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所谓“白雀元年衣物疏”

谈所谓“白雀元年衣物疏”

黄景春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吐鲁番随葬衣物疏的结构分析，认为黄文弼、史树青、马雍等人拼接的所谓“白雀元年衣物疏”实际上是两件残衣物疏，不应强行拼接。对衣物疏和其他文物的拼接都要有充分的根据，要有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

关键词：衣物疏   结构   拼接   根据

就迄今的出土情况而言，吐鲁番随葬衣物疏最早见于姚萇白雀元年（即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最晚为唐永徽六年（655年），时间跨度超过270年，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宗教民俗文化及其与内地关系的一种重要文物，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察时，从哈拉和卓一位农民那里购得2件残纸（见下图1），一片较小，长18.2厘米，宽6.1厘米；另一片较大，长29.3厘米，宽14.1厘米。这两片纸的来源，“据说同出哈拉和卓旧城中”。黄文弼先生依据两纸墨色笔法相同，“疑原为一纸，后碎断为二片者”。他把这2件残纸拼接在一起，并做了释文，称之为“白雀元年物品清单”。他推测清单上所记物品可能是白雀年间北地难民或商人逃难至高昌时携带，以备地方官吏查询。由于当时吐鲁番出土这类残纸还很少，黄氏对这种文物的性质在定位上有偏差。后来，史树青和马雍二位先生都指出了黄氏的这个失误，指出所谓的物品清单实际上是随葬衣物疏。这两片残纸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被拼接在一起，名曰“白雀元年衣物疏”。

早在60年代初，史树青先生在介绍这两片残纸时，就把黄文弼尝试性拼接说成“黄先生定名为‘白雀元年物品清单’”，正式把这两片纸当作一件衣物疏来对待。到70年代，马雍先生专门著文介绍这两片残纸的拼接和释文，并以“白雀元年衣物券”称之。他说：“我认为这两段残片不是前后文的关系而是上下端的关系。大片应当是这张衣物疏的上端，小片是其下端；两片不直接相连，因为腰段已经遗失，所以每行文字的中间部分都已残缺而无法连续，需要根据上下文字来推测。” 他拼接二纸的理由也主要是根据字迹、墨色（带蓝色）和语句可以衔接。他还绘图把拼接过程表示出来，让人一目了然。马氏认为经过他复原以后这件衣物疏已经文从句顺。他对衣物疏释文如下：

故绀綪……

故绀綪结发……

故绢覆面二……

故碧□一……

故木疏（梳）一枚……

故绢衫一领……

故绢小（裙）……

故绢大一……

故绢被一……

故杂绿……

丝五十斤……

故兔毫五百束……

白雀元年九月八日……归蒿里，

条衣裳……行，不得

留难。时见左……雀，后玄武。

……领

……二枚

……铜钱全副。

1.两片残纸照片                                  2.残纸拼接示意图

释文无论在识字还是断句上都无可挑剔，而且马氏文章发表30多年以来从没有人提出疑问。这两片残纸拼接起来构成“白雀元年衣物疏”好像已是定案，学者们研究吐鲁番衣物疏时，都接受了马氏的结论，把它们当作一件来对待。

