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连元：说书要把人说透

 

　　田连元：说书要把人说透

　　虽然当年田连元先生讲《水浒传》没有他讲的另一部《杨家将》影响大，但是他对《水浒传》的人物塑造，以及基于原著基础上的适当增删，也是非常精彩。田连元因为《水浒传》讲得好，后来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聘请他做顾问。当年他为了说这部书，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比了不少其他民间曲艺版本，让听众听这个故事时候觉得更合情合理。在采访田连元先生的时候，他对当年书中的某些段落仍记忆犹新，甚至张嘴就能说上一段。

　　主笔◎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讲评书《水浒传》实际上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当初有哪些比较典型的二次创作？

　　田连元：施耐庵在写《水浒传》的时候，其实是采集了古代说书艺人所用的素材，把他们所说的故事汇集起来，形成了《水浒传》。但是过程中也有很多内容他并没有收集进去，但说书艺人把这些故事延续下来，演说下去了。在民间也流传着很多有关水浒人物的英雄故事，我说《水浒传》的时候，有很多故事是原作没有的。虽然原作没有，但我觉得故事的存在很有必要。一百单八将里的这些人物虽然都有外号，也有各自的作为，但有的人物相对鲜活，有的人物就显得苍白无力，像这样的人物，我们在说评书的时候就要给予适当的丰富。

　　比如有个不太起眼的人物，叫“神机军师朱武”，他为什么叫“神机军师”？他曾经做过什么？这些事在原作里没有交代。所以当我讲“神机军师朱武”的时候，就加了些故事。朱武曾经在一个县城里当过县官，曾经问过案，在问案过程中体现了他的睿智、聪明和正直。比如有一段故事叫“朱武审鸡”，讲的是有一个富家子弟去集市上卖鸡，他的鸡被一个打柴的人给压死了，那个富家子弟就耍无赖讹他。当时朱武正在当县官，他们到大堂上告状的时候，这个无赖非说自己的鸡是九斤黄，一天能下一个蛋，有时候还下俩，就要求退还这只鸡下蛋所能卖的钱。朱武在判案过程中就对打柴的人说：你按他的要求把钱给他。然后又问那个富家子弟：你喂这只鸡喂了几年了？你要把粮食的钱还回来。通过这个办法，他就把刁钻的恶徒惩治了。但是后来他由于看到官府中的昏暗，所以占山为王了。

　　再比如“母夜叉”孙二娘，我有个《孙二娘外传》，讲的是孙二娘为什么叫母夜叉，她为什么要卖人肉馅儿包子。如果没有个前因后果，就让人非常不理解，觉得孙二娘这个人很可怕，把人肉剁成馅儿，卖包子，女人这样就不可爱了。这中间其实是有故事的：孙二娘的父亲曾经在绿林里干过，外号叫“山夜叉”，他父亲到中年时候就金盆洗手，不再干这行了。他父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孙美娘，二女儿叫孙二娘。孙美娘从小学针织，孙二娘从小跟她爸学武术。孙二娘长得丑，孙美娘长得漂亮。孙美娘有次回老家探亲，回来时在路上碰见县官少爷，县官少爷就把这姑娘奸污了。在这之前，孙家开了个饭馆，少爷老在那饭馆里吃饭，发现了孙美娘的美貌，早就起了歹意，没想到在野地里碰上了，就在两个恶奴的帮助下把孙美娘在高粱地里奸污了。被奸污之后，孙美娘回家后没磨得开说，只是和自己的亲妹妹孙二娘说了，说自己没脸活在这个人世上，被县官少爷给糟蹋了，没人偿还她的名节，咱们也斗不过人家的势力。这话虽然说了，但孙二娘当时没往心里去，以为姐姐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天姐姐就投河自尽了。孙美娘一死，孙二娘就把详情跟她爹说了。她爹是绿林英雄出身，非常生气，就想要报这个仇。就在这时候，那个县官少爷又来饭馆找孙美娘，孙二娘正在后面烧一锅热水准备要烀猪肉的时候，少爷就来了。他误把孙二娘当成孙美娘了，从身后一搭，孙二娘一看是他，一怒之下就把这少爷塞大锅里了，把盖一盖，拿火一烧，就把少爷烀熟了。少爷带的随从发现少爷找孙美娘，怎么不出来了，往里看也没看着，就走了。然后孙二娘把少爷从锅里弄出来了，他爹出于对少爷的恨，就把他的肉剔下来，剁成馅，包成包子，挎着篮子就上县衙卖包子，他要让县官知道，给自己女儿报仇。县官老爷把包子拿去之后，听手下奴才说少爷去他家饭馆后就不见了，后来老爷在吃包子的时候看到包子里有他儿子指甲，是人肉的，就把“山夜叉”给抓起来了，严刑拷打，最后死于监房。她爹一死，孙二娘在家里待不了了，只好带着母亲从家里逃出来，逃到十字坡，碰到了张青。和张青认识之后，孙二娘觉得应该找个男人，张青也是在家里惹了祸，杀了人命跑出来的，两个人同病相怜，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以后就有了孙二娘的那几条规定：一是恨官府的人，二是恨恶霸。这种思想根源是来自她亲身经历，孙二娘之所以会卖人肉馅的包子，是有原因的，她并不是见谁杀谁，是见了歹人，才会像见了那个县官少爷一样，做成人肉包子的。

