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大研镇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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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了丽江的大研镇。十年后，我写下这些东西。现在这些思想的经验依据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今天早上重读，感觉是散佚在中世纪羊皮书上的一些片段。）
　　　　　　　　　
　　
　　 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间沉思，在威尼斯和希腊沉思，在博尔赫斯或里尔克之间沉思，这种沉思制造的文字，在西方的图书馆里已经汗牛充栋，令思想窒息，如果它是与人类的脑垂体相连接着的话。在我们这里，这种沉思已经成了“沉思”这个词的内容。一个声称他正在沉思的人，也就是打开了一个罗马或法兰克福的思想库的人。沉思属于大理石和废墟，属于图书馆。
　　 大研镇与沉思有何关系，小镇、炊烟、土木建筑，流水，豆腐作坊，铜器铺，马致远的诗歌，思想史在此地无踪无迹。一种庸常生活的载体，何以一夜之间名扬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下了什么？一个罗马？不，就在十年前，人们还看着这个手工建造的小城不顺眼，落后、简陋、旧社会的标志，马塞克式的现代化的眼中钉，已经准备了推土机和水泥。
　　 这个世纪的思想来自西方。中文几乎已经成了没有思想的文字，它只是用来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翻译的。沉思一词给人的感觉肯定是罗丹的沉思者，而不是与学生们咏而归的孔子。这个世纪恐怕也没有安排给思想以沉思的时间。沉思不能在时代的马背上进行，逝者如斯夫，它必然在时代的河流之外，但这个世纪有什么不被时代卷去的呢？
　　 如果你要在中文中思想，空间是在何处呢？知识必然有一个相对应的空间。有地才有图。知识的后面决不是图书馆。罗马，并不是一堆术语，而是一个在时间中具体着的从光明到黑暗，从黑暗到光明的空间运动，建筑活动、大理石、火山、毁灭、战争。即使对于考古学来说，那也首先是一大堆泥巴，几个世纪的挖掘，锄头和铲子。是罗马地方决定了关于罗马的知识，启发了二十世纪的知识考古学。我们时代的所谓知识的虚妄在于，人们以为知识只是一些纸上的语言资源，通过图书馆就可以共享。一个读者，读过卡夫卡作品的汉语译文，就开始模仿卡夫卡，他不知道，他可以模仿卡夫卡的知识，但他永远不能象卡夫卡那样创造，创造的神秘就在于它永远与布拉格城潮湿的天气和巷子里的尿臊味有关。而仅仅是这一点，与具体的空间相联系的的创造，才是写作的惟一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诗歌回到李白苏轼们的时代，因为与那种知识相联系的空间消失了。对于李白，我们只能是读者。
　　　　我们是否还有思想之乡？例如但丁的桥，歌德的魏玛？故宫也许是中国最适于沉思的建筑。那些不朽的栋梁和圆顶是为伟大的思想建造的。但贝雅特丽奇永远不会从刻着龙的桥上经过，那是太监们的桥。故宫只适于皇帝之类的思想家，如果他具有马可•奥勒留那样的脑袋的话。
　　 《罗马沉思录》，他或他之前的人们所说的，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想和做的 “无论做什么，不要心存勉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热情冲动。不要故作聪明，不要假冒风雅，除非必要切勿议论，……”已经不需要说什么，只要照做就行，但一直说个没完没了，把说过的再说一遍。所以你们不要表白什么心灵的激动、新的神圣或深刻的开始，上帝忍不住要发笑了。
　　如果我要在中文中思想，那么我必须返回我的思想之地，思想要有一块地。在那里没有思想，只是故乡，只是桥和流水。当你沉思之际，上帝并不会发笑，因为他不知道你将要想些什么，一切从头开始。上帝在以色列那边长大，他从未见过大研镇。
　　 思，田，心，有地才有心。思，容也。容，“屋与谷皆所盛受也”（许慎）。在汉语中，思是容，是盛。不是某物被思。不是被动、祈使。思是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被思。汉语的思与罗马的思不同，“应该随时随地进行这样的思考：认真地思索宇宙的本性和我的本性，连同这二者的关系；思索宇宙整体及它其中一分子的责任……”（马可•奥勒留《罗马沉思录》）。在汉语中，思与被思者并不是分开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思是一种状态，一个场。被思的东西并不存在。
