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1982:文学评论关键词——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前前后后(1)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1-02 15:01:27 / 个人分类:文艺评论

1982:文艺评论关键词(1)

——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115日出版)

 

刘锡诚

 

自从19807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以来,[1]文艺界的思想并没有很快达到统一,依然存在着或陆续产生出种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1981年,除了对电影《苦恋》的批评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影响外,还发生了好几件事情,最令中央感到不安的,莫过于全国17家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鼓浪屿召开的会议及其发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呼声,以及《雨花》主编顾尔镡在安徽《戏剧界》上发表一篇短文《也谈突破》。这件事情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屡屡被一些讲话所提及。于是,在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克服软弱涣散之后,加强文艺评论和组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了1982年伊始中央领导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任务。

1981627,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作出了基本评价。历史决议自然也在文艺界激起了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上。到了1982年,恰逢《讲话》发表40周年,按照惯例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今年如何纪念《讲话》?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于223召集各中央文艺单位和文艺报刊的负责人开会,下达了关于纪念《讲话》40周年的通知。通知的主要精神(大意)有三条:第一,《讲话》有重大意义,要组织学习,通过学习统一认识。第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历史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提出了既要坚持、也要总结新经验。第三,“文革”前纪念《讲话》,只是发表文章,没有开过纪念会,今年也不举行纪念会,主要是对其进行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艺报、光明日报可组织文章,在五·二三前后发表;文学研究所、文联举办学术讨论会。(据传达,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在部务会议上说:不搞纪念会,有个人迷信色彩,也不搞会演、调演和展览。)

传达完《通知》后,贺敬之讲话。他说:这次纪念《讲话》组织文章时,其指导思想和方针,主要是根据胡乔木同志198188日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局限于《讲话》本身,要全面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

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

 

六中全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经过很多同志很长时间的集体努力,已经由六中全会完成了。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

 

同时,胡乔木以科学的态度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和文艺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及其后果:

 

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注: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总体上来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以外,还必须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这样才能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势必硬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除非它不具备一般文艺作品的特征。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绝对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2]

 

贺敬之在讲话中说,胡乔木同志认为,尽管《讲话》对文艺问题讲得很系统,但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要局限于《讲话》本身,还要联系到文艺创作、联系到“双百”方针、联系到他的诗词等等。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搜集材料。文学研究所的文艺理论室当仁不让,要有个规划。有些材料要向中央档案馆去借。还有毛主席给周扬同志的几十封信。写作中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不一定要求一致。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文艺工作的指针,在根本问题上,公开文章要大体一致。重点文章我们这里要关心一下。坚持和发展,两个方面,已经成为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是要贯彻的。文章要敢于说话。要有一篇文章讲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在哪里?与资产阶级文艺观相比较,有哪些贡献?哪些是不够科学的?不受篇幅限制,可以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其他文章,还是要结合实际。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到底抱什么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写好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报》组织的文章,主题是文艺要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主要讲无产阶级的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文艺的区别。这个题目很好。

贺敬之提示了一些需要论述和阐明的理论问题。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不能回避。有些有代表性的不正确的观点,可以展开来说,但要说理。鼓浪屿会议所代表的文艺思潮,可以公开点名。现在还有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带有阶级斗争的意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说,政治不是目的,政治要为农业、工业、教育等服务;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文艺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也没有错。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重要性,是《讲话》的精髓;能动地反映论、实践的观点,要坚持。不要马克思主义,难道要存在主义?过去没有引用过的材料,这次撰写文章时,可以公开引用,譬如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按照中央领导讲话的精神和中宣部的通知,“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成为198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周年的基调。按照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中国文联和文学研究所于512日联合在京召开“毛泽东和文艺思想讨论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到会发表讲话,题目就是用的《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他说:“《讲话》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经得起考验,过去是、现在还是指导我们文艺运动的指针。这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坚持。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怎样坚持。坚持不等于原封不动,一切照搬。那样,就变成‘句句是真理’了。我们讲的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才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这样。……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在今天,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3]

嗣后,1982625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招待茶会上作《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从改译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入手,纠正“党的文学”的误译,扩及到《讲话》中的一些错误的提法,阐述了为什么要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改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方针的基本思想。

上述这一系列文艺史实,使1982年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史一个带有转折性、标志性的年份,由中宣部召开一次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动员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组建一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成为必要。

 

文艺评论选题会·成立碰头会

 

为了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使文艺评论工作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新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更加健全有效地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繁荣,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预定于7月下旬召开。在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前,先由文艺局出面于76日召集了一个有中央级的相关文艺报刊负责人员参加的“文艺评论选题会”,为下一步即将召开的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做准备。

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讲话,部署加强文艺评论、组织文艺评论队伍的措施和提出一批选题。与会者没有得到文件,根据笔者的记录,把贺敬之讲话概述如下:

