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辽】评《在文坛边缘上》

评《在文坛边缘上》

陈  辽

结交已有26年的老友刘锡诚最近寄给我一本书：《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初读书名，我以为这是他记叙编辑生涯中得知的文坛轶事，编辑工作中的心得体会，稿件来往中酸甜苦辣，谁知粗读一过，方知这是一本洋洋洒洒长达56.5万字的关于1977-198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讲到文学史，在文学爱好者的印象里，便是对某一时期文学背景的概述；代表作家作品；书前有个“绪论”；书后有个“结论”；这已成了中国文学史的模式（其实，这样的模式也是从外国搬来的）。如此模式，正如刘锡诚批评的：“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学潮流是怎样出现的、怎样发展的，又怎样逐渐衰落的，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放逐了。”不仅如此，这样的文学史，当事人的耳闻目睹，文学领导人、作家、评论家之间的碰撞、冲击，或一带而过，或语焉不详，它们除了文学史的教学者、研究者和高等文科院校必读文学史的学生不得不读外，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感兴趣的不多。刘锡诚以当年《人民文学》理论批评组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亲身经历了1977-1981年间的中国文学大变动，他既是这五年中国文学的见证人之一，又是某些重要文学事件的策划人之一，他企图从“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突围，于是他以回忆录的笔调，别开生面，另寻新路，用小小题目《在文坛边缘上》，却写下了一部将会留之后世、传之久远的1977-198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边缘上》最大的文学史革新在于，她揭示了1977-1981年间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峥嵘岁月时期，是中国文学的思想解放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实事求是时期，为后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我国文学的创作、评论的自由度，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是从所未有的，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究其因，1977-1981年的中国文学开辟了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创作评论自由、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广阔道路。
然而，中国文学的领导人、作家、评论家于那五年间开辟出这样的广阔道路并不容易。《边缘上》以翔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确证，记叙了、显示了五年间中国文学界领导人、作家、评论家开辟这一广阔道路的艰难历程。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被解散十年后的文学界开始复苏，一方面欢欣鼓舞，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另一方面，同仇敌忾，以笔作刀枪，声讨“四人帮”。当时，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还时时被用来当作歪曲和否定“十七年”和30年代文艺的棍子，严重地阻碍着文艺生产力的解放。而“文艺黑线专政论”却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那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尚未提出，“两个凡是”尚未推倒，中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者、作家、评论家，却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起来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在当时，文学界确实走在了全国各界人士揭批“四人帮”的前面。

在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文学界的领导者、作家、评论家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有人说，“文艺黑线专政论”固然是必须推倒的，但“文艺黑线”还是存在的，文艺“黑八论”（指“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就是“文艺黑线”的表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文艺黑线”不存在，“黑八论”并不黑，除“时代精神汇合论”仍可作为学术问题继续讨论外，其它七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要给“黑八论”平反。就在围绕着“十七年”是否存在“黑文艺线”的问题上激烈争论的1978年下半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两个凡是”推倒了，“文艺黑线”论也被文学界广大同志推倒。

继而，在文学界在1979年又展开了“十七”年有没有“左”的东西，它们与林彪、“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的讨论。与这场辩论相联系，1979年同时出现了《“歌德”与“缺德”》风波、《向前看啊！文艺》的争论。有人认为，1978年以后出现的“伤痕文学”是“向后看”的文学等。争论的结果，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的文学到1979年迎来了短篇小说的繁荣、中篇小说的崛起、诗歌的百花齐放、报告文学的兴旺发展。

到1980年，文学界又出现了一股否定新时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的思潮，争论再起。论者认为：“这四年来的文学繁荣，是建国以来在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她标志着我国文学在经历十年浩劫后正在走向复兴。”1981年出现了《苦恋》事件。电影剧本《苦恋》有严重错误，应该批评，但像某些人那样把《苦恋》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要搞成一场大批判运动，使文艺界许多人感到惊恐万状。邓小平同志妥善处理了《苦恋》事件，他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最后，以《文艺报》发表唐达成、唐因写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并由《人民日报》转载告一结束。文学界从党中央对《苦恋》事件的妥善处理中看到，时代不同了，党中央领导文艺工作有经验了，思想解放的成果不但没有被否定，文艺界也稳定下来了。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五年间几场辩论的记叙和论述，表明这五年的文学发展和进步来之不易，文学辩论促进了文学的大发展、大进步。他富有说服力地揭示，当时人们思想上有形的束缚和无形的束缚（习惯思维）有多大，每前进一大步又是多么困难。而文学的进步是坚实的，不可逆转的。

围绕着五年间的论辩，作者写了五年间的一系列文坛大事件，叙述和评论了五年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报道了重要评论家、编辑家的主张和意见，在这五年间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影响的评论家、编辑家的主张和意见，在该书中都有一席之地。

当代文学史已出版了近20部。后出的当代文学史，假如不提供新的史料，只是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和以前的当代文学史有别，那么，是很难会有多少超越的。《边缘上》的引人之处在于，作者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提供了1977-1981年间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的文学史料。如第一次提出“新时期文艺”这个名称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如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刊联合编委会；如最早提出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和工具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会议；如对《电影工作简报》的批评意见的辨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对新时期文学的讨论与肯定；如《苦恋》事件的前前后后。等等。正是作者提供了这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文坛史料，并把重要的作家作品的出现与文坛思潮的消长联系起来加一评述，才使这部文学的史著具备了特殊的性格和存在价值。

广大读者在读了《边缘上》后会认识到，1977-1981年的五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何等重要的五年！作者并不是把这五年视为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而是当他写完这五年时，稿纸上已经积累了56万多字，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以后的新时期文学，那将是另外一部续集了。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2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