　　所以“在大研镇思”是做作的，这是我的被抛性，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在一个做作的时代装模作样的思。我思非我在，不在乃思。
　　 已经沉思过了，所以上帝发笑。但大研镇从未被沉思过，因为我们以为，沉思应该发生在大理石和废墟之间。沉思是戏剧化的，自我圣化。
　　 我来了，我劳动过，我体验过，我离开。我从不思考。生活的意义不言自明，我从不思考。当我学着罗丹的思想者那样用拳头托着下巴的时候，我是在演戏，我是局外人。如果有人在大研镇的鸭蛋桥边搞一个拳头托着下巴的思想者雕塑，那么简直是太可笑了。
　　 思想并不是某种盛在容器里的东西等待着被索取的东西。
　　 罗丹的“思想者”看上去，似乎思想是一个悬在脑袋上的容器。但它确实暗示了西方对于思想的理解。从这种思想的角度，那么大研镇是没有思想的。
　　 从罗丹的思想者的那个脑垂体出发，你永远找不到大研镇。大研镇没有思想么？
　　 大研镇从不思考大研镇。“永远要关住这点：记住你是人，而且是罗马人。让你的任何行动都完美完成，且始终怀着敬重人道、自由和正义而行动。”（马可•奥勒留《罗马沉思录》）不，这不是大研镇，而是罗马。它们在今日都是世界上不朽的城市，但它们的起源是多么不同啊！
　　 它不是歌德或但丁之城。它是为过日子而不是为思想建造的。它的思想对于我们习惯的“思想”一词是不可思议的。
　　 大研镇的思想是在大地之上，思想与大地没有分裂，所以你看不出虚悬于形而上中的思想。大研镇的思想就是它的生活、日子，它是存在着的，不是某种被思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对象。它栖居在它的思想中。
　　旅游者进入不了大研镇，也不能思考它，他永远不明白大研镇何以“永恒”，它“遗产”了什么，因为大研镇是他的对象，他的容器里的原料之一。
　　 石板的街道，在月光下发出清冷的光辉，石头之光，在千年的打磨后，敞开了。石头是有光的。没有路灯，人们信任黑暗，这是他们一成不变的故乡。对于某些居民来说，他们甚至知道每一根木料的出处。大地为他们提供建筑。他们建造了，住下来。只有旅游者会感到不安全，陌生、迷宫，纽约的地下铁。在黑暗中穿行，巷道犹如子宫。墙壁散发出发霉的土壤和木质的味道，有气味的墙，与大地牢牢地联结着。这城市经历了上百次地震。不知道道路通向哪里，只有居民知道，他们不需要眼睛。朦胧中感觉到有小山缓慢地移动过来，到了旁边，才看出是一位背着巨大的一捆什么的老妇人。转过另一个弯，忽然看见月亮正在前面的天空，犹如刚从水里升起来。再走，月亮消失了，再转一个弯，发现它又漂在前面的溪流之上。一个女人站在流水中，洗脚。你以为道路的方向已经是朝南，但走着走着，月亮又出现了，似乎有无数的月亮，在各个方向。
　　　　进入一个深宅，大门被推开，发出门栓在木臼里被旋转的声音。有音乐家曾用这种声音做出音乐。这声音使进人，入门，具有了一种仪式感。庄严，神秘，侵入。跨过齐膝高的门坎，在古代你必然还要有一个掀起衣袍的动作，一步一步地走进去，步伐与在街道上的随心所欲已经显然不同。尊重。紧张。收敛。在漆黑一片中，转过照壁，感觉到了天井，看见了星星，依然不见灯光，忽然某个门吱哑一声开了一条缝，有人说，这边来。进了屋，看出是这家的厨房，一家人正坐在矮凳子上，围着一桌晚餐，象是十六世纪的某日。必然邀请你一同享用。已经拿出小凳子，让你坐在一旁；抽水烟筒的，已经把烟筒递过来；已经有妇人在黑暗中为你斟酒。这一切已经完成，你进入他们的餐桌，他们都没有问起你是谁。
　　门是一种仪式。尊严。一个小世界的确立。门意味着由家族统治的秩序和等级的建立，小型的国家。门是文明的产物。门是世界是最深刻的词之一，它的含义是没有边界的。
　　　“这一幕发生在皇室会议厅。大厅的门很厚重。（被斯大林及其盟友在政治局会议羞辱之后的）托洛茨基朝门跑过去，使尽全力去拉门，但门很慢很慢才打开。有些门是无法砰然作响的。但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又使尽全力去关门。遗憾的是，门仍然只能慢慢地关上，就象它打开时那样。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突变的戏剧性姿态，而是一位可悲的无助的人物与大门的格斗……”（《被解除武装的先知（１９２１－１９２９）１２３页》
　　 在古代摩些语中，并没有汉语“门”这个词的概念。纳西东巴文字的门写作“　”，这个门是敞开的，只是表明一个界线，而不意味着护照。门里面的世界和门外面的世界是相通的。纳西人其实是没有门的民族，他们的家只是栖居，容，“屋与谷皆所盛受也”。他们的世界不是在门后面，而是在大地之上。因此，大研镇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它与大地之间没有城门的关系。无数的道路从大地上开始，通往大研镇，不设防的城，如果罗马人来了，他们会不知所措。敞开的，街道并没有在城墙附近终止，而是回到了大地之上。