 

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份《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组织文艺评论队伍》的文件。这个月下旬要开文艺评论会议,对《文艺十条》征求意见,并对这个文件进行讨论。

总的看来,目前文艺评论很活跃,成绩也很大,缺点是没有进一步把队伍组织起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没有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总结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错误思想和倾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倒是有一点组织。从事文艺批评写作的同志,要互相联系,加强领导,发挥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写出一批文章来。在北京,先搞一个碰头会,交流情况,分配一定的写作任务,帮助提高文章的质量。碰头会什么时候召开,根据情况而定。由陈涌和徐非光同志担任召集人。

我们这里(指碰头会)不包办全部的文艺批评,只是在中宣部领导下,在北京的文艺单位的同志,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相当多数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是在中宣部的领导下,靠马克思主义,靠评论家的积极性。各单位所产生的文章,要经过(我们)这里,以便发挥集体智慧。

中央召开思想问题座谈会之后,情况发展很好。文艺创作在前进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或明或暗地否定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的文艺形势,认为文艺创作走向了低潮、进入了淡季。这种观点,不完全是别有用心,但立场则是错误的。对于文艺评论,多数同志的估价是进步很大,对错误的倾向可以进行批评,并且方法也讲究了,逐步学会了既要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又不打棍子。1980年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用会议的方式解决一些倾向性问题,大家认为那样的方式方法是可取的。这半年来,批评文章可以写了,对创作有促进作用。有些文章也有理论色彩。这一段的文艺形势我们要肯定。

对这一段时间的文艺,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甚至意见分歧还相当尖锐。有的人不同意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意批评《苦恋》、《晚霞消失的时候》和遇罗锦。也有人认为,什么批评都是假的,没有触及要害,不解决问题,很不过瘾,该打棍子的还是要打。

还是要以表扬为主,讲成绩。对倾向性的错误(至少是“左”、右两种倾向)要进行批评。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夸大,即使是支流,也不能夸大。但有的人对其估计不足。要花大的力量进行研究。“左”的思想、做法和影响,也不能轻视。“左”的倾向有理论表现,持“左”的观点的人,更多的是一些做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中央估计,从中央来讲,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解决,中央以下就很难说已经解决了。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给“左”的思想倾向以存在的口实,给那些有“左”的思想的同志以错觉。下面“左”的思想有所抬头。因此,我们还是要两条战线作战,睁开两只眼睛。我们国家大,现在,一种倾向掩盖不了另一种倾向。主要是这两种倾向,但不止这两种倾向。我们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批支流时,“左”、右都要抓。要说批评,目前还是不大敢批评,或批评不够。骂批评家的倒是很多,而且骂得很难听。如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左视眼”的批评过火了吗?没有。现在还不是大声来纠正的时候。有人说,《光明日报》批《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典型的打棍子。什么是打棍子?我认为批评很严肃。没有戴帽子、没有做结论。所以对这种论调不能支持,支持它,是有害的。还有个说法,叫“围攻”。比如对“十六年”论提出批评,我认为是可以的。为什么只能你批评别人,而不能对你提出批评?我们没有去组织,文艺局没有组织批评。批评的文章也没有经我们看过,怎么能叫“围攻”呢!

要不要有倾向?要有。这一点不用掩饰。问题是倾向对不对。一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有人就说硬了。有人说,写文章不能像是对中央的文件解释。这是自由化思想比较严重的人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文艺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在野派,是反对派,要进行批判。还有一种观点,说评论家为党中央作解释的是不行的。如同作家也是政治家一样,评论家也是思想家和政治家。我们阐释党中央的正确的观点,为什么不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比如“双百”问题,就可以说出很多道理来。“双百”与文艺的规律是什么关系?现在的“双百”,已经不再是毛主席当初讲话时指的风格、形式等,而已经扩及到了内容,即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六年来,我们的文学已经积累了很多新鲜的经验。

现在写评论文章,写批评,说不好听的,很难。要从党性考虑,坚持真理。我们在中宣部文艺局,每周都听到骂声,有些是谣言,也不要生气。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文艺局打了个很长的报告,首先是肯定作品的长处、好处,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议论,特别是政治性的议论有错误。我们跟作协党组谈了话,《文艺报》也开了座谈会,讲了作品的缺点。比如讲三十年来的成绩和缺点,有成绩,有失败,但讲实话,是失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墨迹未干么!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究竟是谁爱护张洁?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个报告,说已经作了修改。文艺局看了,并没有改彻底嘛。邓力群同志批了,要彻底改。现在张洁又出了《方舟》。大家认为倾向不好。有人就说,是对一个青年女作家不容,对她进行迫害。这是夸大!这样,谁还敢写批评文章?