　　三联生活周刊：《水浒传》在描写某些人物的时候可能会一笔带过，或者写得比较粗糙，但是如果可以发挥，会有很多故事出来。你在说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田连元：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要适当调整一下。我说《水浒传》不仅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之上的，还会参考一些对水浒学术研究的资料。有一本书叫《水浒研究》，这本书的作者何心已经不在了，他是一位学者，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水浒上了，他对《水浒传》中每个人名的外号为什么这么叫都有考究，有种刨根问题的精神。比如“旱地忽律”，“忽律”是什么？“忽律”其实就是鳄鱼，说明这个人很厉害、很凶残。他同时也指出了施耐庵在写《水浒传》过程中的一些讹误，比如一些路程的讹误，从哪儿到哪儿未必会经过那个地方，他对书中的地名都做了一些考证。凡是类似这样的部分，我能避开的避开，能改正的改正，尽量避免出现讹误。再比如“白日鼠”白胜挑的白酒，这白酒不是今天说的60度白酒，60度的白酒怎么能解渴呢？现在喝的酒是元末明初才有的，那之前都是手工做的酒，按照清酒、白酒、老酒这样分的类。那个白酒相当于现在的啤酒，度数很低，喝多了也醉，但能解渴。不然像武松那18碗白酒，酒量再好的人喝下去也够呛。

　　像这样的问题，既要参照民间的传说故事，也要参照专业学者的水浒研究，包括对《水浒传》和人物的评论，也包括与宋史相关的一些书籍。《水浒传》和正史是有点接触的，比如《张叔夜传》和《侯蒙传》里，就有对平灭宋江的记录。还有些人物前后叙述不太吻合的，我就得想办法把它顺过来。比如宋江这个人物，《水浒传》原文说的是“号呼保义，又叫及时雨”，众将见了他，每个人都“纳头便拜”。他是这么个人物，很有人格魅力，在江湖上很讲究义气，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在官场上、江湖上、绿林中，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宋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威信呢？在《水浒传》原文中交代得就不够充分，使得宋江这个人物就不够饱满。我在讲宋江的时候就加了点他济困扶危、帮助别人的小情节。

　　我当年给第一版电视剧《水浒传》做顾问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宋江是唯一可以加工塑造的人物，他的性格是有转变的，他是封建社会一个县级的底层官吏，相当于现在县级秘书长之类的一个官。他能文、能诗，而且有思想。他的思想不是远大高深的思想，没有推翻一个朝代，重建一个世界的抱负，但他又看到了宋朝腐败、即将衰亡的状况，同时又觉得自己要想站住脚，还得靠着官府，他不想把这个朝廷推翻重造，心灵深处是这样的。所以施耐庵笔下宋江发展的道路交代得比较清楚，表现在晁盖智取生辰纲，官府要捉他的时候，宋江给晁盖送信，让他们逃跑，上梁山了，所以宋江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晁盖上山后要报答他，给他钱财，他也不上山。因为宋江虽然对为盗为贼者网开一面，但是心里想的还是我不能与你为伍，不能为贼。后来发生阎婆惜的事情后，他要充军发配了，晁盖他们把他接到山上，想叫他入伙，他仍然坚持不入伙。他认为阎婆惜的事情属于刑事犯罪，在宋朝，刑事犯罪从军发配刑满以后还可以回来，继续自己的仕途之路。但是宋江到了江州后，由于酒醉后一时的心潮起伏，看着朝廷里方方面面也有许多的不满，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这一判刑就成政治犯了。

