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瑞斯：世界濒危语言的抢救和复兴

世界濒危语言的抢救和复兴

--以美国南加州卡维亚语的记录与分析为例[1]

（德）白瑞斯/文  王霄冰、刘明/译

 *本文中文版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三期，英文版发表于Macrolinguistics Vol. 3 (2009)

[摘  要] 目前世界上有5000多种语言濒临消亡。记录和研究这些语言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卡维亚语是美国加州南部的一种濒于消亡的印第安语言，目前已不被使用，而只在一些老年人的记忆中存在。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德国语言学家致力于记录和研究这种濒危语言。本文介绍了这项研究的历史、方法和进展状况，并对世界各地抢救濒危语言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述。

[关键词] 濒危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第安文化

[作者简介]文化人类学博士，德国波恩大学民族学与古美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有幸得到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赞助，从事自己往日就怀有浓厚兴趣的一项研究，其对象为美国印第安人的一种名为卡维亚（Cahuilla）的语言。这个名字的词源意义并不明确，不像其他一些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大多得名于天主教的传教机构。德国语言学家塞乐（Hansjakob Seiler）是过去研究这门语言最为深入的一名专家。他曾推测这一名字来源于部落内部，但这好象也不太可能，因为Cahuilla这个词在在当地语中被读作kaavíya，它的重音格式与该语言的原始特征相悖。其书写形式Cahuilla是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下来的，其中的字母l的连写，暗示了这个词很有可能来自西班牙语。我是在1986-1987年间、在加利福尼亚的盖提（Getty）艺术和人文历史中心进行访问研究时，开始对这一语言发生兴趣的。目前我们的课题设立在德国波恩大学的民族学和古美洲学所内，成员除我本人之外，还有语言学家马麦特（Ingo Mamet）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格美恩（Mascha Gemein）女士。

 

作为濒危语言的卡维亚语

在近50多年里，已经没有人会主动地去说卡维亚语。这个部落的人口太少，而且每个个体都已融入到了盎格鲁－美国人的世界当中，让他们用自己原来的语言来进行日常交流简直就像是赶鸭子上架。过去曾经使用、今天仍然能够听和说这种语言的人，现在大都已经超过了70岁。他们只记得当自己很小的时候和青年时代，“自己的”的语言曾被老年人或在其他极小的范围内使用。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仍然可以流利地用卡维亚语来叙述故事和讲述个人记忆。持有这种能力的人现在已所剩无几。尽管如此，还是有大约十来个当地居民，仍然消极性地持有这方面的知识（所谓“消极性”的意义，指的是使用者本人不会主动地对这种语言或与其相关的叙事文学进行回忆和讲述，而要在他人的启发和鼓动之下，才会把深藏在记忆深处的语言知识只言片语地表达出来——译者注）。

 

研究的目标

基于这个形势，我们相信只有把注意力首先聚集在已有的老资料上，才能达到对这一濒危语言进行记录和分析的目的。当代的卡维亚印第安人可能会对我们理解这些文本有所助益，也许还能就我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的语言问题进行回答，但他们不能成为我们获取语言数据的主要来源。有针对性的设问（Elicitations）这种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在研究其它的濒危语言时，它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由此我们希望它在该项研究中也同样有效。

      可供使用的老资料大部分都来自哈里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 1884-1961）在1920到1950年之间所做的笔记和所记录的文本。他在此后并和当地人一起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修订。哈里顿是就职于美国民族学政府机构、华盛顿的Smithsonian研究所的资深语言学家。该机构专门代理美国政府有关土著人口的各种相关事务。哈里顿早期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之后又在来比锡和柏林的大学学习，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尽管如此，哈里顿对理论和方法并不感兴趣，而只注重于搜集第一手的口语资料。这方面他非常优秀，因为他对语音表达的反应极为灵敏，并掌握了相当好的语素分析能力。他在记录加利福尼亚印第安语方面相当成功，其中也包括和卡维亚语相邻的Chumash语群，这些在近年来也都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尽管他在卡维亚语方面所搜集到的资料没有Chumash语的文献那么广泛，它们总共也有25篇原汁原味的叙事文本。他的所有笔记还有消息提供者的叙述都被写在小小的纸片上，而且早在20年前就已经被很有条理地处理成了缩微胶片，以资阅读。另外一部分资料则来自塞乐（Hansjakob Seiler），虽然数量上不如前者，但质量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之后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还有他在德国科隆大学的同事和助手们。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的田野作业和初步的数据分析工作早在1955-1964年间就已完成了。这项研究也得到了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大力赞助。作为主要的研究成果，他们出版了一个收有20篇文本的文集，一本语法书，还有一本字典。[2]由此，他们成就了美国土著语言研究中一项最实用、最系统且综合性最强的成果之一。

