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中“谜样的人生”—— 读《张申府访谈录》

这是关于一本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的读书笔记。该书的作者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威斯里仁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教授，致力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中文译者李绍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原著题为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本书的主角张申府，又名张菘年或张嵩年，1893年出生于河北献县，1986年去世于北京，享年93岁。张申府的一生色彩斑斓、跌宕起伏，是一位张扬个性、快意恩仇的性情中人，在他的性格和行为中也随处可见矛盾和分裂之处。

他来自旧式书香仕宦家庭，父亲张濂是前清进士，官至翰林。兄弟三人中，他为长兄，二弟张崇年是一位物理学家，幼弟张岱年生前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他幼时饱受国学教育滋养，后接受西式教育，1909年入顺天高等学堂（当时北京的一所新式中学），精通多门外语。

他是活跃的革命者，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之一，中共建党早期的见证人，而且深以此为得意，但是因为与党内成员意见不和，他于1925年退党。他曾经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但是在1948年被开除民盟。在政治上，他不迁就苟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宁折不弯”，但是曾经受到过他的“提拔”的党内要人周恩来（他与周恩来在柏林过从甚密，是周的入党介绍人）和彭真却帮助他规避了最糟糕的迫害。1949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将政治上无比沮丧的张申府安排到北京图书馆，便是出于对他进行保护的考虑——那是一个没有太多直接的人与人思想交锋、却能整天与各种书籍为伍的地方。

在学术上，他是介绍罗素用力最勤的人。他曾经绞尽脑汁要把罗素的思想用清晰日常的文字表达出来，仅在1920年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张申府就翻译了罗素十篇文字。1926年后则更加系统地钻研罗素的科学与社会思想，并将罗素对他的影响写进时文评论之中。他对数理逻辑这一曲高和寡的领域痴迷，在柏林停留期间，他景仰当时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界泰斗、数理逻辑家希伯德（David Hilbert）教授，是否曾经与之过从讨论，则在他自己的回忆中也说法不一。二十年代，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称为“三绝”，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趋向绝顶的东西”。他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所作的贡献，也得到同辈学者如梁漱溟等人的认可。他是幼弟张岱年进入马克思主义和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引路人，但是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所获得的名声和尊荣都无法与张岱年同日而语。他殚精竭虑，要把罗素和孔子揉合到一起，1930年完成第一部哲学著作《所思》，在序言中他指出自己关注的两个主题是“仁”和“科学法”（第140页）。张申府自称吃亏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但是不能说他懒于著述，据郭一曲统计，他的论著目录，连同译文和文集在内共有484种之多。三十年代，他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学生们对他的崇拜让他感到很受用；1949年后他在北京图书馆的外文文献部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甚至也不了解他曾经有过的辉煌经历，他似乎也不在意。他曾经秉承父母意志，在家乡娶过二个妻子，但是在1922-1948年间与刘清扬，一位来自天津的革命女子、共产党员，过了二十多年的实际婚姻生活，而在这段期间，张申府也还有过若干情人。

张申府是个做人、做事风格独特的人。我们有可能去勾勒评价张申府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人生吗？刘钝，一位从事数学史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者，曾经这样写到：“掩卷良久，主人公的形象还是一再顽强地浮现在我眼前：论思想的深邃和信仰的坚定他无法同李大钊相比，论处事的机敏和意志的坚韧他同周恩来差之千里，论为学的专一执著他不如梁漱溟，就是在他自视独步的罗素研究领域——要论起数理逻辑这样的专门知识他也比不上金岳霖。”（刘钝：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见《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2004），第107-125页，此处引文见第124页）张申府自己也并不讳言自身的“弱点”，在文革期间写就的长达三十三页的交代材料里，他承认自己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而在面对舒衡哲总结自己的人生时，他给这三项自认为终生追求的爱好一个新的顺序：书本、女人和名誉（第19-20页）。在舒衡哲的眼里，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生、一位多才多思、虽至高龄却思路敏捷记忆超群的人；他率真性情无所避讳，赤裸裸谈他关于性爱自由的观点，甚至让访谈者感到几分尴尬；他笑声中透着义气豪情，而实际中的他也是这样对待朋友，当旧日朋友落难成为阶级敌人、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依然嘘寒问暖尽朋友之谊；他有时候也会让人心生反感，他充满了矛盾和分裂，他自视甚高，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要流露出自负和吹嘘。但是，舒衡哲在她的访谈录结尾一章，篇题引用了英国诗人济慈句子：“不曾分裂的事物，就不能称之为独特或完整”（第249页）。她对张申府这“谜样的生命”的尊崇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与张申府的人生同样引人入胜的是这本口述史著作及其作者舒衡哲。舒衡哲是犹太裔匈牙利人，1947年出生并长大于罗马尼亚，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研究。她本人是历史学家，也是诗人。她与张申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通过有关方面的官方安排在北京图书馆的会客室采访张申府，搜集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张申府的人生经历引发她的好奇之心，令她产生了去拜访张申府在王府仓胡同的住宅并请他细述人生的愿望，而张申府也乐于有人倾听他的故事。直到1989年，在张申府去世三年以后，舒衡哲才开始动手写作本书——整整二十年的酝酿时间。

这二十年的时间，也是口述史研究范式几经转变的时期。毫无疑问，个人历史讲述中包含的信息添补着其它文献中留出的空白，是难得的“客观的”的资料。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关于记忆与主体性的思考开始丰富实证主义的口述史范式。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对个人来说，对自己人生的讲述是一个人理解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的一种方式，口述史也是“寻求认同感”的尝试，它展现的是个人生活史与历史涌动之结合点，通过揭示个人经验与其社会背景的关联，口述史被当作理解社会进程的强有力的工具。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历史学者开始警醒地注意到，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互动性直接作用于材料的搜集、分析的过程和结果，采访者“与自身主体性的客观关系”是需要关注和反思的问题。（关于口述史范式转变参见Alistair Thomson: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i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4, Issue 1, pp.49-70.）

