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多）
一、国境线：这边和那边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南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共和国三个国家的陆地边界在这里相接。我们的田野点正好位于中、老、越三国0号界碑所在的怒那村龙富组。
0号界碑在一座层峦叠嶂的高山上，它是无量山（中）和拾宋早再山（越）结合部的一座高峰，海拔近2000米，当地人将这座界山称为“十层大山”。十层大山地跨三国，北侧是中国云南的普洱市，西南侧是老挝丰沙里省，东南侧属越南莱州省勐谍县。从这里开始，中老1号、2号……7号界碑一直排列到西双版纳国界，中越1号、2号、3号……17号界碑一直延伸到李仙江畔，与红河段国界相接。
江城曲水乡龙富村，坐拥三国交界的地缘资源，当地人自豪地喊出“一眼望三国”的口号。在这个140多户人家的哈尼族村寨，国境线无形中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在咫尺的越南和老挝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这个寨子的交谈中。
龙富村的哈尼族村民们，几乎每家都有越南和老挝的亲戚朋友。国境线将同一个社会网络分置于三个国家。除了边境赋予的国籍，三国哈尼边民在族属和文化传统上并无二致。哈尼语是三国通用语，汉语、越南语、老挝语则分别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于是，“边境通行证”、“战争”和“国族”成为这里人们生活世界的显著符号。到老挝亲戚家里吃杀猪饭，需要中老边防检查站双双盖章认可；当中越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昨天还在一起喝酒的“好兄弟”转眼就要变成“敌人”；即使人们事实上完全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不得不完成政府“家家户户插国旗”的政治任务。
在龙富村有一群特殊的“村民”——边防武警战士。在龙富村西头驻扎着江城边防龙富工作站，这里的边检人员肩负着出入境检查、缉毒缉私等一系列边境任务。从1971年边防工作站驻扎龙富开始，当地村民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交往不断。边防武装驻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龙富的文化变迁过程，具体体现在通水通电、村落交通、边境意识、建军节文化等方面。
对龙富这个“守卫”国境线的哈尼族村寨而言，国境线是一种无形的限定。一方面，边民需要经常性地穿越国境线进行贸易、社交、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国境线又是一道底线，虽然同是哈尼族，“这边”和“那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和国族环境。这样的国境线文化，在中越3号界碑的街子（边民互市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二、民族：认同与建构
说龙富是一个哈尼族村落，从民族地理分布图上看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初到龙富的田野工作者来说，很难发现太多这里与哈尼有关的文化符号。表面上看去，龙富的建筑、村民的服饰、村落的格局、家庭的摆设都与内地汉族地区的农村并无二致。也许只有语言是这里哈尼身份的最明显的标志。但就算是语言的标志，也是基于所有村民都会说汉语方言甚至是普通话的情况的。很多人会使用“汉化”的概念来解释这样的情况，然而实际的龙富村远远超出了这个简单粗暴的概念所能解释的范畴。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在这个寨子发现了若干族称，比如hani、kado、biyo、ximolo、lami、lobi等。用普通民族学的眼光看，这些族称反映的是哈尼族内部支系的情况。但是如果用族群理论的眼光来看，“支系”学说不能完全解释这里认同差异的事实。
龙富村里称lami的人数最多，hani和lami是指同一族群，但是这两个族称是自称还是他称，他们自己说不清楚，更多倾向于hani是自称。Ximolo和kado指同一族群，ximolo是它称，但是他们自己已经接受这一族称，并无“他我”之分。Ximolo最典型的特征是服饰上的尚蓝黑、头饰为黑色缠头和布角。Ximolo在龙富是少数族群，并且受到其他多数群体传统观念上的“歧视”。这种偏见主要体现在ximoluo参与村寨事务的话语权危机，在个别访谈中甚至还出现“妖怪”的提法用于ximolo。Lami群体大多数姓李，但是“李”又分为kesalaoli和mazenlaoli两大群体。kesalaoli忌食狗肉，这一群体的家人吃狗肉会造成生理上的不适（当然也可能是心理原因诱发）。同理，mazenlaoli忌食马肉。还有少数忌食蛇肉的“李”。
龙富哈尼族还有“本地户”与“外来户”之分。“本地户”是指1983年包产到户政策下，签订土地合同的43户。事实上这一批“本地户”也是1958年从中越7号界碑处的屁马龙潭迁徙到坝子来的。“外来户”则是1983年以后从龙洞河、大箐等附近村寨甚至墨江、宁洱、绿春、楚雄等其他州县陆续迁徙来的。再涉及土地分红的问题上，“本地户”与“外来户”的分歧巨大，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和睦，实际上紧张。
族群、家支、利益关系在这里交织，使得这个本不大的村寨实际上错综复杂。对于“哈尼族”的认同，村民多数不是发自心底的“自然认同”，他们更倾向于“支系”的认同。对于家族，强势和弱势、大姓和小姓泾渭分明，在权力、利益分配上倾斜明显。“本地户”和“外来户”的紧张关系远甚于族与姓的区别。有意思的是，乡政府多次调解利益纠纷未果，就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名义默认利益争夺的现状。总的来说在这些现象背后，一方面是哈尼族边缘群体迁徙过程中的碎片化。另一方面，是哈尼新兴社区自我重构的过程。
三、橡胶：生计与经济
龙富除了“三国交界”、“哈尼族”这两个身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中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中国有云南、海南、广东三大橡胶产区，其中云南产区又以西双版纳、红河和普洱为主。在普洱橡胶种植区，江城县是主产区。江城的橡胶又可以具体到曲水乡，龙富就是曲水橡胶产区的一份子。
在大规模种植橡胶以前，这里的哈尼族秉承传统的稻作生计模式，并因地制宜，发展出旱稻游耕的生计方式。1996年，江城县大规模植胶开始，云南农垦江城橡胶公司进入曲水乡。大面积的林地和山田被开垦成为橡胶林，龙富村民的生计模式从这一年开始发上重大改变。耕地的丧失使这里的哈尼族民众被迫放弃稻作生计，橡胶种植的推进又使得他们被迫成为“胶农”。在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是龙富哈尼族逐渐放弃稻作生产、接受橡胶生产的转型过程。2006年林权制度改革开始，橡胶林业的“包产到户”变为现实。“私胶”的出现标志着生计模式转型基本完成。植胶、割胶、售胶成为农民全新的生产，土地、林权、橡胶价格、产胶量、品质成为制约龙富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新要素。
自给自足的稻作生计，以及稻作文化体系中的民俗、技术、口头传统、日常生活在10年之间迅速解体、碎片化，并在橡胶经济的序列中进行重构。民族符号、地域符号、历史记忆、边境符号都变成了橡胶符号的附属。全球市场的触角通过橡胶林将龙富这个中国最边缘地带的哈尼族村落纳入了经济链条。国际橡胶市场的价格波动、国家橡胶进出口的战略需求、生态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等宏大概念，再也不是和龙富毫无关系。这一个哈尼边村是广大中国植胶区村落社会的缩影。
龙富的田野作业，橡胶问题始终是统摄全局的背景，族群接触、国族认同、村落社会、民俗变迁、时间制度、人口迁徙、跨境贸易、生态适应等等问题都离不开橡胶经济对这里的改造。目前龙富村还没有全面进入割胶期，3-5年之后，随着私胶的全面开割，橡胶种植对这个哈尼族社区的改造会更加深刻。近年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地域族群社会剧变的预警。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发展、边境社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永续、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江城地区的民族志研究很有必要继续深入。民族学、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实地研究方法是对这一地区族群社会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最具可行性的方式之一。
2012年7月25日夜
记于江城县龙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