卡维亚语作为一门濒危语言，终于在其消失之前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因此，我们的贡献将不会是在继续记录它的临终之痛方面，而是在于拓宽文献的可用性，致力于语言的深度分析。此外，我们的研究可能会增加对其衰败过程——或者也许更是一种正在悄然发生的人为的复兴过程——进行描述的资料。[3]

 

加利福尼亚的语言

和欧亚大陆的高加索地区和南美洲的波利维亚东部地区一样，加利福尼亚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不同语言的地区之一。有很多因素促成了利福尼亚的语言多样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加利福尼亚可能是由定居在美国的移民所建立的第一个地区，他们早在一万年前就经过西伯利亚来到美国的阿拉斯加，然后向南移动，不断地有人在海岸边停留下来建立居住区，并向太平洋海岸的山地扩展。那里的定居者各自为政，从而发展了适合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形势不仅出现在加利福尼亚，而且也发生在西北海岸，那里也同样具有语言的多样性。

大部分的加利福尼亚语言归属于两条主要的语言干系，它们在美国的其它地区都不存在：裴努丁语（Penutian）和霍肯语（Hokan）。[4]除了这些“土生土长的语言”，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后来入侵的来自东部的语言，比如侵入加州北部的阿尔恭钦语系（Algonkian），和侵入南部地区的前阿兹特克语系（Uto-Aztecan）。正如图1显示的一样，卡维亚语也是从后者中衍生出来的。Uto-Aztecan导入加州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且时间上也相对较晚，因为语言上相互关联并有遗传关系的各个部落在这里至今仍然相邻而居。也就是说，这种稳定而缓慢的传播方式，至少在欧洲人到来的300年前尚未遭到破坏。

      卡维亚语本身又分出三种方言：沙漠方言、峡谷方言和山区方言。这些方言都是根据说话者曾经生活和居住的环境来命名的。

 

图1：美洲印第安的前阿兹特克语（Uto-Aztecan）系图

(因格式问题，略去不载)

  

语言学和普通人类学的分析

    我们对卡维亚语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音系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词汇表(lexicon)上。这是对塞乐小组的研究的继续，同时我们也试图在方法上有所提高，并扩展观察的领域。塞乐等人的局限性并不在于分析上的失误，而是在于研究结构上的缺陷：他们的大多数信息提供者都来自一个说沙漠方言且成员之间十分抱团的部落。他的三个主要的消息提供者甚至属于同一个核心家庭：Chone Doninguez，她的丈夫Joe Lomas，还有他们的女儿Alice López。所以塞乐的资料集并不能体现一种完整语言的各种言语可能性，而是其中的一种方言和由某个家庭所体现的次方言。如果能把哈里顿所取得的资料加入到其中，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局限性，而把言语者、方言以及个人习语的涵盖范围加以拓展。[5]塞乐在分析语音现象时所发生的一些错误，通过与哈里顿的数据相对照并进行重新分析，便可以马上变得一目了然。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正由马麦特博士在进行。

