说：“木鱼宣卷”的祖师名缪高南，“丝弦宣卷”的祖师是陆才源，都是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人。

　　上述四派的第二代传人，主要活动于三四十年代，他们先后组织的宣卷班社31个。4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吴江境内演出的同里木鱼宣卷和丝弦宣卷班子约有20个，宣卷人员100多名。许多第二代传人在50年代初仍从事宣卷活动，至今已传承了四代，当代仍在组班演唱的宣卷艺人19人。

　　同里宣卷班社活动的区域，据该资料介绍，以同里镇为中心，以吴江市的屯村、松陵、八坼、金家坝、北厍、黎里、莘塔、芦墟等地为主要流传区，并辐射到周围的乡镇及江、浙、沪交界地带，如嘉善的陶庄、汾玉、大舜、下甸庙、西塘、干窑、姚庄、丁栅，嘉兴的王江泾、莲泗荡、田乐、王店，上海青浦的朱家角、练塘、金泽、商榻、西岑、观音堂，昆山的周庄、锦溪、千灯、巴城、张浦，苏州(原吴县)的东山、光福、木渎、东渚、横泾、渭泾塘、车坊、郭巷、尹山、甪直等地。

　　二、苏州宣卷的历史发展和同里宣卷

　　江浙吴方言区各地的民间宣卷和宝卷，流传影响较大的有两部分：一是太湖流域的宣卷，以苏州市为中心;一是浙江宁波、绍兴地区的宣卷。清道光以后，特别是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在上述地区激烈展开，大量移民涌入上海，宣卷也传入上海市，后来被分别定名为“苏州宣卷”和“四明宣卷”。

　　苏州地区什么时间出现宣卷和宝卷?文献无载。当代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最早是著名的苏州籍学者顾颉刚先生1934年写的《苏州近代的乐歌》，文中指出苏州“宣卷是宣扬佛法的歌曲，里边的故事总是劝人积德修寿”，宣卷的听众主要是妇女，请到家中来唱，“做寿时更是少不了的”;滩簧盛行之后，宣卷人“改革旧章”，曹少堂始倡为“文明宣卷”(顾颉刚，1934)。90年代桑毓喜的《苏州宣卷考略》(1992)，主要介绍近现代苏州市区宣卷的发展状况。与其他涉及苏州地区民间宣卷的文章一样，作者虽然接受70年前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的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的推论，但对千余年的时间间隔，都没有提出可以填补的资料。

　　笔者在探讨中国宝卷的形成时指出：可以考见的早期佛教宝卷产生于南宋时期，宝卷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是弘扬西方净土的弥陀信仰的普及和禅、净信仰的结合。对民间净土信仰普及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的茅子元，他在平江(苏州地区旧称)淀山湖(在今上海市青浦县与苏州昆山县交界处)建“白莲禅堂”，“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孝宗赵昚乾道二年(1166)奉诏于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赐号“白莲导师、慈照宗主”。{1｝宋元时期，民间佛教净土信徒活动的特点是“持斋念佛”，“夜聚明散”，这与后世做会宣卷活动相似，其中是否演唱宝卷，就很难考查了。

       现在可以看到的苏州地区古代宝卷和宣卷活动的资料，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年(1574)初刊、题“古吴净业弟子金文编”的佛教宝卷《念佛三昧径路修行西资宝卷》{2｝。明末陆人龙编话本小说《型世言》第十回“烈妇忍死殉夫，贤媪割爱成女”，述万历十八年(1590)苏州昆山县陈鼎彝与妻子周氏去杭州上天竺还香愿，中途周氏遇到亲戚，两家香船联在一起，“一路说说笑笑，打鼓筛锣，宣卷念佛，早已过了北新关……”{1｝清嘉庆、道光年间程寅锡《吴门新乐府·听宣卷》云：“听宣卷，听宣卷，婆儿女儿上僧院。婆儿要似妙庄王，女儿要似三公主。吁嗟乎!大千世界阿弥陀，香儿烛儿一搭施。”{2｝“妙庄王”和“三公主”是流传颇广的《香山宝卷》(又称《观音宝卷》)中的人物。清人描写吴江县同里镇的盛湖地区民众生活的《盛湖竹枝词》注解中说：“织傭蚕时休业，二人为偶，手持小木鱼，一宣佛号，一唱《王祥卧冰》、《珍珠塔》等，名‘念佛出’，妇女多乐听之。”{3｝这是清及近现代流行的“木鱼宣卷”《王祥卧冰》、《珍珠塔》宝卷，当代宣卷艺人仍在演唱。