　　街道通到玉米地或者短松岗之上。通到河流之中。道路并不条条通向罗马。
　　 门是虚设的。对另一类文明的阳奉阴违。１８世纪，政府曾经下令修筑城墙，但后来倒塌了，就再也没有修复。最后政府甚至同意大研镇免去了城墙。即使在今天，你依然可以随便进入某个门，受到主人朴素地欢迎。他们立即就为你奉上茶水，并邀请你留下来吃饭，也许在他们的经验中，异乡人总是饥肠辘辘的吧。怀疑还没有彻底地进入大研镇。在古代摩些语中，盗窃、谋杀之类的词并不存在。而对于我们，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我担心的是那些旅游者，他们必将为此地带来怀疑，而最先被怀疑的也必将是旅游者。
　　 纳西人的古代，对于我们不会超过五十年。
　　 时代，乃是以进化论为世界观的文明的产物。１９６６年的建筑史不会记载大研镇，因为从那个时代的观点看来，大研镇是落后、腐朽和反动的。旧时代的建筑史也不会记载大研镇，因为它司空见惯，只不过是很日常的“容纳“，并非云南古代建筑风格的精华，不是名邦巨阜，遥远的边地小城。
　　它的不同凡响，仅仅是“原在”。当一切都在动，在变的时候，不动者乃是真正的变，它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的娇娇者。
　　 缓慢的城，藐视时间，或者说，它创造了自己的时间，因此在某种千篇一律从０向着２４机械地运动的时间看来，它的时间简直是缓慢得不可思议，象自然一样缺少外在的变化。几百年如一日，犹如死亡。
　　　　大研镇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建筑、语言。但这种影响并没有彻底改变它。许多影响最终形同虚设，只是形式而已。在暗中，大研镇依旧我行我素。它今天依然是一个双语制的城市，汉文化在表面是强势文化，但汉语从来就没有彻底进入过纳西人的日常生活。在大研镇，汉语只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发生影响，革命之类的词汇在古代的磨些语中并不存在。而现代在磨些语中并未开始，它是以汉语来描述的。现代在大研镇，只属于掌握了汉语的人，而这些人主要是造反者和官僚。人们在公共场合接受汉语的改造，用汉语进行革命、阶级斗争、批判、开会、行政、紧跟时代……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汉语。俄国人顾彼得发现：“绝大多数纳西人都会讲点汉语，可是直到我离开丽江时，他们都听不懂我的厨师（老王）在讲些什么。然而他毫不气馁，他说了又说。他滔滔不绝，尖声叫喊，以至当我从城里转回时，我能在小山顶上听到他的声音。他只是通过冗长不堪的传统京剧《西游记》，对西部地区有一知半解。当我们在这所闹鬼的房子里安家落户的时候，他非常不高兴，听到一点嘈杂声就吓得发抖，期待有一天会被两个恶鬼扼死。晚上睡觉时，他在每个房间角落插上燃烧的香柱。相貌威严、身穿兽皮的山地人，来回于四方街，把他吓出一声冷汗。”《被遗忘的王国》这可以说是汉语在大研镇的境遇，三十年前的亲历，今天可以作为寓言。在私下，古代的神灵世界、传统继续居住在磨些语中。人们在汉语中理解革命和现代，却在磨些语中接受鬼使神差、感受七情六欲、从事吃喝玩乐、婚嫁娱乐、生老病死。
　　 神出鬼没的城。苍老的城。与幽灵同在的城。可以感觉到，人们在畏惧着什么，还有看不见的住在这里，有什么在你后面，使你不能随心所欲。有许多古老的房屋，无数死过人的房间，故事、记忆、一代一代人在这些房间中死去。厢房、阁楼、秘室、后院、水井、花台、通往黑暗顶楼的楼梯。
　　我们住在没有死亡、没有幽灵的城市里。我们的新家具充满油漆的气味。鬼神之辈是进入不了水泥和电脑网络的。我们战胜了死亡？我们为什么要战胜死亡？在大研镇，死亡的事物存在着。与云南省那些似乎是根据同一份图纸建造的、正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一条为高速行车而开辟康庄大道，穿城而过，把城象切蛋糕那样分成两半，然后在大路两边镶上那种一目了然的铝合金卷帘门，一直伸到郊区”的新城相比，建造得象蜘蛛网一样的大研镇不是一个死亡之城么？难道是死亡令它获得了永生？
　　 其实某种未来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遥远，只要揿一下某个键就行。
　　 遥远的是大研镇。它比我们能够抵达的更遥远。