　　从这开始，宋江觉得自己的仕途之路断了。后来他上了梁山，让他当首领，他开始不当，最后把他推成首领。宋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最有思想的人，他想到的是这108个人将来会怎样，最终结果如何。他没有那种力量、勇气和思想去推翻宋王朝，他想的是在宋朝末年时，正好各地盗贼风起，官府最好的办法就是招安。史书有记载，很多小股的人都被朝廷招安了，所以宋江觉得招安是唯一可走的路，只要招了安，就不会落得贼的名声。不但这一辈不落，后代子孙也不会落成贼子贼孙，不会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宋江是这么一种想法。正因为这种想法，他要提高自己招安的筹码，所以朝廷几次进剿他都想办法把进剿的军队打败，同时把进剿的官员收服，以此作为条件，最后他其实还是希望朝廷能够招安。当真正招安兑现的时候，朝廷把他们叫去后，让他们平王庆、打田虎、征方腊，宋江这才意识到招安是皇帝借刀杀人，是朝中的掌权者在利用他们这帮人，是拿他们的性命，去换取另外一些起义人的性命。

　　宋江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也觉得他没有力量再重回梁山，重回梁山还是没有结果。已经被招安了，就不如落一个尽忠到底的名声，起码是朝廷中的官员。后来被赐毒酒死的时候他想到了李逵，他知道李逵是最具反叛性格的，如果李逵不死，他死了，李逵肯定反上梁山，会因为李逵一人的反上梁山，把梁山所有弟兄和后代的名声都影响了。所以他后来把李逵找来，两人双双毒死，最终整个是一个悲剧结局，我对宋江这个人物是这样处理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水浒传》用了多长时间准备？

　　田连元：《水浒传》原文我是早就熟悉的，但是相关的准备过程差不多有一年多。我研究了很多相关资料，包括《宋史》。一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江青，他们对《水浒传》都有说法，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说出了不同的内容。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什么人，高的低的雅的俗的，都能从这部书中有所感悟。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这种名著的历史感，你是怎么展现给听众的？

　　田连元：说书说的是“人情事理”。说故事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包括事物发展的情节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合理性，你不可能让李逵做出非常细腻的事情来，也不可能让宋江做出违反他个性的事情，必须顺应人物的性格发展，不能违背人物的个性。再有就是要考虑到宋朝的时代背景，符合那个时候的典章制度、道德基准。不能让宋朝的做出现代人会做的事，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叫古典文学名著了。

　　古典文学名著有它的基本精神，有其历史沉重感，是在某个历史客观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之中进行的。人物的行动不能脱离彼时彼地的规定，如果离开了那个时代，用今天的是非观与道德观衡量人物，那就不是《水浒传》的原样了。因为人类的道德观与历史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50年代、8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道德观念都不一样。如果一直按照现代的道德观念去改变古人的行为规范，再过几十年就会改得没有《水浒传》原来的情节和人物了，顶多是一堆人名，让一群古代的人名，做着现代人的事。

　　历史观很重要。当然现代人并没有生长在北宋末年，我们怎么知道那时候的人是什么样？但是很有必要多看一看原著、看看那个时期的史书，包括宋朝那个时期相关的笔记小说。这些书的只言片语间都能流露出当时社会的氛围，基本能够吻合就能算是尊重历史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讲《水浒传》时如何吸引住听众，能让他们每天都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听你说呢？

　　田连元：《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成书的方式和基调都不一样。《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而《水浒传》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国演义》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查阅《三国志》，基本上都有记载，最多就是人物性格不一样。《水浒传》也有历史的真事，像“宋江起河朔”、“三十六天罡”，这些是有的，但一百单八将是后来加的。《水浒传》在成书之前已经由说书人将它说连起来了。最早的形式类似单人传记，诸如《石头孙立》、《行者武松》等，后来说书人逐渐就将这些人物连贯起来了。

