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中医针灸

《西游记》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抒发情怀的诗。其诗曰：“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这首诗选用了益智、茴香等九味中药。虽然药的功能与诗的内容无关，但这些药名却揭示了《西游记》的情节，颇值玩味。

中医延续了几千年，在西医还未流入神州大地时，针灸这种奇妙的手法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治愈了无数人的病痛。在古籍中，扁鹊、华佗、李时珍……这些利用中医针灸妙手回春的 “神医”的传说至今脍炙人口。

小小银针耀华夏

一枚小小的银针，经过医生的妙手，就能解除患者的病痛折磨。在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际，带着对传统针灸医学的敬重与神往，11月23日，记者走访了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及山西名医吕景山、针灸专家文洪等，倾听他们讲述山西针灸的发展历史，了解到山西针灸在华夏的重要地位。

古文献始于周代

针灸学是中国古代医学重要组成部分，据考证，针灸在我国已有近3000年历史了。周代出现了金属用针，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应用针灸疗法。针灸以针刺入人体穴位，运用插、提、捻、转等多种手法，产生刺激并通过全身经络的传导，来调整气血和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治病保健”的目的。由于它经济实用、操作简易、器械简单、疗效显著等优点，几千年来在我国医学中成为重要的传统医疗手段之一，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山西针灸著作始于托名周代伯乐《针经》两卷，其实际著成时代已无法确考。宋清源（今清徐）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元代窦桂芳将该书和 《皇帝明堂灸经》、《子午流注针经》、《针灸》等书，编为一轶，名《针灸四书》行世，至今该书仍属研究膏肓腧穴重要的文献。明著名针灸学家杨继洲是浙江人，世代从医，家中藏有众多真秘古籍。他常“取而读之，积有岁年，寒暑不辍”，得其真谛，遂有心汇集一部针灸专著。他“参考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汇编《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但未刊行。万历年间，杨继洲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治痿痹之疾，“至则三针而愈”。赵文炳为了答谢他，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亲自主持，晋阳（今太原）靳贤整理，在平阳（今临汾）首次刊行了杨继洲在《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增辑而成的《针灸大成》，有力地推动了山西针灸学术的发展。自此后，明乡宁郑晖著《针灸渊源》，清曲沃卫侣瑗撰《针灸全书》，虞乡（今永济）邵化南作《针灸发明》，针灸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民国期间，针灸逐渐成为专科，但战乱频起，临床医生大多忙于诊务以谋生计，无暇著述。民国十年（1921），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针灸征集讨论会”，广泛征集家传针灸手法特技、秘方、验方等，但未见有汇编性资料形成。

空前发展 名家辈出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针灸学术、临床技能空前发展，著作层出不穷，在全国颇有影响，针灸医学的春天来了。

在安静的专家门诊，说到针灸被列入非遗名录，76岁的吕景山教授说，这是一件中华文化的喜事，他回忆起山西针灸医学界一位位老专家，一个个非同寻常的名字。曾在山医大一院工作的老一辈针灸专家祁季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山西中医事业，从北京专门请来的。他的“放血疗法”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非常著名，他认为许多疾病皆因“气滞郁结”，点刺放血病痛即可缓解，著有《简易针灸疗法》。尚古愚老先生也是从北京中医研究院请到山医大一院的针灸专家。他针灸功底深厚，且富有创新性。他提出 “同经相应取穴法”，如手腕关节内侧扭伤疼痛，他不扎疼处，即手厥阴心包经，而找对应点，即足厥阴肝经来扎，针刺后疼痛立即减轻，确有奇效。其弟子杨占林将老师尚古愚的理论整理出版为《同经相应取穴法》。杨占林自己的著述《针刺意外的防治》则系统论述了针刺常见的事故及预防救治方法。

1984年，省中医研究所的一个科室针灸科分立出来，成为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它的成立是山西针灸医学跨越发展的一大步。当时全国只有5所省级针灸研究所，山西占了一份。山西省针灸研究所的成立，第一任所长师怀堂功不可没。他1985年改制出最初的新九针针具，创始的“新九针”疗法名扬海内外，曾被誉为“九针震华夏”。我国针灸泰斗邱茂良教授曾赠诗师怀堂：“九针重新制，技艺亦何深。精通歧黄旨，推陈才出新。法从多中取，效从法中生。医林称创举，嘉惠后来人。”山西省针灸学会特授予师老 “针灸泰斗”的荣誉称号。

