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谁的后现代？

给窟鬼先生——窟鬼先生不必急着道歉和不安，正如“吕老”所言，俺们“既不生气，也没动怒，反而因你能继续参与讨论而高兴”。你的帖子刺激的更多的是俺的想法而不是情绪，俺们向来也对事不对人、论事不论人。这几日，俺也尽量“静下心来”“冷静地面对”你的问题。这个帖子写好后，一直在等“吕老”先出高招。那鲁提辖尽管爱“幼”心切也终于按耐不住，亮出了他的逻各斯利器，俺就再来个狗尾续貂，做些补充辨析工作。

这次的帖子似乎已经表明，窟鬼先生与俺们达成的共识是都不反对民俗学用哲学“垫底”，而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哲学和谁的哲学——“尼采、福柯，还是康德？”他说得对，“吕、户二老的[推崇康德]这个‘工作前提’是站在‘哲学之门墙外’也可以质疑的”，于是，他质疑道：

我想提醒吕、户二老注意尼采，注意尼采如何毁掉了康德以来的基本的哲学配置……既然尼采许诺的‘超人’哲学摧毁了康德的追问‘人’的本质的‘人类学’，那么，吕、户二老显然有责任去说服尼采及其追随者们，为什么不是尼采，而是康德”？（户老按：尼采是否“毁掉了”康德先不论，但后面这个问题问得好，俺要在下文中试着回答）

虽然吕户二老看不上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哲学主流恰恰是基于尼采所谓“上帝死了”这一论断展开的。福柯则认为随着“上帝死了”，人也不可能独活，所以“人也死了”，换言之，上帝之死与人之死同义。
   人的死亡，即是“人类学（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三个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做什么？总之，人是什么？”）”的根除。这同时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以及人的信念和人的哲学的倒塌。
   福柯所说的“人”——无论他是知识主体，还是道德主体；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人类学——正是19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对象，“人之死”正是作为学科内容和知识形象的“人”的消失，既然学科的对象消失了，那么，在这个对象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伦理主题和人文主义当然会随风飘逝。

我至少知道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巴特说“作者死了”，福山说“历史终结了”。

请问吕、户二老，“人”已死，“民”岂可独活？户老还在为民俗之“民”铮铮争辩岂不是有“恍若隔世、年代倒错”的感觉吗？

俺倒想沿着窟鬼先生的这种思路继续发问：既然一切都“死了”，既然“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请注意：借用这句话的著作既有美国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又有德国彼得瓦格纳的《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那么，不仅民俗学，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吗？还“剩下”什么值得它们研究？由此看来，既然人都死了，谁来研究？研究谁？难怪几年前民俗学界的一位大佬在会上问人文科学为啥要谈人和人道主义？当时把俺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至今俺仍然记忆犹新，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奇葩”的大佬和如此“奇葩”的观点是如何炼成的？

窟鬼先生在此好像把后现代对（前）现代哲学的批判看成了中国式的“砸烂孔家店”，似乎后现代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现代思想家一“批”就把他们推翻，让他们变成了“哲学界的死鬼”，跟他们就彻底脱离了干系，果真如此吗？

还是让俺们以窟鬼先生罗列出来的后现代大师为例吧：

列维—斯特劳斯曾粉过马克思，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雅克拉康年轻时曾钻研过斯宾诺莎的哲学，齐泽克甚至认为拉康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主要著作有《孟德斯鸠、卢棱、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雅克德里达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马克思的幽灵》等；福柯不仅受过德国哲学的影响，而且曾译过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且写过与康德同题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于奇智译，《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窟鬼先生没有提到的德勒兹也写有名著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而且有《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张宇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等书。

这些事实表明，无论后现代的学徒们是否承认，这些后现代的大师们并非“横空出世”，也没有数典忘祖，他们的问题恰恰是从（前）现代哲学来的。因此，俺曾建议想弄后现代的学生先弄（前）现代，因此，哲学界的公识是对的：康德是西方当代哲学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石，不懂康德就不懂西方现代哲学——也许俺可以再加上一句——也难以透彻理解后现代。