本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搜集、整理、释读、考证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买地券、镇墓文，并于今年4月完成了博士论文《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我认为吐鲁番随葬衣物疏是镇墓文的一种，所以对这类文物也做了穷尽式的搜集整理。当整理到这件拼接的“白雀元年衣物疏”时，我感到单凭字迹、墨色相同和语句能够衔接为依据来加以拼接还难以让人膺服，并在毕业论文中提出质疑。我是把“白雀元年衣物疏”以附录的形式置于文末的，对有些疑问简略陈述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2件残纸当是两件衣物疏，不应强行拼合在一起”。当时我正处在论文写作阶段，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论文答辩结束后，我仍在思考衣物疏拼接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自上世纪初日本橘瑞超、英国斯坦因到吐鲁番发掘古墓搜罗文物到解放后有组织的考古发掘，迄今为止共出土衣物疏超过60件，其中两件是研究者拼接而成的，除这件“白雀元年衣物疏”外，另一件是陈国灿先生拼接的“高昌延寿五年（628）王伯瑜随葬衣物疏”。我认为拼接衣物疏要充分考虑残纸是否同墓出土，要有充分的内容根据，要经得起多方面的推敲。新疆随葬衣物疏出土地点十分集中，都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衣物疏绝大多数都是用纸（只有一件用绢）书写，墨色也只有蓝黑两种；书写字体较为草率，俗字、别字、错字、异体字、假借字相似度很高；有的出自一人之手，有的出自师徒之手，这些作品的书法特点十分接近甚至相同，因此法书特点也不能作为拼接的直接依据；而且，吐鲁番衣物疏书写格式相对固定，用语多有雷同，内容高度接近，把残纸拼接成文不难，但是要拼接得令人信服又很难。有鉴于此，对不是同一座坟墓出土的衣物疏残纸进行拼接时，仅凭墨色、笔法和用语能够衔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残纸的断口是否吻合，文字的行距和字体大小是否一致，语句衔接是否自然通畅且符合行文格式，甚至时间是否一致，人名是否相同等。当然，要符合所有条件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没有办法拼合，而事实上把同城或同墓群出土的两片残纸拼接成一件衣物疏本身也就是一个十分渺茫的事情。

就这件所谓的“白雀元年衣物疏”而言，从的拼接和释文可以发现什么明显的漏洞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对吐鲁番随葬衣物疏行文的格式特点做一个总体分析。

一般来说，这些随葬衣物疏都由两个组成部分：条陈衣物部分(A)，叙述厌镇部分(B)。叙述厌镇部分又分为对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介绍(b1)，对阴间鬼神的厌镇 (b2)两个部分。可表示如下：

          A条陈衣物部分

衣物疏                      b1介绍时间、地点、人物等

          B叙述厌镇部分 

                            b2厌镇阴间鬼神  

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传承过程中，衣物疏的结构模式有一定变化，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A+B结构。这种结构模式的衣物疏最多，如西凉建初十四年（420年）韩渠妻衣物疏：

故紫结发……故縺（练）萩头……

……故縺覆面一枚  故帻一枚  故绢小衫

……故縺襦一领  故绢小裈一立

……故縺裤一立  故生绢裙一立

……衣一领  故练袜一量  故（履）一量

故碧絓……鐖（机）郭一具   故手中黄……

兔豪（毫）万束   黄金千两   正帛绢百匹   故怀袖

蹹臼囊各一枚  故绢一领

黄松棺□□   故木（梳）一枚

建初十四年八月廿九日，高昌郡高县都乡孝敬里民

韩渠妻□命早终，谨条随身衣裳杂

物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

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

2、 B+A结构。如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张师儿随葬衣物疏：

延和十八年己卯岁九月六日，比丘义敬移五道

大神，清信仕张师儿，仏（佛）弟子，Δ修十善，持仏五戒，

今于田地城内奄（梗）命终。若欲求海东头，觅

海西（壁）。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攀天糸

万万九千丈，急去千里如律令。

龙贯（冠）一枚，面衣具，汗衫一枚，紫褶具，玉豚一枚，毛把手

鸡鸣针（枕）一枚，脚只具，银眼龙一枚，取把具，黄金千金，

白银万两，绫罗锦绢各万匹，金钱千贯，银钱万

文，（驴）牛驮（驼）马各万匹，羊千口，奴婢十具。

3、b1+A+b2结构。这种结构模式的衣物疏也占有不小比例，其书写特点主要表现在A部分居中，叙述厌镇部分居于开首和结尾。如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衣物疏：