吕景山是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的弟子，是省针灸研究所第二任所长，1962年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1964年为响应国家针灸医学的发展需要，被抽调到卫生部第一批援外针灸班学习一年，这个班当时从全国只抽调了18人，为针灸援外储备力量。他结合个人多年临床经验，阐明取穴配伍之法则，创立“对穴”疗法，使针灸疗效大大提高，著有《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省针灸学会会长焦顺发著有《头针》，他的头针疗法治疗脑出血、脑梗塞等脑源性疾病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十大名医祝谌予教授，在临床“对药”、“对穴”的应用中独具匠心，省中医研究所老中医冯尚武的“背部大针深刺”法、襄汾谢锡亮的灸法、汾阳名医张振晖的“双手行针”、平遥钟新淮的电针疗法等医家各有特色，诠释出针灸医学一个个神秘的内涵。

谈到现在山西针灸医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冀来喜教授首屈一指。他是山西省第一位针灸医学博士，现任山西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主任、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是博士生导师。他创立了 “秩边透水道针法”治疗前列腺疾病，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的“腧穴胃病方的研究”，省科委课题鉴定同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山西针灸名扬海外

从1970年开始，山西成立对外援助医疗队，开始对喀麦隆进行医疗援助，每一批医疗队里必有一名针灸大夫。1975年至1977年，吕景山大夫到喀麦隆援外，用针灸为当地人治病，在那里的两年多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赞赏。当时喀麦隆的风湿病、疟疾病人较多，吕景山回忆说他门诊量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了180人次。当时的喀麦隆总理保罗·比亚因过度劳累，患上了失眠和神经衰弱，甚至彻夜不眠，西医疗效甚微，他非常痛苦，请中国医疗队会诊。吕景山诊断这位总理因劳累引起脏腑功能紊乱而导致失眠，遂为其调理治疗。他在总理背部扎针，头一天扎针后，总理晚上就睡了5个小时，连续治疗三四回，睡眠正常了。从此，总理喜欢上了中国针灸。

保罗·比亚后来成为喀麦隆总统，因为针灸，这位总统与山西中医学院第三医院副院长、山西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副主任文洪教授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文洪多次参加出国援外医疗队，多次被单独邀请到喀麦隆为保罗·比亚总统进行针灸调理。通过针灸，保罗·比亚从疲乏劳累中恢复过来时，他总是握着文洪的手说：“我感觉太好了，你有一双魔术般的手！”

文洪教授说，中国的针灸在欧美、非洲等地，非常受欢迎，当地人常常竖起大拇指说：“中国针灸，正宗！”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每个医疗点即使只有两名大夫，其中必有一个是针灸按摩大夫。文洪不仅是喀麦隆总统的中国保健医师，也为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诊疗，喀麦隆的大夫也跟着他学习中国针灸。

从1998年开始，受国家商业部、省卫生厅委托，省针灸研究所开始承担国际针灸培训班临床实践带教任务，举办了13期，成功接待了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700余名学员，将我国传统医学精湛的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世界各地。小小的银针连接起四海友谊。

满头白发的老专家、中青年骨干、年轻的学生……一群人，一支支队伍，山西针灸医学的火炬正一代代传递下去……

小资料：针灸篇

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从外治内”的治疗方法。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手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在临床上按中医的诊疗方法诊断出病因，找出疾病的关键，辨别疾病的性质，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脉，哪一脏腑，辨明它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哪一类型，作出诊断。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穴处方，进行治疗。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中医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统称，针法就是根据病症，把毫针剌入人体相关的穴位，用捻、转等手法来治病；灸法通常选择用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主要材料，按一定的穴位来熏灼体表局部，利用温热刺激进行治疗。灸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由十四经脉、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以及孙络、浮络等组成的经络理论，以及361个腧穴以及经外奇穴等腧穴与腧穴主病的知识，发现了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规律，创造了经络学说，并由此产生了一套针灸穴位图方法和针灸穴位图体系。

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健康，繁衍民族，有过卓越的贡献，直到现在，仍然担当着这个任务，为广大群众所信赖。

名医老药山水间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与古代名医有关的诸多故事，也盛产令人自豪的古老中药——党参。

医 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晋国国君景公姬据生病，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桓公派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肓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成语“病入膏肓”典出于此。

医 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晋平公姬彪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医和答道：“节之”，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

因医术高明，后人遂将医和、医缓并称“和缓”，作为良医的誉称。

扁 鹊

有一次，扁鹊到了晋国，正碰到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 “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们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号了脉后沉静地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两天半后赵简子醒过来了。