由此看来，“吕、户二老”只不过踮起脚尖看了看后现代背后的（前）现代谱系，想查源知流、沿波讨源，无非是多问了几个为什么，无非是想在知道好的基础上再知道为什么好，难道就变成了“横空出世”和没有谱系了？

如果上面列举的事实只能作为后现代与（前）现代哲学之间谱系关系的事实证据，那么，就让俺们简单地看一看它们之间在问题意识和逻辑层面的关联吧：

欧洲哲学主流向来没有否认后现代所说的一切东西，如绝望、虚无、空虚、深渊、差异、多元和偶然。但是，为什么哲学“主流”谈这些东西谈得不多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哲学不甘心单纯被动地陷入绝望、虚无、空虚、深渊、差异，也不愿任凭偶然性的摆布和捉弄。所以，古希腊以来欧洲哲学的使命就是“认识你自己”——人想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希望什么。这就回到了康德的“集大成”。即使没有康德的提问和回答，这些问题仍然是每一代人甚至每个人都要重新面临（不一定面对）的问题。窟鬼先生提醒俺们注意的尼采，也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叛逃”出来的。不错，尼采说过“上帝死了，人死了”之类的话。可是，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基本的意思是，上帝死了，那些完全依赖上帝、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给上帝的“末人”和“衰人”也跟着死了，但在尼采那里诞生了“超人”，“强力意志”恰恰是超人具备的品质，而这才是尼采眼中真正的、理想的、未来的人。俺承认，“上帝死了”再次让人面临着无依无靠和价值真空的生存状态，将人推到了虚无面前——一种既充满自由、又无依无靠、孤独绝望的境地。这种绝境让人们继续深入反思传统哲学的局限和“盲区”，有其深刻和积极的意义。请允许俺引用叶秀山先生在《作为精神家园的哲学》演讲中说的一番话：

所以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从克尔恺郭尔到萨特，这些人就说人在这个世界漂泊，真是无家可归的（homeless），哲学没有家园了。这个根子其实早在康德那儿种下了。

反对理性主义的，往往容易停留于经验的、想象的一种反驳，譬如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他就强调物质、强调感觉。哲学其实还不能这样，你说理性，我就来强调感性，那没有用。而应当是，我说感觉，就要把你那理性也包括进去。尼采就把黑格尔那套东西全部容纳在他那个所谓快乐主义中。所以尼采不是虚无主义，他恰恰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这些哲学家，全是否定了现在的生活意义的意义的虚无主义者，理性主义传统全是虚无主义的传统。尼采说，你看你们永远对现实采取否定的态度，你们才是虚无主义，我就实实在在地肯定这个现实。我不幻想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世界，永恒轮回。尼采的永恒轮回，不是希腊人那种轮回观，也不是佛教的轮回观，而是说你就在这个世界里，轮回来轮回去都在这里头，你就得肯定这个世界，肯定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超越的道德，也没有超越的目的。而机遇也是永恒轮回的。你一直是自由的，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创造你的价值，就能通过这个时机征服世界。意志就是创造价值，意义就在创造当中。但是，这里我没有一个预定的目的，也没有命运、天国让我去修炼。我只要抓住这时机。

尼采的这种学说本身不是没有问题，此处暂不讨论。即使“活在当下”，也不能全面虚无和否定一切，而是有所否定也得有所肯定。同理可证，后现代也不能虚无和否定一切而无所肯定。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这本来就是欧洲哲学思想和学术传承的正常方式。换言之，批判地继承是西方学术和哲学的正常传承方式，也是后现代对待（前）现代（尽管激烈和激进）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后现代把（前）现代彻底推翻或者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而是“扬弃”（有放弃也有发扬光大）。这一点又被后现代眼中“哲学界的死鬼”黑格尔不幸言中。

即便是主体的人被解构了，不再是万物的中心，正如在萨特那里，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面临虚无，但是，面向虚无的行动选择仍然是有责任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萨特热大多只看到了萨特否定人的本质，却忽视了人在虚无中仍要为自己选择的行为担责的内容。

