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边缘的活力”

　　前段时间，我去了趟鄂尔多斯拜谒成吉思汗陵。这是向往已久的地方，虽然我是地道的“中原汉人”，不过心中对于骑马纵横、驰骋疆场的生活不胜向往。

　　我父亲是族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主持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家谱重修。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祖上是明万历年间从彭城郡迁徙到安徽的。彭城郡就是如今的江苏徐州，如果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之间有大规模的碰撞和交融，很可能我的血缘中就有北方民族的因子。而匈奴、鲜卑、契丹等如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实际上很多改姓“刘”的。

　　心雄万夫、壮怀激烈几乎是千古文人不可避免的浪漫想象。如上海的女作家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追溯自己母亲茹志鹃的姓氏，从而找到古代民族“柔然”的血脉。这恰恰说明中华各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混血传统。

　　我在鄂尔多斯只待了一天，但是对这个近年来因为煤矿而崛起的城市印象深刻。街头广场上树立的草原母亲和成吉思汗的雕像之宏伟，是我走过的城市所罕见的。夜晚初秋的寒风在空旷的城市上空吹过，让人心驰神往，耳际仿佛响起数个世纪之前曾经在这里有过的牛羊下山、金戈铁马的岁月。

　　在成陵买了一本叫做《上帝之鞭》的书，这个名字是取自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名著《草原帝国》。格鲁塞写道：“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之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而这本书讲的就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契丹人耶律大石和匈奴人阿提拉这些“蛮族”之子，如何像狂风一样席卷过整个文明的大陆，像冰山上流下的雪水，一定要融汇到建构历史的洪流之中，无法回头。他们是大地之子，气魄宏大，百折不挠，终其一生所作的事情就是不断开拓，不求结果。

　　我从成吉思汗陵宫旁边空荡荡的苏勒德祭台下来，心中激荡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从拥挤喧嚣的北京，来到这个空旷乃至有些荒凉的地方，只觉得悲从中来。每日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中，看着小腹日渐隆起，而生命的活力似乎就日益窒息在这样的琐碎与凡庸之中。然而，这就是生活。如今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而城市中也不再有季风中的骏马。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个经典的命题：边缘的活力。

　　在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的讲述中，少数民族总是被当作一种鲜活的血液，在中原文化过于成熟、陷于精致、溺于疲软的时候，那些或游牧或渔猎的边疆兄弟们，以他们天然未泯、刚健质朴的生命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中原文明，给暮气沉沉的帝国文化带来新一轮复苏的活力。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在这样彼此血的交融、乳的哺育中牢固地结为一体的，长城内外才成为我们共同的故乡。

　　但是，在这样的表述中，少数民族似乎依然是某个主体民族的补充，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特定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恢复能力。何谓“边缘的活力”？难道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从来不都是互动的、流通的吗？即便如我和王安忆这样的中原乃至南方的汉人，不也是各个民族混血的产儿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缘的活力，实际上也就是整体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