　　 我看到一些老人跳的东巴舞。我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虽然有那么多学者写的书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解释。这肯定不仅仅是知识，它必然来自某种时间和空间，来自鼻子可以嗅出的某种气味。我不明白它的含义，但我还是可以感到恐惧，我害怕这些舞蹈，它令我害怕，而在我的文化中，我已经被教导成无所畏惧的。害怕是可耻的。但在这里，害怕却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世界依然有着唤起我们的恐惧之心的东西，世界重新具有了神秘感。
　　 恐惧感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神性之一。它不仅存在于周围的世界，也是人们创造的目的。艺术活动，有时候是为了创造恐惧和不可知的世界而进行的。
　　　　在世界上，恐怕只有西藏充满了这种害怕。不仅是在神庙中，也在大地上。我津津乐道的所谓恐惧其实是一种知识，关于悲剧的虚荣心。但在丽江的某些时刻，我的害怕是真的。那日在东巴文化研究所，看一位八十岁的白发老东巴写东巴文字，我确实感到后心寒冷，周身发麻。那些奇怪的文字仿佛幽灵的肢体，我看见它们诡秘地笑着，张开细细的脚，在纸上跳舞。
　　 丽江距离西藏并不远，只是几座山的距离。高山，其雄伟壮丽与西藏的高山属于同一种族。
　　 众水之源的来自西藏，在云南发出声音。
　　 云南是一片朴素的高原。由于大地过于丰饶，所以人民甘于朴素。越过南方再向南方，云南在一切云之南。那一日，我正年青，强健如安泰，我在昆明东面的小哨附近的群山中奔走，从早晨到中午到黄昏，直到在黑暗中穿过松树山岗回到农场。我青年时代充满雄心壮志，这雄心勃勃不是要征服什么，而是青春活力的游戏，我只是要越过一座座红色的山岗，追赶着巨大的乌云，在蓝天下面奔走。我放牧过乌云，但有好几次它们背叛了我，哗变成一场风暴，把我淋成了落汤鸡。云南的群山永远有一种魅力，在召唤你出发。每当看见远方天空底下，群山蓝色的边缘，我内心就不安起来，仿佛一头狼进入了我的心中。
　　那是遥远的年代，云南的大地上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安静，树叶落下，野兽们在里面眺望着我。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住在云南的群山中，我多次在红色的山地上遇见。一次在圭山与石林之间的丘陵地区，我遇见了她。另一次，在永宁附近的寺庙中，那里有一个温泉，她在风、阳光和岩石下面洗澡，旁边站着一只荒原上飞来的乌鸦。另一次在大研镇，她穿了汉族的服装，我没有认出来，但她的口音暴露了，她是一位隐身的女神。
　　 云南的大地上有三万个温泉，云南高原上流淌着三千条河流。热气蒸蒸，河流喧嚷，为女神而造的澡堂。有一日，我看见在澜沧江棕色的江水中有一群傣族少女洗澡，发髻一朵朵打开在大河上，她们低着头，河流仿佛孩子，抬起耳朵，倾听着她们。女神们对我说，下来哦。天国在那河流之中。她们在落日中提着桶，抱着木盆，走下河边的高地，在甘蔗地的根上消失了。
　　 在大研镇，摩些语是被用女神的口音很轻说出来的，窃窃私语，耳语、暗语。它完全没有普通话的洪亮。古老的磨些语是解构时代的魔咒。它是一条象无形的边境，坚守着纳西人在荒原上形成的对于人生世界的看法。
　　 磨些语是大研镇的沉默。
　　 黑暗的豹，古代的黄金之舌。具有花纹的语言。
　　 在１９世纪以前，有许多汉人成为该城的居民，但今天在籍贯一栏里，他们填写的是纳西族。他们的汉语也不如磨些语流利。他们被纳西人的神和日常生活而不是被武力同化了。
　　 女神统治的城。妇女是古代神灵的直接继承者。与罗马不同，这是一个女神之城，流水淙淙，穿过女人们正站在流水之中洗濯衣物的双腿。“李大妈是个老年妇女，身材挺直、雄伟而俊秀，鹰钩鼻上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不管在城里或是在村里，她都很受人尊敬。大家都认识她，她也认识大家。他丈夫高大英俊，从来不过问商店里的事。无论何时李大妈有事外出，他不得不接管家务时，他茫然不知所措，像个小孩似的不中用。李大妈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能力最勤劳的妇女之一，除了从早到晚主持商店事物外，她也管理存货的准备工作，包括一大堆土罐，里面装泡菜、腌黄瓜、泡梅子、桃子、桔子、和榅桲果酱，更不用说酒了。一切东西都是在二媳妇的帮助下制作的。如果人们遇见李大妈一大早背着沉重的一袋麦子或一篮梅子，从附近的村子回来，完全用不着惊讶。除了这一切家庭杂务外，还要每年冬季杀肥猪、腌火腿、猪头和腊肉。或为家里食用，或为出售。她有时诉苦说她太劳累了，但她同时说她六十三岁还能干活，感到很高兴”（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