　　《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人民性。因为《三国演义》所说的是金戈铁马、帝王之争。而《水浒传》是一个社会横断面，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所以人们爱听《水浒传》是因为它更有群众基础，反映了群众生活。此外更重要，更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歌颂的是一帮绿林英雄，从这两点来说，《水浒传》最符合人民性。

　　而且《水浒传》塑造的主要人物就那么几个，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物都塑造得栩栩如生，这样就违反了创作规律。所以说书艺人就把《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列成几个“十回”，比如“鲁十回”说的是鲁智深，“武十回”说的是武松，“宋十回”说的是宋江，“卢十回”说卢俊义，“林十回”说林冲，主要人物在这十回里贯穿始终，并且故事性很强。《水浒传》的故事结构通常都是一个人物出现钩挂着另一个人物的出现，将这些“十回”钩挂在一起，再加一些小人物，就形成了主体故事。所以在水浒中只要把其中几个人物说活了，观众就会认同。把108个人都说活了不可能，没那么大篇幅，也没那么多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水浒传》的时候，和以前民间的故事、评书或其他曲艺作品相比花较大工夫刻画的人物有哪些？

　　田连元：对《水浒传》整部书我都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因为它是名著，名著不能给说砸了，得说出点味道来。所以我对每个人物的性格发展走向都是认真反复地琢磨过的，像林冲、鲁智深等，甚至高俅的发迹，虽然是个反面人物，但很有特点，能够说明宋王朝衰败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此外对宋江我也是下工夫想过的，宋江这个人物有可塑性，有开阔的余地。原作并没有把他写满，这就留下了丰富的空间。像武松或鲁智深这样的人物从性格上就不能有什么改变，因为原作的描写已经在群众心里扎了根了。如果离开了原作中的性格，群众会不承认，也违背了原作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原作中某些人物性格写得并不丰满，说书为了吸引听众，一方面在于情节上吸引听众，另外可能需要加重些人物在性格、心理上的细节刻画，听众就会觉得过瘾，这方面你是怎么处理的？

　　田连元：就《水浒传》这个作品而言，很多章节已经不存在艺术悬念了。比如说“武松打虎”，谁都知道武松把它打死了，你要说老虎把武松吃了，那就是瞎编了，听众也不承认。但是听众为什么还喜欢听“武松打虎”呢？过去讲“听书听扣子”，说的是所谓的悬念。其实到一定时候故事就不存在“扣子”了，光靠“扣子”吸引观众是说书艺术的低级阶段，真正要把书说好，还是得说人物。文学是写人的，说书也是说人的。把人说透，才会唤起听众对你的关注，关注人物的命运，关注人物在什么环境下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水浒传》中很多人物出现时都需要说书艺人通过细节的描述对人物进行情感表达，在这一点上，说书要比小说，甚至比京剧都要更细腻。京剧有唱腔可以弥补，但它对故事情节的交代也比较粗略。

　　中国的艺术都是写意、白描的。中国小说不像外国小说，会有大段的心理描写。它甚至会只描出一个表象，让读者自己去推测人物的内里是怎样的，但是说书需要加入内心描述，并且要加得恰到好处，像外国小说那样一写好几篇，也会没人听。所以要恰到好处、画龙点睛，更重要的是还要在其中加入演员本身对故事情节的评述，这样才能点出听众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效果。在这一点上是说书相比其他艺术形式而言需要更下工夫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当年重点刻画的那些人物中，哪些人物处理得比较好？

　　田连元：比如史进见了鲁智深，俩人在道上碰见打虎将李忠在卖膏药。原文中三言两语就过去了，而我在“李忠卖膏药”这段中加了一大段江湖话：膏药，大伙都见过，药店里大街上能买到，而我这膏药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膏药叫虎骨追风万能膏。为什么叫万能膏？因为是虎骨做的。虎骨，用老虎的骨头，我们家叫打虎将，打虎不是说把老虎拿过来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们家打虎啊，靠的是挖坑、下夹子、下套子、下网子。捉了老虎后都做了膏药？那不成，还不能都用，用哪儿呢？脊椎骨咱不用，腿骨不用，尾巴骨也不用，牙不用，用的是三横一竖王字后面那个骨头，那叫天灵骨，又叫虎王骨。接着就讲述这个膏药，这是一大段词。这段词就完全像是江湖上卖膏药人的样子。这样讲到最后，不但有种幽默感、笑料，而且他的身世、职业、特点，也都刻画出来了。