　　苏州宣卷以苏州市区的宣卷为代表，但根基在农村。苏州农村和各县的优秀宣卷艺人，不断涌进苏州市区，又以苏州为跳板，进入上海。李家瑞先生在30年代写的《宣卷》文中介绍，旧时北京的“清音小班”，每年也例请苏州宣卷前往演唱，{4｝　这种情况与近代宣卷艺人进入上海的情况相似。

　　苏州市各县的民间宣卷，北部主要流传在常熟和从常熟划分出去的张家港市南部地区，该地区的宣卷与长江对岸的靖江宣卷都称做“讲经”，但它所讲宝卷的系统与靖江不一，靖江的做会讲经只做“延生”，不做“往生”。{5｝　苏州西部的宣卷扩展到无锡和常州地区，并出现地区的特色，比如反映嘉庆十九年(1814)无锡西北乡乡民与城中绅士为开坝放水抗旱抗争事的《显应桥宝卷》(据无锡“说因果”移植改编)，在道光年间已经广泛流传;根据常州地方传说改编的《白龙宝卷》，则主要在相关地区流传，最早有清道光年间的抄本。苏州东部的宝卷，扩展到今属昆山和上海市的青浦、嘉定。南部以吴江同里宣卷为中心，扩展到浙江嘉兴地区和今属上海市的部分地区。

　　笔者过去没有对同里宣卷做过调查，但在80年代初曾在相邻的浙江嘉善地区做过调查，并写出报告《浙江嘉善的宣卷》{6｝。当时发现它同苏州宣卷有密切的关系。今参照同里宣卷的有关资料，证明该地也属于同里宣卷的活动范围。比如该报告中指出，同里宣卷“许派”创始人许维钧(宣扬社)，徐派创始人徐银桥和他们的第二代传人许素贞的“遐岭社”、闵培传的“艺民社”、胡晼峰的“咏音社”、徐筱龙的“万扬社”等都曾在该地区活动。大舜乡的宣卷艺人蒋福根曾先后跟徐筱龙、闵培传、胡晼峰等学习，并搭班演出;他本人又组织了“新兴社”。大舜乡另一位宣卷艺人高仲盈是跟同里宣卷许派传人顾茂丰(凤鸣社)、徐筱龙(万扬社)学习宣卷的。

　　据同里宣卷老艺人回忆，二三十年代，同里宣卷艺人同苏州的师兄弟和同行联合，同苏州评弹唱“对台戏”，公开竞争。这种情况，大概在清末就出现了。现代苏州出现“书派宣卷”，接受弹词说表和“出角色”演唱形式，增加宣卷演唱的表现力和娱乐性，而主要活动在同里的宣卷艺人许维钧(1908-1991)被视为苏州书派宣卷的创始人。这足以显示同里宣卷在苏州现代宣卷发展中的地位。

　　三、苏州地区的宝卷和民间宣卷艺人

　　笔者在编辑《中国宝卷总目》过程中，曾对国内各公、私收藏宝卷的情况做过的调查显示，国内旧书从业者和一些专家，在50年代曾大量抢救性地收购和入藏了大批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据笔者的估计，收入《中国宝卷总目》中的数千本手抄本宝卷，2/3以上是来自吴方言区。由于缺少相关的记录，哪一些是苏州地区的宝卷，已难考订。但据笔者调查，1960年前后，原苏州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曾从苏州郊区和各县农村征集到约280种、近800册宝卷，这些宝卷基本上都是手抄本，是宣卷艺人的传抄本。抄写的时间自清道光至民国年间。这批宝卷80年代后期入藏新建立的苏州市戏曲博物馆。笔者所见是1963年戏剧研究室编辑的一份目录，并据以编入《中国宝卷总目》。这个“目录”，对抄本宝卷的抄写者著录不全。已知的抄写者有：