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在永济。

另有一说，扁鹊路经永济清华时，适逢盛夏，瘟疫肆虐。扁鹊在村中支起10口大锅，夜以继日为当地百姓熬药治病，消除了瘟疫。后奉旨赴秦，为秦武王看病。途经临潼时，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刺杀。清华人感念扁鹊的救命之恩，几经辗转，将其尸体运回永济安葬，并建庙以祀。

无论说法如何，扁鹊墓在永济是确实存在的，它位于今永济市虞乡镇清华村东。墓冢高1．7米，周长近47米，呈圆锥形。冢旁立有高0．35米的碑座，镌刻文字漫漶，可辨识“大观元年三月□日杨□信□□重□收扁鹊墓”字样。墓东有扁鹊祠，祠内存明万历庚子（1600年）《重修扁鹊祠记》碑，记云“祠宇时久”，创始年不详。清代多次重修。雍正八年 （公元1730年）《重修扁鹊庙记》始将“祠”改为“庙”。

传说扁鹊生于农历正月二十，按当地习俗，这一天早上要吃包子，喻为咬香包，有驱病保平安之意。永济洗马村附近有扁鹊庙，南郭村有药王庙，每年在药王生日，两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孙思邈

在孙思邈10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单在洪洞就度过了63个春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孙思邈由京兆府北渡黄河，来到洪洞，隐居于洪洞城南的南坂里村为百姓治病。凡是贫者来看病，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住房，给远道而来的病人住，并亲自熬药给病人喝。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不推辞。

不久，山西北部刘武周的一股军队夺取了太原，并向南进军。李渊命儿子李世民率兵回师北上，在晋南一带迎击刘武周的军队。据洪洞县城南南安乐坂街的孙真人庙正殿的碑文记载：李世民在洪洞南坂一带与刘武周的骁将尉迟恭进行了一场决战。战斗中，李世民负重伤，但经孙思邈治疗，痊愈康复，得以继续北上消灭了刘武周的军队。李世民对孙思邈感激万分，欲封其官，孙思邈婉言谢绝。李世民无奈，在率军北上前，封孙为“安乐真人”。自此，南坂村改名为南坂安乐村。

那时，洪洞东、西两山的老百姓多夜盲症，富人得脚气病，他让夜盲病人吃动物肝脏，用米糠、麦麸治脚气，效果灵验。

孙思邈从71岁到整整100岁期间，把在洪洞治病时所积累的验方编成其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

他曾经独自一人行医山西，不辞劳苦涉足蟒河山水寻找草药。有一次，他偶然医好了一只跌伤的猴仔，后来，因遭奸臣追杀，孙思邈携家人逃进蟒河深山中，蟒河猴群以德报恩，从官兵手中解救了孙思邈。

不仅猴子与孙思邈有缘，老虎也曾相伴孙思邈左右。相传有一天，孙思邈骑着一头小毛驴到五台山采药。突然，小毛驴站着不动了，浑身像筛糠一样抖起来。孙思邈探头一看，前面路上卧着一只老虎。孙思邈打量着，发现老虎喉部卡着一块骨头。孙思邈没费多大劲，便从老虎口中取出一块兽骨。可得救的老虎纵身一跃，将小毛驴扑倒在地吃掉了。孙思邈很生气，转身上路。停了一会儿，老虎追到孙思邈前面卧下来，孙思邈没有责怪老虎，径直向前走。谁知老虎紧行几步，又卧在孙思邈面前，用背擦着孙思邈的腿。孙思邈明白了老虎的意思，便骑在虎背上。从此，孙思邈骑虎走遍五台山，采了许多药，为人治了许多病。

孙思邈至绵山采药，发现绵山白木耳具有强身的特殊功效，曾大力推广，百姓食之，功效显著。

为了纪念孙思邈，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有大大小小的药王庙，而洪洞南安乐坂之孙真人庙，无论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在全国众多的药王庙中，都可谓首屈一指。

清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载，洪洞县、永乐州皆有孙真人庙，称安乐庙，卷一六六载，猗氏县亦有孙真人庙，则称药王庙。

孙思邈于唐永淳元年 （公元682年）病逝，相传葬于洪洞县淹底乡孙张村。相传，该村孙姓大部为孙思邈之后裔。据《洪洞县地名录》载：“孙张村位于淹底乡西北部。相传，唐代名医孙思邈即此村人。唐太宗负伤后，由孙思邈医治痊愈，后封为药王，建药王庙于村西，现碑石俱存。该村初名大坂，后因张姓较多，依孙思邈、张姓，故名孙张村。”

