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抢救文化遗产的“挑山工”

冯骥才：抢救文化遗产的“挑山工”

生活周刊第1404期·2012.2.7-2.13文唐骋华柴家麒图冯骥才工作室 

　　作为作家，冯骥才是成功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挑山工》等经典作品，已留在几代人的心里；作为画家，他也成功，被誉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从2001年起，他投入到“抢救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而如今，“龙头项目”年画普查已顺利收尾。尽管他为此荣膺过“中华年度人物”，又获互动百科“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提名，但该工程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他接受了生活周刊专访，他说会坚持下去。

   冬日早晨的天津，还是很冷，校门外的河都冻住。因尚未全部开学，天津大学的校园里非常宁静，只见三三两两的学子在晨雾中慢慢走着。这是所颇有历史的大学，拥有不少西式的古典建筑，旧而厚重，令人浮想联翩。

　　走很长的路，穿过古老的房子，一座大尺度的现代建筑耸立眼前。它体积庞大，但线条简洁流畅，给人以包容感。大门口有块石头，上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款者，正是他本人。在大门和大楼之间留有充足的空间，有个大池子，用脚踩一踩，也结了冰。

　　池边摆放着破旧的木船、沧桑的古亭，十多年来，冯骥才把精力都投入到抢救文化遗产的巨大工程里，这些器物，应该是他从各地淘来的。来到贵宾室坐定，未久，门推开，冯骥才迈着大步走进来。寒暄后他立刻要求切入主题，“没办法，我太忙了。”采访开始。看着他侃侃而谈，我忽然想，他也是知名画家，如果让他画一幅自画像，会包含哪些元素呢？

　　失败者：难以阻挡的“非正常死亡”

　　首先大约是“失败者”。几个月前冯骥才对媒体说：“我是一个失败者。”话语间饱含无奈与愤懑，但仔细推敲这些年的遭遇，顿觉并非虚言。

　　1994年，闻听天津老城即将改造，冯骥才推动“旧城文化采风”，聚集了大批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民俗学家，由他亲自带队，到那儿搞“地毯式考察”。花了一年半，做了张详尽的“老城地图”。其间，冯骥才屡次撰文疾呼，阐述老城的文化价值，想拖慢改造的脚步。但最终，推土机如期而至，“处处断垣残壁，老宅子被夷为平地。”

　　多年来他痛斥的“千城一面”，还是不可阻遏地入侵家园。冯骥才说自己很伤心。此后，他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又无数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政绩的诉求和资本的狂想”。

　　2011年3月，天津杨柳青著名的年画之乡“南乡三十六村”面临拆迁。“如雷轰顶。”冯骥才如此形容听到这消息时的感受。当时，他刚刚结束了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工作，“才要喘口气，转眼间却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十年前是濒危，这次是覆灭。”

　　冯骥才赶紧带人马下乡，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传承人和村民的口述史，摄影人员用镜头记录画乡消失前的所有画面；博物馆人员则赴艺人王学勤家，把他的原生态画室整体搬迁。采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并重的方法，经两个多月努力，冯骥才完成了既定目标，还填补了几项文献空白。

　　可他高兴不起来。因为没多久，南乡三十六村就被“城镇化”大潮所吞没。村民们住进了楼房，年画艺人王学勤家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和散发特殊气味的牲口间”，被彻底铲除。尽管他的画室保留到了博物馆，但失去了独特的氛围，这门技艺相当于绝种了。

　　“我们的文化不断地遭遇非正常死亡。”冯骥才说得痛心疾首。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斗不过，“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求救信和邮件，却无法保护。”

　　奋斗者：田野间的“临终抢救”

　　在南乡三十六村做的那些记录、整理工作，冯骥才称为“临终抢救”。之所以采用这个医学术语，细说起来颇无奈。

　　起初没有“临终”两字。2001年末，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请来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老先生。轮到冯骥才发言，他撇开“理论研讨”，带着质疑向中青年学者发问：“你们可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民俗在消亡吗？我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离开书斋，到田野去，进行抢救。”老先生们都表赞同，并当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拉开帷幕。按冯骥才的野心，要对“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年画作为龙头项目，率先启动，一是想它是民间艺术的重要源头；再者，作为画家他也熟悉。