　　⑴道光时期——荣记。

　　⑵咸丰时期——陈福基。

　　⑶同治时期——王涌泉、朱淦廷、胡友兰、唐仁源、范庠、荣堂、紫阳山人，共7人。

　　⑷光绪时期——王森逵、王德浩、朱士泳、朱绂、戴逸斋、戴友良、戴金官、周尚文、周懋卿、周裕芗、周玉庭、顾承祖、顾彦、顾钰亭、顾文忠、张万亨、张玉峰、吴水根、吴春翘、吴维松、马伟卿、马焯卿、潘文学、潘鸣和、徐瑚、徐康宝、赵书森、金芝田、董文彩、钱亨湛、殷鹤泉、樊俊卿、魏镛麟、陈凤柏、唐培、单晋卿、奚文侯、石锦文、尤培云、姚浚泉、邵漠清、廖庭桂、薛情表、尚志堂、静安氏、锦华、香亭、嵈山、河滨主人、青莲居士，共50人。

　　⑸民国时期——王炳坤、朱万、周三全、周新如、顾毓秀、顾振福、顾友萃(万里社)、顾金虎、顾九如、张桂堂、张桂氏、吴召良、丁财宝、丁永良、陈栽云、陈培初、杨廷章、杨一民、孙奇宾、霍耕三、费易周、吕开富、黄忆椿、屈文斌、高竹卿、邱松锡、汤根泉、冯鼎卿、葛士良、沈桐声、宋福生、胡文忠(安庆堂)、储征徳、明仁、筱松、乾记、徳记，共37人。

　　这批宝卷是否包括1960年前后从同里镇“借阅”的宝卷二百余种(见下文)，情况不详。但是，上述抄写者名单中，见于前述“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者，仅吴派(吴仲和)第二代传人宋福生，只著录他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抄的《天诛潘二宝卷》(简名《天诛宝卷》)一种，{1｝未发现其他人(包括缪高南、陆才源)抄录的宝卷。

　　80年代苏州市编辑《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苏州分卷》，{2｝曾对苏州宣卷进行过一次普查，除了收入宣卷音乐资料，另为9位宣卷艺人立传。{3｝下文据上述“小传”资料，主要简介各位宣卷艺人的师承和演出情况：

　　⑴许维钧(1909—　)，男，苏州吴县人。17岁拜车坊双庙倪家浜宣卷艺人陈良宾、王顺泉学木鱼宣卷，20岁满师后在苏州参加“宣扬社”，又拜查桂生为师。因“生意”不好，到同里镇宣卷，接受评弹艺术特点演唱，被称做“书派宣卷”。先后收徒吴茂(卯)生、顾茂丰、袁宝庭、袁钰庭。后来同他妹妹许素珍(贞)、许雪英组成“许家班”。

　　⑵顾计人(1916—　)，学名顾昌树，宣卷艺名顾计人，弹词艺名顾慰君。男，吴江县同里镇人。1934年从宣卷艺人朱兆坤学书派宣扬说因果(即宣卷)，此后加入“鸿深社”与汪昌贤合作，加入“锦绣社”与许素珍(贞)等人合作，1934年后单独领班宣卷，先后合作的艺人有闵培传、许素珍(贞)、朱梅琳、吴锦如、范晨钟、姚振华、姜秀英等。1946年拜弹词艺人范寄舟、徐韵芳学《大红袍》，此后在各地演唱弹词。1959年在吴江县演唱“什锦书”。1979年后仍演唱宣卷。他演唱的是“丝弦宣卷”，曾演出于上海郊区、浙江东北部和吴县、吴江县、昆山县等乡镇码头。