　　 这就是女神。丽江女神，如今在大研镇依旧随处可见，但她们已经老了。
　　女神之城。女人们至今穿着古代传下来的服饰。无论是衣饰还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完全看不出时代对她们有过什么影响。时代可以改造的部分都被改造过了，幸存者乃是无法改造的。女人以及日夜不停地穿过大研镇的流水和月光。
　　 随时可以遇见她们背着手，缓慢地走在街上，那是主人在自己家园中走路的姿势。
　　 一个从来没有缠过小脚的城。
　　 男子们的服装随时代而变化，男子首先学会了汉语。女人则在磨些语的窃窃私语中决定着关于油盐柴米的一切。大研镇曾经差一点就被摧毁，改造成千篇一律的水泥之城，加入马塞克和白瓷砖的帝国。这一策划是男人们用生硬的汉语做出的。
　　 一个生活的城市。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古代生活的许多方面，祭祀、庆典、衣服、食物、生产方式。罗马是出土文物，巴黎是古代生活的空壳。但大研镇依然活着，它的世界依然是这一个世界。“一大早，几股由农民组成的人流从远处的村子出发，沿着五条大道，十点钟开始后不久，开始向丽江集中。街道上挤满了驮着柴禾的马匹，有的人背上背着木炭篮子，其它人背着蔬菜、鸡蛋和家禽。猪或者被捆起来，由两个男人用杠子扛着，或者由女人牵引着，她们一手拿着绳子，另一手拿着树枝条轻轻地催赶着。其它许多种货物或由人背，或由马驮。石头铺成的路上马蹄嘈杂，人声鼎沸。市场上的喧闹声很高，人群都拼命挤过去抢占四方街最好的位置。头天晚上人们就从普通的房屋里，或从周围商店拖出结实的货摊，成排地放在广场中央。妇女和姑娘们背来沉重的棉纱包，把布摊开在货架上。男子服饰用品、佐料和蔬菜各自摆成行。稍过中午，集市到了热火朝天的地步，人和牲口乱作一团。高大的藏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夺路先行，披着蘑菇状羊毛毡的普米族村民故意使篮子里的蔓箐叶一闪一闪的。仲家人穿着粗麻布衫和裤子，奇特的小辫子从修剪过的头上垂下来，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狭窄而粗糙的麻布条拖到地上。纳西族妇女狂乱地在任性的顾客后面追赶。许多奇怪的民族男女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货物和丽江城里的风流人物。‘来自南山的阿托里人，虽然只是穿着兽皮，却是高大英俊，精力充沛，眼睛炯炯有神。他们就象森林之神，从林间空地下来，在凡人中狂欢一场，他们克制不住地要吹笛子箫管，总是蹦蹦跳跳的’。大约在下午三点钟集市到达高潮，然后开始回落。”（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我在１９９４年依然见到上述场景的某些部分，但几年之后，这一切听起来已经越来越象是古代的事情了。
　　 顾彼得先生的俄语肯定对许多部分保持了沉默。因为俄语历史悠久，不仅记录着东正教，也记录了十月革命。但至少可以感觉到，俄语在大研镇变得朴实了。
　　 街天，赶街，是云南高原各民族最盛大的节日。在云南，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如何，到街子（集市）上去走一趟就知道了。在富裕的地区，一个街子，两三个小时还不能逛完。但在贫困地区，一个街子趟完还不要十分钟。街子是乡土云南永恒的节日。人们总是盼着街天到来，当这一天，所有人都拿出自己最得意的果实，男人女人孩子都穿上自己最好的最漂亮的衣服，仿佛世界的蝴蝶忽然在同一天变成了人类。在街天，每个人都是造物主。街子以颂歌的方式呈现着大地的状况。那些年代我在云南的一个又一个街子漫游，内心充满喜悦，那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令我喜悦，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大地的颂歌。
　　 丽江今天正在崇拜旅游。旅游的道路恰恰与古代的栖居相反。我担心丽江有朝一日会象罗马那样变成日常生活的空壳，没有入过土的出土文物。罗马失去了生活，但它留下了光荣。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栖居，而是英雄和神祇的象征。大研镇一旦失去了她的流水上的洗衣妇们弯着的腰，她的“第一流的，即清洁又有味道的腌菜和果酱，鲜嫩的火腿，象洛克伏特豆腐似的奶酪和令人垂唌的酸甜大蒜。”（顾彼得）失去了她的丽江粑粑、她的豆腐坊，面条坊、铜匠铺、她的炊烟……也就失去了她的女神，她的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她就失去了栖居。