 

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于717日至24日在河北省涿县旅游饭店(桃园宾馆)召开。涿县离北京很近,但地属河北省,就像是北京的一个远郊县。所谓“桃园宾馆”,来自民间传说:“三国”的刘备、关公、张飞在此结义。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中直文艺部门、研究单位、主要文艺报刊的负责人、文艺评论工作者、编辑以及解放军、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宣传部门的同志,共约70人。计有:贺敬之、周巍峙、陈荒煤、冯牧、孔罗荪、陈涌、许觉民、朱寨、钟惦棐、蔡仪、王燎荧、王春元、张炯、李庚、江晓天、郑伯农、陆梅林、缪俊杰、李希凡、林文山、唐因、唐达成、侯敏泽、林元、程代熙、乔福山、徐庄、李文斌、罗艺军、方杰、谢永旺、陈冰夷、毛承志、杜高、孟伟哉、颜振奋、杨犁、焦勇夫、何溶、刘剑青、魏天祥、邵燕祥、林涵表、刘梦溪、刘锡诚、陈丹晨、王波云、卫建林、谢宏、陈骏涛、李中岳、解驭珍(女)、李准、王昊、张澄寰、黄维钧、李英敏、杨子敏、梁光弟、徐非光、顾骧、王慧敏(女)、叶遥(女)、马畏安、吴元迈、谭谊、石方禹、阎纲、李基凯、王健儒、马联玉、许欢子、马献廷、袁文殊、唐家仁、周申明、杜荣泉、林默涵、张光年、赵寻、陈刚、苏一萍、郭汉城、王朝闻、张庚、秦晋、于敏、林杉、张常海、郑惠、荣天屿、秦兆阳、蒋荫安、齐兰贞。

 

 

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并作总结。

座谈会上学习了胡耀邦、邓小平最近的有关讲话,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指胡乔木)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文联第四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贺敬之开幕讲话中说:

 

在文联全委会上有个小插曲。少数同志认为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不一致。这样看是不对的,每个人讲话的角度不同,但所讲的意见,却都是中央的精神。有人认为乔木的讲话主张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这是误解。李春光在两个小组会上发表了很错误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对他的发言表示了不同意的意见。这个同志从×××、×××时间起,不断地从反面提出意见。这次可以提意见,但他采取了漫骂的态度。领导同志支持他的正确的意见,但不是无条件的。做得不对的,要帮助,必要时,也要给他以批评。而他反映的情况,有值得我们从另一面去考虑的东西。但他对这一段在文艺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不了解,产生了误解,或不同意。他的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不能接受,要批评。

文艺评论工作的形势怎样,要分辨清楚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以便采取措施。应该说,文联全委会开得是好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意见不一致,不明确、或很不明确。过去,我们读作品和评论,只读了一部分。但我们观察问题,就应看到各方面的文艺工作,既看提高的部分,也要看普及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评论工作是要指导工作,所以只看一个部分是不够的。要见物,也要见人。也要看文艺队伍的状况如何?倾向性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左的、右的?要看主流和支流。

有的学会,散发小册子,攻击邓小平、胡乔木代表中央提出的意见。有的刊物,前面发表了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就跟着发表争鸣文章。有的接受批评,有的则我行我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自由化的事件发生得不少。鼓浪屿会议是个严重的教训。[4]那个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是不赞成的。我们在处理这个事件时的态度,是从爱护个人出发。但那个会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出席的人员,都是各地文艺刊物的负责人,他们研究的对策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意见可以说,但不能动不动就把事情弄到香港去,甚至弄到台湾去。

 

这次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宗旨是:“根据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文艺领导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交换对当前文艺形势的看法,分析主流和支流,用两条战线斗争的观点,看待当前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文艺评论工作,实事求是地肯定其成绩,指出其缺点和不足,分析存在问题的客观原因,作出基本估计。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和文艺评论队伍建设以及树立良好的文艺评论风气,充分地交换意见,对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进行讨论,并对《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进一步修改交换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5]

 

《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讨论稿

 

会议主办者向与会人员分发了一份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安排了讨论。这份名为“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尽管不是正式文件,但体现了中宣部主持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对新时期六年来文艺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内容如下: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是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它关系到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关系到创作质量的提高和文艺队伍的成长,关系到健康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养成,关系到整个文艺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是党在思想战线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评论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消除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抵制“两个凡是”的干扰,鼓励创作,扶持新人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党的政治、思想路线总的说来是合拍的。六年来的文艺评论,对文艺的复苏、发展和繁荣,起了促进、推动和开路的作用。