窟鬼先生说，主体的人死了，“‘语言’从‘人’倒下的地方站立起来了”，没错。虽然“语言学转向”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转向了结构语言学和语用学，但我们不要忘了，语言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之所以能够占据本体论的位置，恰恰因为语言从古希腊以来就是Logos，它本身就包含着理性，或者说，语言就是理性、道理。后现代反对本质主义，笼统地说，没错，但仍然要讲道理和基本的逻辑（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否则就可能陷入自相矛盾和自我瓦解。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后现代看起来解构了主体的人和本质，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和反对一切普世价值的前提。首先，他们是讲道理和讲逻辑的，否则，他们的否定和反对本身（无论内容是什么）就无效或者不能成立；其次，主张差异和多元的后现代一定不会反对这样一种主张和前提：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自由和权利。否则，它的一切多元和众声喧哗行为就会自动失效，而这种主张正是民主、平等和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一个基本内容。中国的后现代往往忽视了西方后现代默许的普世价值前提。

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西方的前现代已经确立起来的普世价值，西方的后现代可能吗？进而言之，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些普世价值，后现代本身能够成立和可能吗？如果在一个没有民主、平等和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后现代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众声喧哗即便可能产生和出现，但能够被允许、被保障吗？我们自己的社会也许恰恰可以提供一个反证：为什么中国很少产生自己本土的后现代？难道与中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健全的（前）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没有关系吗？在中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后现代崇尚的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众声喧哗不仅不是被鼓励的、被保障的，而且往往也不是被允许的，尽管中国从西方移植来的后现代在解放思想的社会进程中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正如“吕老”所说，俺们的学术谱系与问题意识，一是来自中国的现实，二是来自民俗学理论史。中国的现实，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感同身受，中国的民俗学恰恰是在这样的现实中产生的“中国问题”，而且俺在即将出版的拙书中试图论述：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内在目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目的是一致的和重叠的，都是未完成的现代精神方案的一部分。从民俗学理论史上看，尽管不是主流，但无论中外，学科起源时的隐秘渴望恰恰与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密切相关也密不可分。俺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以及《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即将出版）三本书中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赘。

窟鬼先生在谈到学科的哲学基础时说：

户老师说他“怀念着各个学科有哲学垫底的时代”，这意味着他认为现在的学科（尤其是我们的民俗学）没有哲学“垫底了”。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正好比安东尼奥葛兰西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主体都有“意识形态”；同样，任何“一般理论”背后都有哲学垫底，绝不是只有户老的那个研究才是有哲学基础的。

窟鬼先生对“哲学”的这种“宽泛的”理解，自然与俺不同。在如今这个平面化、多元化、拒绝并解构深度和崇高的后现代，窟鬼先生大概也不会否认“吕、户二老”推崇的追求深度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不曾、现在也还不是中国民俗学的哲学基础吧？俺的怀念无非是一个前朝遗老的“中国梦”而已，而且俺毫不犹豫地回答窟鬼先生提出的问题：“‘元理论’有‘最彻底、最……、最……’一说吗？”——有，而且俺就是认为，迄今俺见到的最彻底、最深刻、最过瘾的‘元理论’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他的哲学与它相比只是等而下之。至少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相比，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尽管后现代哲学也不乏尼采这样深刻的哲学家，但从总体来看，后现代的衮衮诸公更像康德说的那些“憎恨一切地面上的牢固建筑，便时时来拆散市民的联盟”的“游牧民族”（《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他们用力甚勤而且功劳很大的地方在“解”（de）而非“构”（construction），所以，后现代的“游牧思想”在整体深度上并没有超过其“源”。用鲁提辖的话说，后现代提供的更多地是“一般理论”而非“元理论”。因此，俺认为德国古典哲学重要，最值得借鉴。正是俺认为对的、好的，才想拿出来与愿意的人分享，俺不能也不想强迫任何人接受和认同俺的观点，俺也不否认后现代思想引入中国、引入学科有其积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