　　⑶徐士英(1916—　)，男，昆山县周庄龙庭蟠龙浦人。16岁由教书先生费文忠教学木鱼宣卷。18岁与祁庄郭兆良合作演唱木鱼宣卷。21岁演出丝弦宣卷，参加他的班子的有张茂圹、张士贵、蒋六千、王守飞、张右昌等人。他同郭兆良等人，接受江南丝竹和“簧调”的影响，发展了杨秀德的“丝弦调”。1947年后，又同昆山的王秉中、王育忠，吴县的许素珍(贞)、姚炳生、孙金龙合作唱丝弦宣卷。他唱过的宝卷有《文武香球》、《双蝴蝶》、《双金锭》、《蝴蝶杯》、《七妹征西》等。

　　⑷徐筱龙(1919—　)，男，吴江县金家坝方家村人。幼年自学宣卷和山歌，18岁拜徐银桥学宣卷，唱《唐僧出世》、《何文秀》、《合同记》、《双蝴蝶》、《药茶记》等。19岁与师兄戴留金合作唱木鱼宣卷。1938年后在吴江县芦墟及浙江东北角及上海青浦、吴江黎里和平望等地演出。1951年后停演，1957年又到苏州、上海浦东等地演出，1959年停演，1961年后又演出。1963年政府发了“演出证”，曾改编演唱现代题材的《红灯记》、《箭杆河边》、《白毛女》等。

　　⑸张亭良(1925—　)，男，昆山县大市人。19岁拜同里镇孙国贤(网船上的人)学木鱼宣卷。1946年满师。自己组班演出，改唱丝弦宣卷。参加他的班子的有他弟弟、姜秀英、生病阿大，陈墓的孙金龙、张小金、王桂生等。演出过的地区有杭州、浙江东北角、青浦和昆山、吴县、吴江等地。唱的宝卷有《珍珠塔》、《麒麟豹》、《白鹤图》、《合同记》、《七美图》、《九美图》、《沉香扇》、《劈山救母》、《磨坊产子》、《水红菱》等。

　　⑹王秉中(1921—　)，又名王金受，男，昆山县陈墓人。年轻时跟一个道士学习二胡、笛子等乐器，又自学丝弦宣卷，与弟弟王育忠一起宣卷，活动在周庄、张浦、茜墩一带。1947年后，与王育忠、徐士英、徐士雄、许素珍(贞)、姚炳生、郑天仙等人合作演出丝弦宣卷。他吸收苏滩、沪剧、越剧的曲调用于丝弦宣卷，逐渐演变为“什锦书”。说唱的宝卷有《红楼镜》、《双玉镯》、《文武香球》，什锦书有《啼笑姻缘》、《秋海棠》等。

　　⑺郑天霖(1921—　)，男，吴江同里镇人。开始自学木鱼宣卷，二十岁左右组班演出，与汪昌贤组“贤霖社”，演出丝弦宣卷。这个班子还有陈锦修、范伯生、袁宝庭、许雪英等人。全班人乘一条小船，游弋在昆山、吴县、吴江和浙江嘉善一带演出。1950年后，演唱过《九件衣》、《白毛女》等新编宝卷。他的妹妹郑天仙也唱过宝卷，后改唱什锦书。

　　⑻袁宝庭(1923—　)，男，吴江县同里镇人。1932年投师许维钧，学木鱼宣卷。满师后又学唱丝弦宣卷，与汪昌贤、郑天霖、顾茂丰等合作组班演出。1950年后转业到许多地方的越剧团从事音乐工作。1961年回吴江县说唱什锦书。1962年转业到商业部门。