建昌四年戊寅岁二月甲子朔九日壬申，

禅师法林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孝章

持佛五诫，专修十善，今于高昌城内家中

命过，经涉五道，幸不呵留。今有朱衣笼冠

一具，带物具；白练衣裈一具；玉屯（豚）一双，庄（装）饰具；

细锦面衣一枚；……脚靡一双，带物具；鸡鸣

枕一枚，庄（装）饰……锦缘褥一具；《孝经》一卷；

砚嘿（墨）纸笔一具；锡人十；弩牙一具；盾一枚；五谷各

一升；铁镜、巾箱、枇、手巾、刀子一具；金钱三百；

银钱五百；大锦百张；绫、罗、绢、绮各百匹。若欲

求海东头，觅海西辟（壁），急急如律令。时人张坚

固李定度。攀天糸万万九千丈。

4、其他结构。衣物疏因行文过于简略，或残缺较多，形成A+b1结构，A+b2结构，或者b1+A结构，b2+A结构；更有甚者，有些衣物疏残损得仅剩A的片断，或b1、b2的片断。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就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

不管上述哪一种结构，可以肯定的是，A部分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不会被B部分的文字分割开来。所有比较完整的衣物疏，无论篇幅长短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但是，当我们考察“白雀元年衣物疏”时，发现它是A＋B＋A结构，即把条陈衣物部分置于前后两端，把叙述厌镇部分置于中间。它不符合叙述习惯和行文规律。这种行文格式是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因此，拼接此件衣物疏不仅依据不够充分，而且拼接出来的文字结构也是有问题的。

当年黄文弼先生在介绍这2片残纸的时候，用了“据说”、“疑”、“或即”等，词语，行文十分小心。“疑原为一纸，后碎断为二者”仅是一种谨慎的推测，不是定论，需要后来者证实。在当时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出土甚少的情况下，发现两片内容、墨色、字体笔法相同的残纸而“疑原为一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六十年代史氏把“疑”说成“定名”，七十年代马氏又对拼接做了全面论证，形成铁案。这都是在吐鲁番衣物疏大量出土、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黄氏当年留下的这个“疑”被当作答案来维护了。到今天，当出土衣物疏已经超过60件的时候，我们仍凭着字迹、墨色和语句的相似性断定残纸原为一体，那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

我仔细考察那两片残纸后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两件残损的衣物疏。较大的纸片人名地名皆已残缺，因为有“白雀元年九月八日”等字样，我们可以称之为“白雀元年衣物疏”，它的行文是A＋B结构。另一片较小的残纸，仅有17字可以辨认，但我们仍能据此断定它是一件残衣物疏，行文是B＋A结构。马雍先生将两件衣物疏的B部分文字拼接在一起，但A部分文字却出现在了首尾两端，问题也就在这里暴露出来。

另一件拼接的衣物疏，是陈国灿先生用斯坦因编号为Ast lx.3:06与Ast lx.3:012二残纸拼接成的“高昌延寿五年王伯瑜随葬衣物疏”。他介绍说：“据沙知先生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代为核查此二片后云：‘细看纸质、外观、笔迹相同，行距亦相当。’因此，现拼接于后。”如前所述，他据以拼接的纸质、外观、笔迹、行距等相同，还不足以让人信服。考察释文可知，此衣物疏是A＋B结构，但B部分文字较为错乱。我怀疑它原本是两件：一件是A＋B结构的残缺的王伯瑜衣物疏，另一件是严重残缺仅剩b2部分的无名无年号衣物疏。陈国灿先生把前者的B部分与后者的b2拼接起来，所以造成了行文上的较多错乱。当然，由于对二残纸的出土和缺断情况不甚了了，对这个问题尚无法深入探讨，还有待将来见到图片或摹本之后再进一步研究。

总之，对于衣物疏的拼接应该有充分的依据，不应盲从别人，不应乱点鸳鸯谱，不能因为完美主义的追求而置求真求实的学术目标于不顾。但这种强行拼接、撮合的做法不仅在衣物疏研究中存在，在甲骨文研究、简牍研究中也某种程度上存在。严谨的学人应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己任而力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