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民间文化论坛》推出《歌谣》周刊90周年纪念专栏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4-02 09:35:13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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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歌谣》周刊90周年纪念”专栏

《歌谣》周刊90周年纪念专辑(七人谈)

 

高有鹏: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传统——歌谣研究这的民众立场与国家意识

陈连山:对《歌谣》周刊两个目的的再评价

 阳:《歌谣》周刊的“规矩”要继承

 微:民间文学需要统一的学术目的

施爱东:民俗学的“变”

陈建宪:野性的歌谣

 娟:《歌谣》周刊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发生与建设

 

专稿三篇

 

陈泳超:周作人手稿《绍兴儿歌集》考述

刘晓路:刘半农的绥远采风和《北方民歌集》

毛晓平: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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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遥的个人空间 马知遥 发布于2013-04-03 09:26:49
好策划
玉麓俗谭——英古阿格的博客 英古阿格 发布于2013-04-03 13:04:49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3 14:45:21
“七人谈”的电子稿,我手头没有,无法上传。三篇专稿我已得到作者授权,发在博客上了。
施爱东博客 施爱东 发布于2013-04-03 17:07:08

民俗学的“变”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五四”前后,整个知识界都在提倡“新”概念,新教育、新思想、新文学、新学术等等,了解和唤醒民众也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风潮。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民歌的征集活动可以看做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新”事件。

说到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许多人以为那些学术先驱们做的就是歌谣的研究,其实不是。所谓“歌谣”只是一个由头,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入手角度、着力点。这个由一班文学家们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其原始动机不过是想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提供点新鲜货色作为参考,本意似乎并不在于歌谣本身。当歌谣研究会逐渐由搜集工作转向研究工作的时候,多数同人统一了“研究歌谣,是为民俗学立一基础”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歌谣搜集向民俗研究的“转变”。

无论民俗学还是民间文学,总体上来说,都是一种研究文化“变异”的学问,或者在时间的长河中把握其变异,或者在空间的流布上把握其变异,从变异的过程和规律中把握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存在方式。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归根结底,都是落实在“变异性”之上。

民间文学是一种不断变异的文学形态,相应的,民间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异的研究范式,可是,我们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却往往跟不上这种变化。顾颉刚曾经批评古代学者总是执着于史官或儒家的眼光,“看故事时没有变化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所以闹得到处狼狈”,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正是用了“变化”的新眼光和新思路来重审历史、重审文化,才得以洞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时间过去一百年,如果我们抛开搜集整理的成果不论,单就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来说,看不出这一百年间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学术范式当成了“定于一”的学术范式,未能用“变化”的眼光,在新时代新现象面前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范式。

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那些相对凝滞的民俗事项,往往较好地保存于偏僻的乡村,可是,如今的世界变化快,偏僻乡村人口越来越少,各地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日渐萎缩。我们的大多数民俗学者显然难以适应这个变化,他们由忧虑而惶恐,由学者而变身文化保护主义者,顽强地试图抗拒着这种变化。许多民俗学者热衷于“原生态”的乡村文化特色,热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穿了,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既定研究对象的稳定性,为了维护既定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为了维护民俗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话语权。

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关注歌谣,创立民俗学,目的是为了借力民间文化,打破旧的封建文化,建设新的启蒙文化,是为了“变”而有所作为。今天的民俗学者似乎倒过来了,他们关注传统民俗,热爱原生态民俗文化,挥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面旗帜,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些旧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拒绝变化”而有所作为。相反,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都市化、全球一体化、生活现代化、社交网络化等新兴的现实文化现象,我们的民俗学者往往熟视无睹,或者说束手无策。

当然,作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坚守一定的文化理想,冷静地对过热的经济发展提出批评,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民俗学只是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而没有对社会之“变”的理解、关注、研究,就会将民俗学拖累成一个纯粹的“守旧派”,这不应该是民俗学的惟一选项,甚至不应该是民俗学的主流选项。