　　 大研镇并不仅仅是建筑。如果从建筑的古代特色来看，那么云南还有许多更为辉煌的地方。例如建水民居、腾冲民居。那些画栋雕梁是怎样的美奂美仑啊！据说当年木匠们在建水，完全是大师待遇，雕刻中凿下来的木屑，用秤称过，就是薪水――黄金的重量。但建水只是建筑而已。大研镇却是栖居，生活。
　　　　一个缓慢的城市，它是为度过一生并传宗接代而建造的。人们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建造一所宅第，精雕细刻，就象建造大地自身一样。人们在永恒的意识中建造。一劳永逸，并不是为了离去、前进、更好的。在这城市外面没有一辆时代的列车等在那里，催促人们时间不多了，赶紧上路，否则没有座位。时代并不存在。人们相信他们在世界的开始之处，也在它结束的地方。这是一切的归宿，故乡、座位。人们在此意识中建造他们的城。
　　 在中国内地属于主流的文化，在云南被当作《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崇拜着，这种崇拜的结果是，令它丧失了它原本在主流文化中的日常性。它在日常生活属于另类的边缘文化中，成为表面的主流，它的下面并没有日常生活的根基。丽江的洞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证，是唐朝从内地传进来的。在那边，它原是司空见惯的，属于世俗人生的。它在内地失传了，却在东巴教的大研镇保存下来，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而在它的产地，人们对它的失传不足为惜。在五百年之后，这种音乐在内地已经无影无踪。它还象巡回演出的音乐会那样，是外来的音乐么？那些倾听纳西古乐的来自内地的耳朵，是在听他们的音乐么？毫无疑问，纳西古乐在这些耳朵里激起的只是好奇和陌生。被主流文化抛弃的东西，往往在边缘地带获得生还。甚至在边缘地带发展成局部地区的主流文化，获得日常性的基础。
　　
　　 在大研镇，纳西古乐的演奏者被人们视为通灵者，他们与古代的神灵交谈，报告生老病死，报告灾难与丰收，祈求宽恕与幸福。他们不是所谓的音乐家，具有特殊才能和地位的人，不是国家乐团的成员。我打听到，他们是教师、税务员、鞋匠、裁缝、马帮领队……他们演奏的不是记录在精装音乐史或者国家歌剧院里的所谓音乐。但他们中间坐着不为人知的巴赫。
　　　　汉语的文字崇拜到了这种程度，一切的建筑、音乐、饮食、服饰、甚至于日常生活都可以失传，只要留下文字和几册史书即可。我们不是对那种除了汉语，一切都焕然一新的城由衷地欣赏么？
　　对于我这种在“破旧立新”“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教育中长大的游客来说，纳西女人那么固执地穿着她们
　　
　　 在荒原上创造的服饰，确实是不可思议，她们必然坚信着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
　　 最初，汉语在丽江只有语言之一的地位，而没有普通话的地位。而在纳西人中，磨些语只是与本民族有关，并没有唯我独尊独尊的意识。在云南，语言的多元和平等是天然的。所有民族只用一种语言反而是不可思议的。顾彼得说，“洋人并不使纳西人敬畏，或激起他们的反感和仇恨。他们不被当作是白鬼子或是西方蛮子，他正象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一样，因而得到相应的对待，没有特殊的照顾或好奇感。这个人是好是坏。是小气或是大方，是富是穷，人们是凭他后来的行动和态度来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态度来对待他。也许这种无视部族特征的态度是由于这个广阔的地区居住着各种各样的部族。纳西族习惯与奇怪的部族相处，经常与他们混杂在一起。洋人不会讲纳西语或汉语，并不使他成为嘲笑的对象，相反是同情，因为许多其他部族的人也不会讲这两种语言。”
　　 越过世界，越过黑暗中的高山、积雪的山地、红色的河流，野兽和丛林，那在路上的人回到故乡，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栖居之城。它的存在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臣服，还债。在纳西人的哲学中，世界万物有灵，人只是自然的邻居之一。用了邻居的，要还债。从它获取一掬水也是要偿还的。　
　　 威尼斯是逃亡和背水一战的产物。人类征服自然，称王称霸的杰作。