　　⑼金文胤(1926—　)，男，小名金阿大，19岁时跟甪直镇朱荷生学宣卷，同学的有黄文俊、夏仰禹、沈荷生、邢悦来等人。学成后组“旷乐社文明宣卷”班，在吴县的甪直、车坊、胜浦、唯亭和昆山西部一带唱宣卷。他又跟老艺人张是吾学苏滩，跟沪剧老艺人王阿根学沪剧，将宣卷化妆演出，组成了吴县东部和昆山西部著名的“金阿大班子”。1950年后停演，1964-1965年又演出。1980年后他参加了胜浦文艺宣传队。

　　上述“小传”中，传主和同时代宣卷艺人共出现　43人：其中许维钧、顾计人、许素贞(珍)、许雪英、吴茂(卯)生、闵培传、徐筱龙、徐银桥、戴留金、顾茂丰、汪昌贤、姚炳生12人，见于上述“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可见同里宣卷在苏州宣卷中的地位;另有陈良宾、王顺泉、查桂生、朱兆坤、朱梅琳、吴锦如、范晨钟、姚振华、姜秀英、徐士英、费文忠、张茂圹、张士贵、蒋六千、王守飞、张右昌、张亭良、孙国贤、生病阿大、孙金龙、张小金、王桂生、王秉中(又名王金受)、王育忠一、徐士英、徐士雄、郑天霖、郑天仙、陈锦修、范伯生、金文胤等31人。这43位民间宣卷艺人，都是民国年间人，是研究民国年间苏州宣卷发展的十分珍贵的材料;{1｝　他们在1950年后都受到冲击，曾改业其他工作。但是，上文介绍的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1960年前后采集的宝卷手抄本民国年间的抄写者名单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2｝

　　四、苏州宣卷和宝卷发掘问题的建议

　　现在，一些地区的民间宣卷(念卷)和宝卷，已经被列入(如甘肃的“河西宝卷”)或正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宝卷不仅被国内外研究者所重视，也被列入相关地区文化管理部门的抢救和发掘工作。基于对上述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宣卷人和宝卷的调查，笔者谈一点看法。

　　中国宝卷形成和发展至今近八百余年，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和地区特色的民间说唱形式。因此，当代各地遗存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作为某一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首先要认真考察它们在本地区发展的历史和保留的传统作品。以此来检讨同里文化服务中心做的工作，是比较扎实的。该中心编制的“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整理出了该地区影响较大的四个宣卷流派和它们的四代传人共70余位宣卷艺人。这是笔者所见唯一的一份记录地域民间宣卷艺人传承的详细资料。但该中心所发掘出的传统宝卷仅二十余部，则远不能反映出该地区近现代流传民间宝卷的数量。据该镇文化服务中心朱颖浩先生介绍，1960年前后，苏州市文化部门曾从该镇有关人员处“借阅”宝卷二百余种，这批宝卷下落不明。据笔者多年调查的经验，吴方言区一个宣卷班子为民众“做会宣卷”，最少须持有五六十种宝卷，才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做会需求。该地袁宝庭、吴卯生两位老宣卷先生同意这种说法。目前该地区领班宣卷的艺人19人，加上仍在世的老宣卷艺人，据此可以推测目前该地区民间留存宝卷的大致情况。对此应给予关注。

　　对于苏州宣卷和宝卷的发掘抢救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重视前人搜集、整理的成果，作为发掘抢救工作的基础。从笔者编著《中国宝卷总目》过程中对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留存情况的了解，苏州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1960年前后征集的苏州民间宝卷，以及80年代对苏州宣卷音乐做的广泛调查，都说明目前苏州宣卷和宝卷的抢救工作尚有很大的空间。如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委会对同里宣卷的调查，该地流传的宝卷有89种。{1｝　由于调查的目的重在音乐的搜集，他们没有采集这些宝卷文本。目前全面发掘抢救出这些宝卷文本也不难。尽管二十年过去了，由于民间宝卷的文化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已很少再有人为的破坏，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宝卷来。同时，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大量苏州地区的民间宝卷被分散收藏于国内各地，可根据各种线索做调查、搜集和鉴别(有些不是苏州地区的)。那些宝卷文本，现在大部分可能在苏州地区已经征集不到了。