由于对新时期的历史特点认识不足,对整个思想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当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以比较复杂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时候,文艺评论工作显得不够敏感和清醒,甚至暴露出某些思想上的混乱。一方面对“左”的流毒的斗争,缺乏力量;另一方面,对新形势下滋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对其危害性估计不足。对明显的倾向性问题,不能做出及时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显得软弱无力。极个别人甚至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迎合或热中于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潮。这种情况,经过党中央一再提醒,已经有了很大改进。然而,整个来说,文艺评论还是文艺战线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脱离生活和创作实际的学风,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评论队伍,也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有力的阵线。专业的评论队伍尚未组成。所有这些,都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不相适应,与新时期文艺战线、思想战线面临的巨大任务不相适应。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文艺评论无力,文艺评论队伍涣散的状况,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指导中心,我们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党的文艺宣传部门,要把抓好文艺评论和文艺评论队伍的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和经常的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对文艺评论的政治思想领导和文艺评论队伍的思想建设,以确保文艺评论同党中央在政治上的一致,确保马克思主义在评论工作中的主导地位,确保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在文艺评论中,要坚持“四项原则”,正确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要避免重复过去曾经犯过的用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的简单、粗暴的错误,又要避免模糊共产主义的旗帜,模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界限的错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要充分调动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活跃思想、勇于探索。敢想、敢说、敢写,敢于提出问题。要在文艺评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人员之间建立起密切合作、互相帮助和促进的正常关系。党的文艺宣传部门,要直接主持和组织文艺报刊上的重要言论和重点问题的争鸣和讨论。要定期组织重点的选题,组织撰写重点的文艺评论文章。

中宣部拟在适当时机,召开全国性的文艺评论工作会议。

二、加强文艺评论队伍的建设。

建设文艺评论队伍,要以专业评论家、业余评论工作者和广泛的群众性评论密切结合,而以专业的文艺评论队伍为骨干。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调整、精简机构的同时,初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专业评论队伍。

在中央直属单位,准备采取的步骤是:

1、中央宣传部,设立专业的文艺评论组。

2、加强和充实文联的文艺理论研究室。

3、作协和各协会,根据不同情况,加强原有的文艺评论机构或增设新的专业评论机构。

4、文化部应成立专业的文艺评论组织。

5、《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红旗》文艺部,都可设少量专职的文艺评论员。同时,也可聘请少数兼职的文艺评论员。

6、文艺研究单位,应加强当代文艺的研究和评论机构。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可建立兼职的文艺评论组。

以上中直单位共需解决专职评论人员的编制100人左右。在机构精简、调整时,要给专业评论队伍拨出专门名额,不得占用。上述人员除从高校毕业生、研究生和实际工作干部中选拔优秀中青年外,也可适当的符合条件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中选调一部分。

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上述精神,在本地区建立精干的专业评论队伍。人数不宜过多,要保证一定质量。

在建立专业评论队伍的同时,也要重视业余评论队伍,特别是群众性文艺评论队伍的组织和领导,并从中发现人才,重点培养提高,不断充实专业的评论队伍。

三、加强和健全中国作家协会的理论评论委员会,改变目前有名无实的状况。为了把加入作协的评论工作者组织起来,在作协下面可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学会,以便统一领导。目前与这种学会重复的组织,应合并到这个协会中来。作协和其他协会,应注意吸收有成绩的评论工作者入会。其它协会,也应有专门抓文艺评论的相应机构或形式。为了统一领导,文联也可考虑成立理论评论委员会,并对各级文联的文艺批评起指导作用。

四、加强文艺评论的阵地。

中央一级的文艺报刊,如《文艺报》、《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红旗》文艺部,要予以加强和充实,切实办好。中央宣传部对这些报刊,负有指导和帮助的责任。

中央一级文艺单位,联合编辑出版一个内部文艺理论刊物。

各省、市、自治区,也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实际措施,加强本地区的文艺批评阵地。

五、对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职称、待遇、经费,以及工作、生活条件,要切实加以解决。

1、专业评论工作者的职称,应与专业作家和其他专业文艺工作者同等对待,按照其实际思想和业务水平,予以评定,并享有同等待遇。

2、要给专业评论工作者以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便利和经费保证。业余评论工作者,也应享有请创作假的方便和权利。

3、专业评论工作者生活或住房条件特别困难者,应在可能条件下帮助解决。

4、给评论工作者创造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作协的讲习所,应把评论班办下去,并且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可恢复文学研究班。各地还可举行短期的讲习班、读书会。

5、在适当时机,开展对优秀评论文章或专著的评奖活动。

六、各地接这一通知后,应根据上述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落实计划和方案,并将贯彻情况和意见向中宣部作出正式报告。

 

出席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贺敬之在对会议总结时说,还要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未完待续)

 


TAG: 坚持和发展 两条战线斗争 文艺评论座谈会

车前子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车前子   /   2013-01-02 17:58:05
好资料,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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