　　 勇敢的罗马人到哪里去了。在世界的许多古城，人们望那空空荡荡的只留下石头的城邦，发思古之幽情。那些城邦是为征服的光荣建筑的，那是征服者的纪念碑，法老们的金字塔。威名赫赫，罗马、北京、巴黎、威尼斯，帝国之城、共和之城、光荣之城、征服者之城，炫耀，华贵，等级与秩序。“毁坏、重建。再毁坏、再重建。罗马从来没有消失过。寻宝的人、考古学家、文人、教皇、政客、前来猎奇、研究、体会、统治、侵略。历尽劫难和掠夺。但这座永恒之城依然保持了她的标记：大竞技场、图拉真圆柱、万神庙。所有遗址共同诉说着一个帝国的沧桑。罗马不死，光荣犹在。”（引自《罗马考古－永恒之城重现》）这说的不仅是罗马，它是一个关于名垂青史的城的标准。但这一看法在最近改变了。伟大的转变。世界终于意识到历史不仅仅与光荣、伟大的章节有关，庸常的，为过小日子的而造的大研镇成为世界名城。　
　　 罗马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城，并且在被垃圾和尘土埋掉的废墟之上，新的城又建筑起来。罗马人在建造新城的时候，并不摧毁旧城，而是在它之上建造。后来的考古学，站在罗马之上，还以为古代罗马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考古学经过了数百年才发现，是他们自己在一个洞穴里考古，而不是罗马。我们时代的知识在某些方面，我以为和这种考古学差不多。
　　 罗马是历史之城，大研镇是存在之城。
　　 为人生的城，不是丰功伟绩的纪念碑。它只是一个平庸的市民的城。人们建造它，只是要栖居，只是要生活。并不是为了名垂青史。它是栖居之城。它是为人生而造、为日常生活而造，它是朴素的生活之城，温暖、亲切、庸常、平等、为人生敞开，花园。
　　 每一个院落都是花园，但大研镇并没有产生它的大惊小怪，多愁善感的华兹华斯。
　　一个徇情之城，但并没诞生它的但丁。尊严、高贵、不朽的一切都在着，但从未被言说。在着的东西是不需要舌头的。有大美而不言。
　　　　黎明之光，照耀的不是将要名垂青史的城门和大道。而是一家豆腐坊蒸腾的雾气，是站在溪流中的即将前往麦地的马匹。
　　　　城市之光，决无刺眼之箭。
　　　　每一家人打开窗子，或者望见雄伟的积雪的山峰，众水之源，神住在那里，怎么可以攀登？或者大地，在秋天或春天之中，花朵和蝴蝶在外祖母的庭院中开放。或者溪流。流水之声终年不绝，石头上长满青苔，因此音乐从诞生的年代就开始，而不是教育的结果。
　　年复一年，和大妈在她的店铺里卖着她的丽江粑粑，直到死去。她的女儿前赴后继。名满丽江的食物，从时间中获得的尊严，它意味着故乡。
　　 故乡，“乡音无改鬓毛催”。我看到一则报道，拆迁旧街区的时候，老大娘抱着即将砍倒的百年槐树不放，嚎啕大哭，她怕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儿子再也找不着老家。
　　建造一座城，十年足够。但建成一个故乡，要五百年。
　　　　十五或更早的世纪的城邦，一直如此。在时代之外，我行我素，原在的城。
　　 这个世纪以故乡为耻，以乡音为耻，人们拼命学习普通话、学习英语，以把自己的故乡遮蔽起来、遗忘掉。这个世纪只是要前进，而不要回去。这是一个散失了故乡的世界，旅游者的世界，在路上的世界，任何事都是一次性的，再也没有那种由一成不变造就的尊严。
　　 年青一代纷纷离开大研镇，“生活在别处”深入人心。这个世纪的教育并不为大研镇式的生活提供价值上的肯定。它从人们的童年时代就被一大堆贬义词包围。保守、落后、迷信、陈旧、土、一个顽固不化的遗老遗少。而更可怕的是，价值的转换在后来却是由旅游来实现的。它只是一份旅游资源么？是什么在大研镇令人肃然起敬，是什么在保持着尊严？
　　 一位老妈妈坐在四方街的一条小巷口，卖一大堆她编的草墩。她卖了一辈子。秋天在大地上从未缺席，所以她总是有稻草。在另一个巷口，另一位大妈只了一个大簸箕，里面摆一堆葵瓜子，一堆南瓜子、一堆铁豆、一堆花生、一堆豌豆、一堆黄豆……中间置一只小盅，作为量杯，瓜子五角一盅，花生八角一盅……这就是她的大地，她守候了一生。另一位大娘，永远坐在自家门口，编一种纳西妇女服饰上用的花线，她就这么编下去，编到老态龙钟，老眼昏花，戴起了眼镜；编到这种线从畅销到绝迹，编到全城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编。。这是一种尊严，日常生活的尊严，普通人的尊严。我曾看到有旅游者企图拍下这些大妈，被她们庄严地拒绝了。
　　 这个世纪的势利和浅薄在于，它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生活，也不尊重它的尊严。它总是把这种生活描述成平庸的，可怜的、没有理想的、小家子的、落后、过时因而一无是处应当抛弃的。问题在于，这种生活并不是传奇故事，而就是普遍的生活。
　　 革命最终是要赋予人们生活的普遍权利，还是要消灭普遍的生活，使生活成为一种极端的东西？至少在１９６６年，生活成为革命的对象。而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整个教育，是把为一种极端的生活形式而奋斗作为教育的目的的。日日新，在世界的某些方面也许是必要的，但那些一成不变的事物，例如大地，也正是当这种价值观成为常识的时候被毁掉的。