　　其次，当代民间宣卷艺人口述历史十分珍贵，但有局限。研究民间宣卷和其他民间演唱文艺的历史发展时，采访当代民间艺人口头传承的资料(口述历史)，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十分珍贵和必要。但也要清楚，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大量的民间艺人没有传人，而现存民间艺人只对师门的历史有了解，会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他门派的情况。比如，顾颉刚《苏州近代的乐歌》中提到的苏州市“始倡文明宣卷”的艺人曹少堂，起码在30年代前期，他的“文明宣卷”在当时曾有很大的影响。但在笔者所见介绍现代苏州宣卷发展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这位宣卷艺人。笔者在苏州调查时，另见到吴县郭巷镇已故宣卷先生陈伯源在清末或民初手抄的《南瓜宝卷》(已故袁震先生1985年自陈伯源的孙子陈阿多处采集到)。他也同上文提到的苏州地区道光至民国年间近百名抄卷人(他们大部分同时是宣卷人)一样，均未见于当代口述的记录。因此，建议除了对现存民间宣卷艺人进行普查、为他们建立艺术档案外，也要组织地方文史界加强各种形式的书面文献的发掘。

　　第三，苏州宣卷和宝卷的历史发展是一个系统，是属于一个民俗文化圈中的民间宣卷和宝卷。尽管苏州下属各县(市)的民间宣卷，会形成小区域的特色，但不可能离开大的地区传统。因此，苏州地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整体;小区域的特点，说明了它的丰富性。目前，苏州下属几个县市分别“申遗”，这样做不利于苏州宣卷和宝卷的整体发掘、保护和研究。个别地区为了“争先”，也会出现一些胡编乱造的做法。比如，主要流传于张家港南部和相邻的常熟、江阴地区的“做会讲经”，被找了一个历史地名命名做“河阳宝卷”;整理者为了夸饰“河阳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发展”，不仅胡编了在该地宣卷有“压坐(押座)文”、“解座文”的说法，同时提出：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河阳山(按，今称凤凰山)地区，永庆寺(按，该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的和尚“利用了本土民众喜欢的山歌形式进行唱导”，后来“又把经文通俗化，进行俗讲”，“大约到了宋代，这种俗讲更加通俗化……即河阳宝卷”;“五十年代，河阳山永庆寺的藏经楼与文昌阁藏有各个时代的宝卷上万册”等{2｝。这些关于“河阳宝卷”来源、形成以及永庆寺收藏宝卷上万册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和实证的依据。在首批公布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甘肃省的“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流传地区，沿甘肃河西走廊，从东面的武威市各县起，西北到张掖、酒泉乃至被沙漠戈壁包围的敦煌市，绵延千余公里。各地没有自立“山头”，而是认真发掘整理当地民间传抄的宝卷，以“河西宝卷”通名整体申报。由于内容丰富，一次获批准。这对于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发掘、整理，也有参考意义。

　　第四，苏州地区和各地现存的民间传统宝卷文本(包括当代的传抄本)数量很大，笔者所见各地公开和内部编印的多种民间宝卷“整理”本，它们存在的问题：一是整理者“整理”过多，其中多系整理者认为民间宝卷抄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自己动手“改编加工”，个别则是整理者为了某种目的乱编乱改而做伪;二是误收了某些不是民间宝卷的文本，比如民间流传的“宣讲”(善书)和清及近现代民间教团人士编制的宗教宣传品。笔者在《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1｝文中曾提出：“宝卷文献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笔者认为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宜分别编集。”现在重申这一建议。民间宝卷已不可能再作为通俗文学读物而广泛流通，它们存在的某些“问题”，如苏州和其他地区民间宝卷的方言用词语和民间惯用错别字系统等等，都是值得做专门研究的课题，一般整理者没有能力把握这类问题。“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一方面可以降低印刷成本，为后代保留下更多的真实的民间文献，也可以杜绝各种乱编乱改，贻误后人。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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