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杨亮才】 哭 陶 阳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0-25 18:21:44 / 个人分类:序说民俗

  

       

                                                

    陶公走了,真的走了,是2013529日晚830分走的。但好像他又没有走,因为这几天我睁眼闭眼都看见他。

不错,陶公是没有走。因为他知道,那里还有一片民间文学富矿等他去开采,还有不少部濒临灭绝的民间史诗等他去抢救保护,还有一些民间文学理论等他去研究解决,他有许多事还没有做完,他怎么能走呢!

陶公走了,民间文学“铁杆队伍”(贾芝语)少了一位干将,中国诗坛少一位歌手,我少了一位最亲密的同志、朋友;陶公走了,这无疑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个巨大损失,痛哉!

我和陶公是1956年认识的。那年他随毛星等同志到我的家乡云南大理采风,其时我在洱源县文教科工作,县委派我去给他们当向导、翻译。我当时只是作为一个临时任务来完成的,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我和陶公也从此成为终生朋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采风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白族创世史诗《创世纪》,这是白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填补了白族文学史的空白。它的发现把白族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不然,写白族文学史只能从唐代开始。白族《创世纪》的发现,陶公应该记第一功。

《创世纪》是古代白族人民记述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史诗,它保留在云南洱源西山高寒山区的白族老人口述记忆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创世纪”这个词不是原有的。史诗原来没有题目,此题目是我和陶公冥思苦想,从《旧约全书》中借用来的。没想到,歪打正着,一炮打响,后来的创世史诗搜集整理者都纷纷效仿,成为时尚。“创世纪”这个词,在我国,我们是最先使用的,如果说有发明权的话,首先是我和陶公。这权作为花絮记录于此。

白族《创世纪》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的。有一天,我去观看几位白族老人“打歌”(一种边跳边歌的习俗)。大约有八九个人,

歌者围着火塘,每人手里端着一碗酒,边跳边歌,声情并茂,十分投入,我觉得很有趣,就顺手记了几句。我拿不准它是不是民歌,便拿去给陶公看,陶公说:“呀,这是史诗,赶快搜集,尽可能全部记录下来。”于是,第二天我就陪陶公去拜访他们。他们唱一句,我翻译一句,我们陆陆续续记录了一些素材。陶公等回北京后,我又留在西山,继续工作了三个月。除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部《创世纪》外,还搜集了三部白族民间叙事诗和五千多首“西山调”,创白族历史之最,毛公陶公都很高兴。

1957年,我背着一大口袋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陶公。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稍事休息后,陶公就把我带到当时的芳草地文联宿舍居住。我住在陶公隔壁,两屋间有门户通着。白天他到文联大楼上班,我在宿舍翻译白族民歌;晚上他下班回来帮我看稿改稿,互相切磋,无话不谈,其乐融融。其时他的弟弟李伯涛在北京读书,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三人常常一块出去吃饭,或者在家里随便做点什么。我会做饭。陶公是位书生,不会做饭。他做饭常常把饭弄煳,我们只好跟着他吃煳饭。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工作非常紧张,白天夜里地干,但心情却很愉快。不到半年,我就把带来的白族民歌全部译完,还帮助李星华同志翻译了白族民间故事。白族民歌在毛星先生的指导下,经过严格筛选,文字润色,最后编成《白族民歌集》,由我和陶公署名(毛坚决不署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日月如梭,我和陶公共事一晃就是57年。通过合作,我在陶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终生难忘。

首先,陶公事业心很强。他视民间文学如生命,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间文学事业,无怨无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床上,还拿着一大摞民间文学资料,圈圈点点,认真阅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第二,陶公责任心很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一向主张,采风一定要到边远的地方去,到无人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在调查采录中,他提出“三勤”,即腿勤(多走路)、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他说:这是民间文学工作的基础。“

第三,陶公学风严谨。在搜集整理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反对乱删乱改,反对造假。他说:“民间文学是一宗宝贵的人类口述记忆遗产,记录整理时一定要存其真,慎之又慎,那些乱删乱改和造假的人,绝不是我们的同志。”

我相信缘分。我与民间文学有缘,也与陶公有缘。我常常想,如果不是1956年那次采风,不是陶公等几位到我的家乡大理,我就不会来北京,更不会从事我所酷爱的民间文学工作,那如今的我,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我。

我是在云南山沟里长大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幼接触山岭、田野。稼穑。稍长,虽读了几年书,也不过是粗通文字而已,不知民间文学为何物,更谈不上什么学者。但如果说我在民间文学工作上有点小小成绩的话,也是毛公、陶公等几位帮助的结果。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懂得感恩。我对陶公是心存感激的,但在他生前我从没对他表白过,现在请允许我道一声:“陶公,谢谢了!”

最近,我知道陶公身体不太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一天他跟我说,最近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想让我给他做点什么东西,试试看,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说,要到医院住两天,抽抽水,回来后再做不迟。但两天后,他没有回来。十天,二十天,他也没有回来。我想,坏了,这是种不祥之兆。便立即做了点菜,带着到医院去看他。他很高兴,对保姆说:“我要吃点老杨做的菜。”保姆立即夹给他吃,他伸着大拇指说:“好吃。”但我看他只吃了一小口。我心里很难过。这是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太粗心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来陶公的病由来已久。记得去年底,我和陶公最后一次结伴到会里开会。我俩居住地距公交车站有两百多米,我说我们步行到车站坐公交车走吧,走路对身体有好处,他说好吧。但走了一段后他说,怕时间来不及,还是打车走吧。我看了一下表说,来得及,还是坐公交吧,很方便。于是我俩坐公交到会里,没有迟到。现在看来,当时陶公说来不及是一种托辞,其实是他体力不支了。我太不理解人了。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陶公一生太辛苦了。中国有句老话:儿多父母苦。陶公子女多,青壮年时期,既要忙事业,又要忙生计,年老又精心服侍病老伴,吃尽了苦。如今生活富裕,子女孝顺,本应好好颐养天年,可是天不假年,又把他叫走了。不过话又说回来,87岁,应该也算是高寿了。按照中国古俗,87岁,寿终正寝,喜丧也。

陶公,一路走好!

                               201363


TAG:

 

评分:0

我来说两句

显示全部

:loveliness: :handshake :victory: :funk: :time: :kiss: :call: :hug: :lol :'( :Q :L ;P :$ :P :o :@ :D :( :)

Open Tool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