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秦风余响:西和七夕风俗的复兴(2)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1-15 16:18:29 / 个人分类:寻风问俗

秦风余响:西和七夕风俗的复兴(2)

刘锡诚

 

 

读着西和同行们记录下来的乞巧歌,读着赵兰馥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不禁令我想起了国内外许多作家、学者和哲人不约而同地指出的忧郁是民歌的基本格调这一至理名言,这种见解,在西和的乞巧歌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三)“巧”与“乞巧”

 

作为七夕节候整套风俗系统之核心的核心,不是别的,而是“乞巧”。妇女希冀从“乞巧”的习俗中获得“巧”。“巧”是她们对人生的憧憬。“巧”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巧”是她们改变悲苦命运的法宝。

有必要对“乞巧”稍作一点分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整套的礼教和伦理压在妇女头上,譬如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等戒律,就规定了妇女的卑下地位,要求妇女要“夫唱妇随”,否定妇女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譬如世俗生活的磨难,日复一日地摧毁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柔美天性,她们在默默无闻的劳苦中变成了黄脸婆,她们一个个蜕变成了谁都可以使唤的工具。于是,“巧”和“乞巧”便成了妇女要改变自身卑下地位、从被压榨的处境中突围的一种现实的路径和高尚的追求。“巧妇”也就成了漫长的耕稼社会里民间对有为女性的赞赏和评价。“巧娘娘”成为所有妇女心中圣洁的神灵和翘首乞望的楷模。她们一遍一遍地吟唱着“我请巧娘娘下凡“,她们说:“天荒荒地皇皇,我请巧娘娘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先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汉源镇黄磨村的代玉翠唱道:“七月初七天刚亮,水泉门上跳着唱。今天她是喜庆人,巧娘叫我剪花样。进水宫来照一眼,样样本事教得全。明千针仓仓穿,绣出的花儿突噜噜颤。巧手学会裁衣服,裁缝裁的端又端。”“绣”的主题特别多,什么《绣村庄》啦,《绣扇子》啦,《十针绣》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女孩儿们乞求巧手的愿望。她们不仅为自己乞求学得巧娘娘的“七十二样好手段”,向巧娘娘乞求个人幸福家庭幸福,而且乞求她们的孩子也能成为“巧子”。何为“巧子”?研究者王笠衫注意到了乞巧者的这种心愿,写道:“七月七日生的女孩,大率都叫巧子,所以到了七月七,想起女儿要抓周了。”[20]有一首扬州的乞巧歌弥补了西和乞巧歌的缺憾:“七月七,看牵牛,我家巧子要抓周,三十子是个佛睁眼,还要到地藏庵里上灯油。”

“七夕“的唱巧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年轻的女儿们避开男人而委婉地的表达这种愿望和追求的时机,她们在唱巧的时候,暂时忘掉了她们悲苦的命运和不幸的境遇,歌声成为她们心灵之声的寄托。她们咏唱青蛇白蛇也好,咏唱梁山伯祝英台也好,咏唱孟姜女送寒衣也好,咏唱七仙女下凡也好,咏唱王宝钗也好,咏唱莫愁也好,她们在歌唱中给予被咏唱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深切的同情,一波一波不停地捕捉和寻找那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愫。尽管如此,却也掩饰不住美好愿望背后的丝丝悲凉,正如咏唱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的歌中所说:“朝朝暮暮一朵云,岁月凄凉在天空。”

2013731北京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文联、文化部非遗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文化厅主办的“2013中国(西和)乞巧文化高峰论坛”宣读的论文。发表于山东大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1115出版。)



[1]“文革”后的80年代中期,1987年,笔者把自己从香港得来的费孝通译、马林诺斯基著《文化论》一书交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作为我所策划设计的《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的第一种重印出版。当时,迫于学术界和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我把原书中作为《附录》的吴文藻撰《社会学丛刊总序》和《论文化表格》撕下来,只印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书稿。现在借这个机会,把30年前这段往事记在这里,以期还原历史。

[2]拙文《西和乞巧歌序》,先后发表于《文艺报》2011720,题为《秦风遗珠足珍贵》;《甘肃文艺》2011年第1期(225),题为《弥补陇南风诗阙位的重要文献——<西和乞巧歌>序》。该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104月出版。

[3]宁世忠《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序》,第2页,内部资料。

[4]参阅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见《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8月。

[5]如张勃、荣新《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就采用了这种说法。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12月,济南。

[6]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册)第77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7]同上书,《西南卷》第90页。

[8]同上书,《华东卷》(上册)第204页。笔者对这则记录有些怀疑。临朐县是我的故乡昌乐县的邻县,儿时在家乡,每逢七夕,姐妹们还有在院子里陈瓜果乞巧祭祀、穿针、在瓜架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私房话之类的乞巧活动,不过,乞巧活动和祭祀仪式与志书中的记载相比,比较简单而已。

[9]姚世兰《七夕谈》,林培庐主编《民俗周刊》第120期之《民俗周刊汇刊》,第8788页,1931111,汕头。

[10]杨景震主编《中国民俗大系陕西卷》,第2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5月。

[11]刘永立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河南卷》,第27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11月。

[12]余悦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江西卷》,第2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9月。

[13]尚洁主编《中国民俗大系•天津卷》,第1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7月。

[14]邢植朝、詹贤武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海南卷》,第12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5月。

[15]持战国周秦说的,如柯杨和赵逵夫。柯杨在前引《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里说:“当地的乞巧节,乃是古老的秦文化在民间节日习俗中的传承。”(《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37页,学院出版社20078月。)赵逵夫在《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汉水、天汉、天水——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等文章里说:“周人先是逐步南移,至长武一带又东南移。秦人由西汉水上游渐渐东移,至原来周人所居之地。周秦居地的重合也必然形成文化的融合。这应是牵牛、织女故事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来在战国之时牵牛娶织女为妻和以后二人分离的传说已形成。”

[16]敬文《七夕风俗考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1月。此引自施爱东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第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月。

[17]欧阳云飞《牛郎织女故事之演变》,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第35期,19378月。

[18]常任侠《牛郎织女神话后记》,见《民俗艺术考古论集》,第6871页,正中书局1943年,重庆。

[19]赵兰馥《乞巧歌与我所经历的乞巧节》,见赵子贤编《西和乞巧歌》第173174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2年。

[20]王笠衫《扬州奶奶经》,娄子匡主编《孟姜女》第1卷第5期,193761,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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