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槐《情爱婚恋集》序

刘锡诚

老友白槐兄把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情爱诗辑选为《情爱婚恋集》，嘱我为其写序，真是为我出了一道难题。我虽然在文学圈子里混了几十年，涉猎过多种文学体裁，却唯独对情爱婚恋诗没有真知。年轻时代，像所有少男少女一样，也很喜欢读情诗。在大学里读的是俄罗斯文学，大诗人普希金笔下的那些情诗，也曾激动过我们每个学子的心扉。尤其是他年轻时写的那些情诗，《给娜塔丽娅》、《给娜塔莎》、《咏科洛索娃》等等，哪一首不洋溢着对爱情的真挚的渴求，对女友的热烈的激情？步入文坛后，有一天在前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包括马克思送给燕妮的情歌，如德国民歌《给爱人》、《冬天的花》、古莱茵民歌《爱情的考验》、爱沙尼亚民歌《我要告诉我的爱人》、拉普兰德民歌《寻找爱人的道路》等，那些情感深切、表达率真而又经过千锤百炼的情歌撞击着我的心扉，非常喜欢，于是就动手翻译出来，投寄到报刊上发表，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中。只是到了老年，经历的事情多了，激情让位给了冷静，浪漫被现实所代替，无法再退回到年轻时代去了。

与白槐兄的相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他在《中国旅游报》副刊部主任的任上，而我刚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未久，受命接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管理工作。白槐和几位从事文学写作和报纸副刊编辑的朋友动议要成立中国旅游文学学会，找到我，希望挂靠在我所任职的协会下面。他虽身在旅游系统，骨子里却无一日不想献身于文学，常写些小说和小诗，而旅游行业又归口在外交系统，未免与正宗的文学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有点儿“隔”，所以想促成旅游文学学会，从而密切与文坛的关系，当然也可多少能在文坛上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旅游局的主政者并不买这些文人们的账。那时，我国的旅游业基本上是“招待旅游”模式，是外交，是政治，在当政者眼里，文学与旅游沾不上边，所以未予批准。这些执着于文学的朋友们又想出了一个变通办法，把中国旅游文学学会改名为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名称从文学改成了文化，不仅内容扩大了，人员也增加了许多文化界的名流和旅游业界的专家。除了中国日报的前总编辑江牧岳出任会长外，文化部副部长、诗人高占祥，文化部前外联局局长游琪、北京市旅游局前副局长、长城饭店的董事长侯锡九，中国大饭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孙琐昌，以及我和白槐都成为这个学会的副会长。于是，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他的诗集《旅程情思》（1989）、长篇小说《风雨苍山》（1990）陆续出版，我也不时在他所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点散文，我们一起参加一些与旅游有关的活动。在90年代的十年中，文学的话题成为我和白槐之间交往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他在文学旅程上每一个脚印的见证者。

他的这部《情爱婚恋集》收集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到如今，前后凡五十年间写的有关爱情和婚恋题材的抒情诗80余首。生活中的白槐给我的印象，是个恭谦而内向的人，难得有多余的、压抑不住的激情流露或喷发在外，而读着他的这些在不同时期写下的诗句，却使我看到了一个与平日生活中“别样”的白槐。深藏在诗人内心的情爱这种情愫，有时是朦胧的、羞涩的，有时又是炽烈的、涌动的。尽管爱情是人的全部情感中的一部分，然而透过作者对爱情的企望与顾盼，对温柔的声音的倾倒，对矜持的魅力身影的感应与崇尚，对意中人一颦一笑的心灵呼应，不仅可以洞悉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他或温火或躁动的灵魂。

当然，诗人的这些爱情诗和婚恋诗，并非写于一个年龄段，而成稿于漫长的几十年间，而对任何人来说，对于爱情的体验和情诗的写作，在不同年龄段上，是颇不相同的。白槐的爱情诗和婚恋诗，也大体可作如是观。也就是说，其题材的选取和情感的体验，前后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把全书分为“情缘”；“爱恋”；“婚笃”；“追思”四个专辑，自是与笔者的这一观点暗合。如果说，写情缘和爱恋的诗篇，其主调是热烈而无我的爱的投入，那么，写婚笃和追思的诗篇，则大体可以说，更突出的特点是在爱的纯情与专注中注入了理性和世俗的因素。不久前，有人问席慕容能不能写情诗到50岁？她回答说：“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所以不需要回答了。”“当然，60多岁时，心情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十几岁是一种憧憬，到了30岁可能是一种追悔，到了现在则是一种缅怀，或者整理，或者是后悔。”席慕容的这番话，我想可以移来帮助我们理解白槐笔下的“情缘”诗、“爱恋”诗与“婚笃”诗和“追思”诗。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情诗的写作，除了个人情感层面、心灵层面上的意义外，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我就不多饶舌了。

《情爱婚恋集》就要付梓了，写上这些话，作为老朋友对白槐兄这本诗集出版的衷心的祝贺。

刘锡诚

2011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