潞党参

相传在隋文帝时，上党郡的一户人家每夜都听到宅后有人呼叫，但又始终不见其人。后来在离家一里多的地方发现一棵植物的枝叶不同寻常。于是向下挖掘，深达五尺，得见根部，形如人体，似有四肢。自从挖出此物之后，那户人家就再也没有听到呼叫声了。此事传扬开去，人们认为这是得“地之精灵”的“神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述了这个古老的传说。

在平顺县石窑乡境内有一地名曰“猪拱地”，这地名与神仙吕洞宾、铁拐李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传，吕洞宾和铁拐李相随到太行山云游，当他们进入平顺地界时，忽然看见一头山猪在坡上的土里乱拱，拱过的地方黑土疏松，土里长着一种形似豆秧的东西。铁拐李随手拔起，把根放在口中，边嚼边跟着吕洞宾继续赶路。走过了一程，吕洞宾气喘吁吁，回头再看铁拐李神情如常，想了半天，铁拐李说：“我刚才把山猪拱过的草根含在口中，不觉今日浑身轻松丝毫也不吃力。”因其现身于上党盆地，故人们为这种药起名“党参”，因地属当时的潞州，故又名为“潞党参”。人们为了纪念铁拐李发现了潞党参，遂把山猪拱过的地方叫“猪拱地”。

李时珍所引故事中的 “神草”就是潞党参。其因党得名，因潞闻名。

唐宋时，时称潞州辖内壶关县紫团山一带盛产紫团参，这在中国许多药典和诗词中多有记载：“头面手足皆具”（《五杂俎》），唐代诗人段成式求好友设法弄一根，并告之“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梦溪笔谈》记载，北宋宰相王安石患有哮喘病，有人得知吃紫团参有特效，便送一根给他。清廉的王安石竟不受，说：“我平生不食紫团参，也活到今日。”从宋代起，它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明洪武六年，山西潞州进献紫团参，明太祖说：“人参得之甚难，毋重劳民。”到了清代，紫团参彻底绝迹。无奈间只得用上党地区的另类党参代替。对此乾隆感慨颇深：“奥壤灵区产神草，三丫五叶迈常化，而今上党成凡卉，自惜天公保异珍。”紫团山的南庄村一带有条参园沟，沟上的庙宇里竖石碑一通，记下了当地产参的历史。至今这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党参姑娘传播党参的故事。

古时候，贫苦青年张郎自己上山找党参。累饿间他倒在了一个岩洞里，迷迷糊糊中好像睡在了花瓣铺的床上，面前还站着个年轻姑娘，面目俊秀。姑娘告诉他说：“前面夹槽里有一大棵党参，你把它挖去栽在自己园里，再掐一片叶儿，给你父亲煎水喝，病就会好。”梦醒之后，张郎爬过悬崖来到夹槽，果然发现了一棵党参，模样儿就像那位姑娘。他把党参栽到菜园里精心培养，终于有一天，党参架下走出了梦中的姑娘，并与张郎结为夫妻。

旧时为了采集到名贵的党参，参农们历尽艰难，上党流传着一首民谣：“药老儿似神仙，荒山野岭遍地串。寻得药材钱几何，几何粉身命归仙。”为了鉴别潞党参的真伪，让两人同时走路，行前一人口含潞党参，一人不含，然后急走三五里，倘若不含者大口喘气，而含参者却气息自如，这便是真正的潞党参了。

小资料：名医

扁鹊，战国时代的名医，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 《难经》为扁鹊所著。司马迁《史记》曾为其立传。

孙思邈，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载：“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著有《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摄生论》、《福寿论》。

党参为中国常用的传统补益药，党参之名首载刊行于乾隆二十二年 （公元1757年）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丛新》。乾隆三十五年 《潞安府志·物产卷》载“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长治市党参品种很多，分布在平顺、壶关、长子、潞城、黎城、武乡等县，不仅在全国销量很大，而且在亚洲各国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全国各地所产党参中，除山西五台山一带野生的野台党之外，以潞党参的品质最优。

张锡纯，医界称其为 “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他的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写道：“人参之种类不一，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是也。考《神农本草经》载，人参味甘，未尝言苦，今党参味甘，辽人参则甘而微苦，古之人参其为今之党参无疑也。”

作者：申毅敏、阿清等 来源： 太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