舒衡哲的这本《张申府访谈录》，绝不是简单地将录音带转换成文字的那种粗活，而是作者精心打造的细致精品。张申府这“谜样的生命”是在各种不同层面构造口述史的绝佳对象，上述史学界关于口述史的范式转换的思考，都体现在作者舒衡哲的行文和章节的组织之中。

像张申府这样的年纪和经历的人，他的讲述在提供历史研究的材料，即实证意义上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比如，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时评，呼吁国共双方秉持理性，维护和平停止内战。当时共军方面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已经攻克锦州，拿下长春，解放军挥师南下已成破竹之势。张申府自然因为这篇文章结怨于中共，尤其是里面有“戮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这样的句子，以至于张申府因此被开除民盟，刘清扬发表公开声明，断绝与张申府的一切公私关系。这是张申府一生中大伤痛，与舒衡哲的谈话中，张申府透露出写这文章之后的非政治性动机，一是因为储安平的名气，能被他以高薪约稿是很荣耀的事情，他无法拒绝；二是因为3000元的稿费交稿时立即兑现，而当时重庆的教授们缺钱断炊，稿费收入是一笔非常有吸引力的小财富。估计这样的细节，如果不出自张申府之口，外人是万难知晓其中底里的，正如舒衡哲所言，“张透露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第219-220页）。

但是舒衡哲要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里涉及到的内容，是无法代替客观的正史叙述的。她没有完全采用以线性时间作为叙述依托的写法：既不以张申府的经历为线索，也不以她的采访时间为序。她打破了编年性质的叙述框架，将时间打碎，营造出一种在时空中穿行的特殊效果。而张申府讲述人生的强烈愿望与他长期几乎被彻底遗忘的事实不无关系：他在以这样的方式强调自己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谈到他私底下关心的人和事，特别是关于罗素、刘清扬和数理逻辑他就特别兴奋，他也乐于谈到毛泽东曾经在他的属下工作，曾经被他要求重新再写一叠图书卡片的情况，他也乐于转述“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这样的句子。他毫无羞赧地自称为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也胶着于“脱党”还是“退党”的用词上，他要坚持他是“退党”，因为这和他做人的准则有关，他是“宁折不弯”，而周恩来则是“宁弯不折”……在类似的节点上，舒衡哲都通过她的文章安排让读者知道，这是张申府的自我感知、一家之言，而舒衡哲为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会沿着张申府提供的线索去查询更多的历史资料，访问相关的人，那些人会有另外的看法。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舒衡哲也点到为止，毕竟这本书的目标不是给张申府作客观的历史评价，而是他的访谈录。

无论对舒衡哲还是张申府来说，这些访谈都是在打开他们各自的一扇扇记忆之门：在导言里，舒衡哲就提到她自己的父亲与张申府的类似之处：同样都经历过战争和革命，同样是幸存者，同样都是追求感官享受的人，尤其是对女性和生活品位方面。他们都同样“珍视回忆，虽然时局令他们不得不忘记”（第3页）。舒衡哲的叙述中，勾勒张申府的人生轨迹，复述张的话语，但是同时写进去自己的观察和评论，非常巧妙地揉进当时的环境、天气、心情等因素，比如“1981年6月10日早晨的阳光，穿过到处飞扬的尘土，落在王府仓胡同上。毛泽东于1976年的逝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张申府的房子正在修缮……。张申府竟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重生。在桌边，从阴影中张申府唤起另外一个旧世界。这是他80年前的世界，那时没有汽车，没有起重机，没有50层高的酒店。他用调皮的眼神搜索过去……”（第23页）。在这样诗意性的描写之余，舒衡哲也不吝于直白的表述：“张申府言语中的自大已是司空见惯的了，然而每一次他面不改色用最好的字眼形容自己时，我都不免为之愕然。他的人生历程使人怀疑他对哲学的投入是否这样坚定。”（第170页）处处表明，舒衡哲在借助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判断去解读另外一个人生。是否这样的尝试也是徒劳？舒衡哲这样写道：

“大量的互不关联的细节，使我无法把它们归纳为一条故事的主线。这些谈话，像张申府被历史割裂了的生命一样，没有一个中心。我所能做的，便是在标志着张申府一生的各点中，集合零碎的篇章。张的一生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边缘度过的一生，是在公开历史遗忘册中救回的一生。这一生最后在谈笑中与人分享。”（第22页）

记忆是我们思考的多重性工具，也是我们思考的前提。惟其如此，历史学才有可能被理解为文化记忆的一部份——德国的口述史学者路茨·尼特哈默（Lutz Niethammer）这样理解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学的关系。借助于佛洛伊德的术语，尼特哈默用历史学中的“意识”指那些在社会得以流传下来的、写进官方史书和教科书中的历史论点、象征、编年等材料，而历史学中的“前意识”则指那些还没有被前者考虑进去的材料、那些流传下来了但是还没有被阅读的材料。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从来都是批评性的，它的手段是通过挖掘和动用那些已经存在但还没有被阅读的“前意识”的材料，对主导性的、通行的历史说法进行挑战、批评、修正或者证实，最后一项虽然缺少悬念，但也必不可少。

这个意义上的“历史研究”需要动员起经院史学以外的很多力量，去记录和保存散落在民间、在个体人生中的星星点点资料。实际上，也有很多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是口述史中的一个范例，它让人看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它也把口述史的作用从单纯的实证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