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创立民俗学,是为了打破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而今天的许多民俗学者维护民俗传统,却是为了维护旧文化,拒绝新文化,这大概是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民俗学者最大的差别。民俗学期待着新的变革。唯有“求变”,融入新时代、关注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建立新范式,才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出路。
黄景春的个人空间 黄景春 发布于2013-04-03 18:27:27
《民间文化论坛》沉寂多年了,终于有了大动作。
期待她崛起!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3 20:10:47
谢谢爱东把文稿发在此地,让朋友们读到!
Silver的小屋 silver 发布于2013-04-04 00:13:27
谢谢锡诚老师跟大家一道分享这个专题。
回头要齐了文章统一转到主站~~
鄂西村姑斗你玩 柳倩月 发布于2013-04-06 00:14:02
回复 5# 的帖子
我支持民俗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面向历史的民俗学,一是面向现实的民俗学。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6 08:05:36
野性的歌谣
陈建宪 ⑨
  
    “姐儿脸上有点麻,出门就把粉来搽。叫声情姐莫搽粉,虽说脸麻心不麻,情人眼里麻是花。”32年前,我在家乡湖北麻城采风时看到这样一首歌谣,当时就象被电击一般,决心从此以民间文学为终身事业。在写毕业论文《中国历代民歌文献述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埋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阅读歌谣集,其中最早读到的,就是《歌谣周刊》。
    我觉得歌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野性。所谓“野”,包含这样几个意思:从社会地位看,她属于“朝”外,即主流文化之外;从艺术形式看,她属于“统”外,即表达方式十分自由。从内容看,她属于“化”外,即较少教化,与生命原始欲望联系更紧密。
    歌谣的内在动力是人的生命力。生命象一颗种子,经风吹,遭雨打,受日晒,遭践踏。“菜子命,女儿家,肥处撒一把,瘦处撒一把。”人生会有许多挑战和磨难,但人必须去面对。歌谣既是生命的呻吟与叹息,也是生命的号角与呐喊,还是生命的沉酣与狂欢。
    歌谣与理性无关。许多歌谣就是一团炽烈的欲望。“一想吃桔柑,桔柑满口酸,想吃六月咸鸭蛋,猪油炒干饭……”这首《怀胎十想》,从水果到蔬菜、从鱼肉到酸菜,把孕妇那想吃而不得的强烈欲望,一古脑儿数下来,让人直流口水。“搂住那个亲人哟亲上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了水”,歌中爆发出极大的生命能量。周作人、朱光潜早年在《歌谣周刊》上,曾经讨论过“猥亵的歌谣”。而“饥者歌其事”,正是歌谣创作的原动力。
    强烈的欲望激起强烈的情感。“铁打链子九尺九,哥拴脖子妹拴手。哪怕官家王法大,出了衙门手牵手。”“别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站着象个树墩墩,坐着象个火烧岩……斑鸠叫来要天晴,乌鸦叫来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门”。在歌谣中,爱就是爱,恨就是恨。
    人类向文明社会发展,野性不断受到压抑。但人性可以被压抑,不可能被消灭。博弈的结果是用表面上的文明,掩盖着人性的异化。正因为如此,野性的歌谣一被当代人发现,就觉得亲切和新鲜。影视和文学中,常常由于引用野性的歌谣而显出特别的感染力。
    今天我们的歌谣研究缺少活力,忽视歌谣的“野性”特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不同时代虽有不同语境,但人的欲望、本性和基本需求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此“野性”的歌谣,今天仍值得发掘,值得发扬。

                                           2013年1月3日为纪念《歌谣周刊》90周年而作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6 10:11:07
栏目主持人“引言”
《歌谣》周刊创刊九十周年纪念专辑

(七人谈)



《歌谣》周刊创刊于1922年12月17日,1925年6月28日停刊,出至第97期;1936年4月4日复刊(第二卷第1期),1937年6月26日停刊,出至第3卷第13期;迄今90周年了。《歌谣》周刊的创刊,不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件大事,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端的一个标志。《歌谣》周刊发刊词中阐述了搜集歌谣两种目的:学术的和文艺的。胡适为《歌谣》周刊复刊号(1936年4月4日,第二卷第一期)写的复刊词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歌谣》周刊前后两段时间的办刊思想和学术观点,影响着几代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文人和学者,也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上留下了印迹。在《歌谣》周刊创刊90周年之际,本刊以专栏形式推出民间文学界七人笔谈,就《歌谣》周刊的精神、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以及对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等,阐发各自见解。本辑还编发了陈泳超、刘晓路、毛晓平三位所撰文章,以歌谣运动首倡者、中国近代史科学采集民歌第一人刘半农,歌谣周刊发起者、编者之一周作人两位先生在上个世纪搜集和研究的歌谣文本为研究对象,回溯当年“歌谣运动”学术思想。一为纪念,再为重申“歌谣”研究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史之地位,以飨读者。