　　 大研镇是一个故乡。“故乡”的展览馆。被展览着的故乡还是故乡么？故乡是一个普遍的事物，故乡就是大地。大地是人类最原始的故乡。当它成为被保护起来的遗产，意味着什么？
　　　　有一位专门做琴的琴师，他一年只制作一把琴，而能够获得订单的人必是知音。另一位铜匠，用半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把红铜的茶壶。“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时间不在钟表上，而在自己的生命中。一如大地的四季。
　　　　先是大地，然后是村庄和原野。劳动与收获。稻子、土豆、蔬菜、羊群和马匹。婚姻与生殖。村庄之间的集市、节日、桥梁、道路、交易、然后形成了城市。从大地上结出的种子，与大地血肉相连。城邦之根，是大地而不是历史。没有历史，开始就是结束，栖居。
　　城邦的任何一条道路最终都通到大地上，每一家庭都直接与大地联系。大地并不遥远，环绕着城邦。这城无法离开大地而存在。
　　　　时间在建筑中停下来，住了进去。永恒的居民不是人，而是时间。沉思带领我们进入记忆，并不是只关于居民，而是关于过去的整个民族生活。大研镇保存了一个世界。
　　 云南得天独厚，它依然可以向那些古代的民族和大地学习生活。云南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素有美丽神奇之称，但许多写作往往对美丽神奇，仅仅停留在“美丽神奇式”的泛泛捕猎上。组成云南文化的最基本的日常性的方面，注意很少。我们不能总是把云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或对象来观察，对于云南土地上出生的写作者，云南是我们的存在的现实，是生产我们生命和文化的基本元素的大地。因此，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和写作实际上往往导致的只是对云南文化的遮蔽，甚至毁灭。“今天许多城里人（比如那些个滑雪者）在村子里，在农民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所破坏的东西比几百年来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破坏的还要多。”（海德格尔）在云南，我一直试图从在者或居民的立场写作，而不是在通常的强调某种特殊性的那种“解放者”“救星”的心态上来写作，我试图关注的是云南作为一种生活样式的日常性。云南在某些论者的单向度文化比较中，往往被视为封闭、懒散、落后。并且这是具有贬义的。或者有待“解放”“改造”“升华”的。这种流行的云南文化视角对云南那些原在的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我们还见得少吗？这种流行于云南的民族风情写作，导致的不是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自信，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异质性的盲目自卑和毁灭性扬弃。我一直试图通过我个人的写作扭转这种风气，但这种写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云南生活━━它的异质性、它的时间观、信仰、审美风尚、它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它相对于全球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观的所谓“落后”、“懒散”）的━━认同甚至崇拜（在我看来，在某种角度上，云南世界决不是什么“落后”地区，对于已经可以预见的那个将要“克隆”的世界，它恰恰是一个可以使我们保持住对大地和人类童年时代的丰富生活之记忆和想象力的拯救之地。）因此一种对故乡云南大地是认同，而不是解放的写作态度需要的是云南式的懒散的时间、是平庸的感受、是对千篇一律然而组成了云南生命世界最基本的元素的日常生活的激情。这种写作需要的是对某个特定的地区的日子和生活状态的日常性观察而不是猎奇式的追逐各种民俗节日或风光。我试图把生活的“日常性”、把这种日常性所蕴含的所谓“懒散”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来实践。我的写作强调的是方法，这方法就是要深入的云南生活的日常性中，与它认同，我是云南人，而不是它的解放者。
　　　　我把云南那些幸存的土著，看成神的后裔。文明有一日会意识到，拯救最终是来自大地，而不是文明，至少，我知道是它拯救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