　　“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发现和确认濒危的遗产，先整理后保护，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二楼专门辟了个展厅，呈现了从筹备、启动、推动到收尾各阶段的详细情况和普查成果。数字挺辉煌：22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14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并建成一整套数字化档案。

　　“硕果如花”，冯骥才给展览取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名字。展厅里挂着张照片，他打着伞，脚上套着塑料袋，走在泥泞的村路上，却满脸笑容。“那是去武强县发掘古版年画，恰逢下雨，我脚太大，找不到合适的雨鞋，只好套上塑料袋冒雨前行，以至于湿衣贴身、湿发贴面，大家笑话我是‘丐帮首领’。”这硕果结得不易。

　　然而冯骥才还是高兴不起来。城镇化海啸般席卷，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村民迁徙，原本的历史记忆、生活习俗和民俗文化失去土壤，迅速流失……

　　冯骥才意识到，凭他的力量根本扛不住这股浪潮。他能做的，是趁民间文化尚未消亡，进行调查和存录。他终于在“抢救”前加上了“临终”。他知道很难救活，但至少要把“破坏的范例”记录到档案里，让世人看一看。

　　跋涉者：得一个劲儿往前走

　　喜事也是有的。去年末，民间文艺家协会宣布，中国木版年画正式开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冯骥才欣慰的是，多年的保护工作没白费，木版年画申报的并非“濒危项目”，而是“优秀保护项目”。

　　这当然和冯骥才的努力分不开。他不仅带队考察、整理、研讨，还频频与各地合作办“年画节”。“在河南朱仙镇办的那天特别冷，我到广场上讲话，嘴巴都木了。但看到万人空巷、连墙头房顶都挤满了人的场面，很感动很激动。”如今，武强、杨柳青、桃花坞、朱仙镇等传统画乡，年画恢复了活力，形势喜人。

　　猜对了，振奋之余，冯骥才仍满怀忧虑。各地政府对“非遗”的热情有利于其传承，但背后强烈的利益冲动，却会造成损害，对此，冯骥才是不满的。他还遗憾像他这般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参与得并不多。“还是有偏见吧。”

　　在冯骥才看来，民族文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义典籍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前者像父亲，赋予我们思想、力量，使我们清楚、清晰，是理性的。民间文化则是感性的，像母亲，我们听着儿歌、吃着传统的小吃、听着地方戏、浸染着家乡的习俗慢慢长大。它悄无声息，以至于受轻视，但我们有责任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半，是不能缺失的文化，是我们文化的基因，也是我们的身份所在。我们应该认识它。”

　　冯骥才目光坚定，说得深情且坚定。那深情，让人想起他的《挑山工》。在这篇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名作里，他描述了泰山的挑山工是如何肩担重物，走完山路的。“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工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2012年冯骥才将度过七十大寿，跨入古稀之年的他步履或许不再那么矫健，却已远远地走在了许多人前面。

　　对话

　　没有文化记忆，就没有定力

　　保护文化，是保护它的多样性

　　生活周刊：文化遗产处境艰难，在迅速消失，有人认为市场化能解决其生存问题，但您长期以来反对市场化。

　　冯骥才：关键是有些民间文化像传说、歌谣、故事等，不适宜市场化。比如皮影，就适合在小屋子里挂一个帐子，七八个人奏乐，两三个人在那演。你不能把它搁到国家歌剧院里，不能把它放大，市场的那种功利性压力，它无法承受。还有些民间手工艺品本来就在市场里，比如艺人做个泥娃娃、布老虎或年画，到集市上卖，但那是传统的古老的市场，不是现代市场。现代市场是商业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一定要求批量生产，使经济收益最大化。那么民间手工艺就会受到伤害。

　　生活周刊：为什么？批量生产不是更有利于它的保存和发展吗？

　　冯骥才：不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农耕文化的历史遗存，是手工制作的，改成机器制作，性质就变了。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年画已经用机器印，但木板的味道完全没有了，人制作的那种生命的活力也没有了。艺术的本质变味了，实际价值就降低了，因为手工的价值是高的，机器的价值是低的。