                                          ——主持人:本刊记者冯莉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6 10:12:07
高有鹏
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传统——歌谣研究者的民众立场与国家意识

高有鹏[①]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融合在一起,启迪民众,鼓舞民众,构成学科的光荣。民主与科学的洪流挟裹了“五四”歌谣学,表面上讲,歌谣学提出的是“为学术的”和“为文艺的”,而实际进程中,却是“为民众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格局的补充与丰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颠覆;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也不乏对民间社会的关注,不论是体制还是机制,都曾经以乐府等形式,倾听人民的声音;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以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为典型,形成对国家社会责任意识的传统。“五四”时期更高举起“为民众的”学术旗帜,在事实上强化了倾听人民大众声音的学术导向。如此,收集整理下里巴人、引车卖浆之流下层民众中流传的民间歌谣,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即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走进民间。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是,也是有很多缺陷的,最突出者就是片面强调上层社会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部利益,其实是一种为当权者服务的狭隘意识。官本位与财富意识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成为主流,更显得形而上的民族大义、社会公正的意识之可贵。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的特殊时刻,文化整体意识常常成为英雄者的豪言壮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民族英雄与文化圣贤们更多出于无奈,如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他们在当世非常孤独,并没有简单地被社会所认同。无疑,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常常与权贵阶层相抵忤。而历史的正义选择却偏向了他们,因为历史文化发展遵守了礼失求诸野的规律。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表现出崇高的文化品格与庄重的文化责任,即为民众阶层谋取文化权利,以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代替为皇权,以全社会的文化代替士大夫文化,其实是在强化文化全体即文化整体的思想观念。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相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发展而言,是突破,而不是颠覆;是完善,而不是摧毁,尽管其后来大力提出颠覆山林文学、庙堂文学,要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文学。即使如此,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面对强大的精英文化传统,要打破既定的学术垄断,努力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传达出民间社会最真实的声音与情感,所以常常充满悲壮的色彩。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生机仍然在于其与民众的结合,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襟。
刘锡诚的博客 边缘人 发布于2013-04-06 10:13:07
陈连山
对《歌谣》周刊两个目的的再评价

陈连山[②]



搜集歌谣自古就有,歌谣的社会地位也曾经高居庙堂之上,十五国风和汉乐府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1918年开始的歌谣学运动却开创了民歌搜集和研究的新时代,并被学界视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这当然与歌谣学运动的目的有关。

《歌谣》周刊《发刊词》宣布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科学的民俗学研究,一是肯定歌谣的文学价值。学界公认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确,歌谣学运动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过去被视为“劳力者”的民众,现在则成为知识分子笔下的“国民”。因此,《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才会宣称歌谣传达的是“国民心声”,搜集歌谣“……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显然,《发刊词》是把歌谣看做新文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点缀而已。这跟古代知识分子搜集歌谣是为了观风知政,或娱乐自我完全不同。民众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由此得以发展。

不过,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平等观念,《发刊词》的这两个目的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问题。歌谣本来是民众的文学,由于生活和艺术趣味的差异,不可能完全被知识分子所欣赏,作为歌谣学运动主要理论家的周作人就一直对民歌的艺术价值持贬低态度[③]。当初要从歌谣中选出一个“国民心声的选集”的设想自然落空。而所谓对歌谣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按照周作人1923年的总结,就是“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著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④]当时的研究是以文化进化论作为指导理论的,所以,这种研究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只能是歌谣已经落后了。那么,歌谣在新文化建设中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看来,歌谣学运动的两大目的都未能实现,这就难怪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一路坎坷了[⑤]。

我们应该吸取学术史的教训,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性,把民众看做与知识分子平等的一员。在当前的歌谣民俗研究中把歌谣视为民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中猎奇,幻想民众还生活在所谓“远古时代”。在歌谣的艺术研究中,放弃知识分子的艺术标准,让歌谣回归民众,承认民众是歌谣艺术价值的最终判断者。这方面,美国新批评派大师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已有阐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来说两句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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