　　再比如说林冲，火烧草料场。林冲在酒馆里面挑着葫芦喝酒，外面下着大雪，在林冲喝酒时，心里有一番感想。天气会对人的心情产生影响，唐朝有个张打油，写了首《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他带着种幽默感，你听了觉得可笑。再有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两顾不遇，出门碰上大雪：“一天风雪访贤良，不遇空回意感伤。冻合溪桥山石滑，寒侵鞍马路途长。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纷纷柳絮狂。回首停鞭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这是刘玄德访贤不遇的惆怅心情。而今天，对于林冲而言，雪是愁雪，我是这么说的：“愁云密布天无缝，漫天白花飘飘扬扬，如柳絮如绒，摇摇晃晃，落得山川原野白茫茫。雪也茫茫，人也茫茫。关山千里不还乡，一壶热酒满腹惆怅，英雄气短怨满腔，荒村酒肆空荡荡，盛不下情感上的凄凉，心底里的悲伤。”从张打油的诗，到刘玄德的诗，最后引到林冲此时此刻的心情，听众一听就觉得恰好能表现出此时林冲悲愤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说《水浒传》有没有遇到一些处理起来比较头疼的人物？

　　田连元：这取决于演播者本身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事不是觉得头疼，而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照搬，今天的听众会有很多十分不理解的地方。比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武松和武大郎这三个人的戏。在《水浒传》中的女人都是淫妇荡妇，像潘金莲和潘巧云，但我认为说书既不能完全按照原文说，又不能背离原意。比如有人说潘金莲是反封建的先锋，这就不合理、不可信。因为作为宋朝的底层社会的妇女，她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但要说她是纯牌的淫妇荡妇，又觉得这个人物除了可恨，没什么可琢磨之处。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的体会是应该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能说她天生淫荡，也不能说她就是反封建的先驱者，这就是封建社会。

　　武大郎对武松而言犹如父亲。武松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是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卖炊饼，走百家，串万户，吃百家奶把武松拉扯大的。武松惹了祸以后，上少林寺学艺，武大郎为了他差点摊了官司，后来就成了在清河县卖炊饼的。潘金莲恰巧是清河县潘大户的侍女，从小买来，长大了很漂亮。大户对她心存邪念，潘金莲没答应。尤其潘员外的媳妇是个醋坛子，看得紧，潘员外自己没得逞，就认为是因为潘金莲不从。他恨她，你不允我片刻之欢，我就让你受罪一生。所以他把潘金莲就嫁给了清河县最丑的、最没能耐的武大郎。由于大伙的干扰，武大郎在清河县待不下去，最后搬到了阳谷县，搬到阳谷县之后潘金莲就见到了武松。

　　潘金莲最初嫁武大的时候，入洞房一看是这么一个人，也曾经哭过，曾经想走，武大没有留她，说你上哪儿去我送你去，我知道我不配你，你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但是潘金莲既想走，又觉得走了不好办，想着武大的确是个老实忠厚的人，所以潘金莲最后就认了命了。当她见到武松的时候，她对英姿飒爽的打虎英雄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也是情理之内的事情。而武松练武，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且不说习武之人要重信义，更重要的是他将兄长武大郎视为父亲，决不能对嫂嫂有什么不恭的行为，所以武松拒绝也是合理的。在这之中，倒霉之处在于碰到了王婆和西门庆。西门庆是当地的一个大款，又是个色鬼，偶然看到了潘金莲漂亮，就通过王婆把潘金莲吸引过去。潘金莲的上当是一步一步被这两个人设计的圈套勾引上来的，等于是一步步上了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最后武大捉奸，西门庆一脚又把他踹成那样，武大郎病危，武松到日子要回来了，这时候西门庆和王婆共同设计，要把武大毒死，而且让潘金莲协助。