　　地域性也会受到破坏。农耕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有强烈的地域特点。而现代市场里信息广泛传播，我一看你那样的好卖就学你，学来学去自己的特点就没有了。所以我说，保护文化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要保护京剧？因为它跟评剧、昆曲、越剧不一样，如果保护到最后都差不多了，那还有保护的价值吗？

　　生活周刊：市场不行靠政府，多年来你一直在呼吁。

　　冯骥才：政府是第一保护人，但有一条特别重要，政府必须要懂得什么是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要保护什么？政府要有正确的文化观和遗产观。

　　生活周刊：但恰恰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文化遗产市场化，各地的“申遗”商业味道特别浓，而拯救活动又有赖于它们的扶持乃至主导。这个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

　　冯骥才：第一点，政府必须有正确的遗产观，这个说过了。第二点是必须严格听专家的，不是说政府主导就政府说了算。我提出个概念，“政府主导，专家说了算”。现在中央把文化看得很重要，看成是民族和国家的血脉、灵魂。那我就想说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没有文化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今年我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观点：领导必须要有文化，不能只懂经济。

　　生活周刊：从编著《一百个人的十年》、呼吁保护城市老街，到拯救年画，推动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其实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您一直致力于留存、梳理我们民族的记忆。

　　冯骥才：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先人留下来一批金子般的格言、思想，可以矫正我们的生活。拿成语来讲，古人教导我们不要见利忘义，还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你可以穷，但一样可以很坚定。可就因为失去了这些记忆，生活里我们才迷失。我想，如果我们心里真正有它们，精神就会丰富得多、充实得多，不会老把眼睛盯在宝马车上。没有文化的记忆就没有定力、没有自信，容易迷失，自暴自弃。

　　生活周刊：那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状况，许多地方号称要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

　　冯骥才：当下很多文化是伪文化，是人造文化、文化造势，并不是深刻的文化。唐诗伟大辉煌，那是由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用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对人的爱，用心灵写出来的。他们都是天才。那天才是什么，天才的秘密是什么？天才的秘密还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红楼梦》不能少了林妹妹，文化的辉煌不能少了天才。

　　悲哀，但仍会坚守

　　生活周刊：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面带微笑、充满自信，但您曾说自己是个“失败者”。

　　冯骥才：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要保护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年画的成绩很不错，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比如天津老城，那个时候我拼命地呼吁，在街头演讲，拿出自己的画卖掉，筹备基金会，处理这些事情，可它还是没有了。还有一些我保护晚了，在市场化过程中它已经失去原来的灵魂，形神分离，只剩下一个漂亮的被改造的躯壳，没有内涵了。所以有人说你这两年做得很成功，我就说我是个悲哀者。

　　生活周刊：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冯骥才：我想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天性吧。我是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一定要碰壁的，有的时候碰得头破血流。

　　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当天津估衣街拆除的时候我的确很悲哀。我保护了那么长时间，为了它那么卖力气，没有工钱领，只有我们的想法，和那些不懂文化的人去沟通……最后看到那条街变成一片垃圾，我真的要掉眼泪了。但这是我的责任。它跟成功或失败没有关系，比方说我写的东西不满意我还要改，这就是责任。

　　生活周刊：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理解？

　　冯骥才：对。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和别的地方人民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从文化上看出来的。这些可爱的人，用独特的思考、思想、审美，创造出自娱自乐的文化，一定是可爱的。如果不可爱，你会爱这片土地上的人吗？我是作家、艺术家，于是我倾注了更多的生命情感在里面，不完全是一种纯学者的理性。

　　生活周刊：但您把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民族记忆中，我们很久没看到您的文学作品了。可惜吗？

　　冯骥才：实际上你看看我这本书（指《年画行动：2001-2011木版年画抢救实录》），我去了那么多地方考察，写的是文化大散文。它们的思考更重、感受更深，因为我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来生活和写作的。我反而觉得，这些文化散文比我从前的散文更富有时代的精神，更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