　　这样一来，故事从发展的轨迹来讲就是比较合理的，潘金莲并不是要主动毒死武大，而是听王婆说武大不死，武松回来了自己跑不了。在那个社会，这就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没办法，西门庆拿的毒药，王婆帮着潘金莲把武大给毒死了。潘金莲在矛盾的心情中毒死了武大，毒死武大就意味着她必须得跟着贼船走到底了。王婆掌舵，西门庆摇的橹，潘金莲跟着坐在船上，于是就走上了罪恶的深渊。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底层妇女，她的命运并不是她自己说了算，是那个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逼迫她走上了这么一条路。所以最后我把这个故事处理成这样，我觉得这样较为合理。再有中国人习惯的是“男权”，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女人就只能从一而终，保持贞洁，这是社会上对妇女的不公平。当然潘金莲本人的不检点也存在，但是不能归罪到她一个人身上，不能说是她一个人的罪恶。

　　三联生活周刊：说书所讲的事理是一种能被大众接受的价值观。但《水浒传》和今天的价值观和判断之间是不相符的，比如滥杀无辜、不尊重女性，这可能是作品本身存在的缺陷。你在说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些内容的？

　　田连元：我想施耐庵在写《水浒传》之时肯定是听说书人讲了很多水浒故事。在元朝和明朝，说书人在底层市井之中讲故事讲究的是热闹，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里面都得有爱情是一样的。他看到杀人时没有想到该不该杀，杀人对这英雄人物有没有影响和损害，没想那么多。你看李逵，他说杀人就杀人。

　　我在说《水浒传》的过程中，会尽量希望找到合理性。比如武松杀人和李逵杀人就不会一样，武松是有头脑的人，做事情比较冷静。他狮子楼杀西门庆，是因为西门庆和县官是把兄弟，为了给哥哥报仇才走向的极端，才触犯法律，他是懂这个的。正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张都监用一个圈套栽赃陷害，把他绕进去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杀回了督监府，在武松的心里可能张都监府里面都是坏人，但我在说“血溅鸳鸯楼”的时候就没有像原作那样说他就逮谁杀谁，他杀的顶多是蒋门神、张都监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杀人。像这样的改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它体现了故事的合理性，更符合人物的个性。再比如林冲就不能随便杀人，林冲劫路的时候一听这人有什么难处就下不了手，这才符合人物性格。

　　从传统理论上讲，中国的道德观念和标准是有总体规范的。中国总体上传承的还是儒家思想，人们在生活中也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接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中国观众乐意在故事中去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当正义惩办邪恶合情顺理时，他才会觉得爱听、有意思，如果超出合情顺理的范围了，即使是正义惩办邪恶，他也不会接受。我觉得这是中国观众的心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说《水浒传》的时候，改动最大的地方有哪些呢？

　　田连元：像潘金莲、武松和武大郎这段故事我的改动就比较多，还有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当和尚“醉打山门”那段，我也觉得应该改动得更具合理性。你不能说鲁智深到了那儿就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疯了，这样是不合理的。类似这样的地方我都做了改动。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没有吸收借鉴其他表演艺术家表演的水浒作品？

　　田连元：我都听过，比如山东快书《武松传》我从小就听过，里边有一种韵味，同时也强调演出效果，用词比较夸张。南方的评话我没有去现场听，但是相关的书籍我都看过。比如扬州评话王少堂，王老先生是说水浒的大家，他早先就出过书《武松》，光《武松》就出了厚厚的两本，有很多内容。但我也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说法，南方的水浒比较细腻，但是又要考虑今天观众的接受心态，选择性地采用。比如武松替他哥哥报仇那段，王少堂加了一段“康文辩罪”，这段其实是来源于王先生自己曾经蒙受冤屈进过监狱，他把自己那时深刻的感受讲出来了，写了很大的篇幅。但我说的时候一是没有王先生的经历，再有加了这段之后就觉得与主题游离，徒生枝节了。但他们的作品我都看过，方方面面看了不少东西。南方和北方的评书在风格上不太一样，北方的比较粗犷，南方的比较细腻。从手法上讲，我认为应该删繁就简，领异标新，粗细得当，把分寸把握好。■(实习生马雯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