我自己则将精力集中在了外来假借词语的词汇现象研究上，试图解释它们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各个语义领域的不均衡分布。和日语或者甚至和德语相比，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卡维亚语中外来词竟然如此之少，至少在描写传统印第安文化和信仰的叙事文学中是如此。在由哈里顿和塞乐所收集的文本中所发现的大部分假借词语似乎都来自于西班牙语。这点很容易看出。因为西班牙语有卡维亚本身所没有的音素，比如r。并且卡维亚语的重音设置具有自己的模式，大多放在第一个主音节上，而西班牙语则多将重读放在一个词的最末一个音节或者是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由此出发，我们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同一语义的词汇的西班牙语或卡维亚语词源。尽管如此，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并不是所有的模式都可以得到确认并相互区别。到现在，我在一共有2000个词汇的资料集里已经识别出了将近50个外来词。其中的一半都与牛有关：除了牛这种动物之外，还包括这方面的工具设备和养牛的各种事项。为什么西班牙语的外来词都集中在这一语义领域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前西班牙时代的卡维亚印第安人既不知道牛也根本不饲养动物，所以和牛有关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传教士们引导他们和这种奇怪的经济方式发生接触，使他们大开眼界，所以他们也就很快地把一些相关的关键词汇借用了过来。英语虽然在近150年来是和卡维亚发生接触最多的语言，但来自英语的外来词在数量上却少得惊人。对于这种情况，我还没有找到现成的解释，尤其是当你考虑到在对表示“学校”的外来词的选择上，卡维亚语的eskwéela明显来自西班牙语的escuela，而并不是英语的school，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学校这种事物只有在盎格鲁－美国人的统治期才开始出现，而不是在以往的西班牙人的统治期。在我看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这些偏远地区直到进入20世纪还依旧盛行西班牙语，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在当地并未能迅速地流行起来。但是这种差异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来进行科学地解释。

      文本并不仅仅是我们语言分析的主要基础，而且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可以在内部得到检测的语言关联形式。文本类型的变化不是很丰富。正式的演讲、对话、玩笑、谜语和很多其它类型的文本都完全缺乏，因为我们手头所有的文本都是叙事性的，其中时不时地加入些对话和歌曲等。不过，这些叙事文加起来一共有50多篇，很值得对它们进行修辞学、民族志学、比较文学和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理论研究和分析等。

      在修辞学方面，一种几乎在在所有的文本中都存在、在美洲印地安语言研究时经常被提到的现象，就是一些表示引用他人话语的标志。我一共发现了三个:yal, wam和miyaxwen。其中yal 是最普通的，是简化了的动词；wam的词源不确定且很少见；而miyaxwen，一种动词的非人格化的完全形态，只限于山区方言或甚至于有可能只被哈里顿的情报提供者Adán Castillo个人所使用。对他们在文本中的分布、句法位置和准确的意义，都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的文本资料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民族志学的信息。其中一些可以推测是从史前时代（Uto-Aztecan时代）遗留下的文化特征，因为在卡维亚语和阿兹特克（Acztecs）语及其民族志中都有记述,而这两种语言属于前阿兹特克语早期的两大分支，而且可以确认它们在其后的历史中从无接触。“圣结”（Sacred Bundle）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广泛分布在北美洲的外来印第安人中的概念，迅速地在南方的原住民中传播开来。但是，这种现象也仅限于阿兹特克语和卡维亚语的族群中。这就证实了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在现代的遗留物。文化英雄在牺牲后心会变成一朵花的主题，也是另一个例子。就像阿兹特克人把这个情节套到名叫“羽蛇”（Quetzalcoatl）的英雄身上那样，卡维亚神话也把它和自己的文化英雄Takush联系在一起。

比较文学方面的最有趣的主题是“人-熊”。因为熊在加利福尼亚算是一种最有力量的动物，并且还登上了加州的州旗，所以卡维亚印度安人对它怀有矛盾心理这一点并不奇怪：熊有时候对人友善，有时候又是人的危险敌人。在印度安人里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这种动物可以变身为人或魔鬼。他们用nacanich hunwet来称呼“人-熊”，因为它以正常人的面貌出现，很容易让人误解它的意图和体力，于是就变成了灾难的根源。这种观念和欧洲的“人-狼”，和中美洲的Nanualli，以及在其它小范围内流行的民间文学或文学中出现的“吸血鬼”的形象很相近。

在神话和叙事文学的理论方面，我们将会根据由普罗普（Vladimir Propp）提出的并由德国人比斯霍夫（Norbert Bishof）加以发展的有关民间故事的心理类型分析理论，对卡维亚的文本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不会去使用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分析方法，因为这看起来太简单而且又没有成效，并且这在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神话学》一书里已有详尽的介绍，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及卡维亚人的故事。因为在他构思和编写这部书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的存在。

 

复兴卡维亚语是可能和可行的吗？

因为在中国也有一些方言或子方言濒于消亡的危险，所以与会的语言学家们也许会对加利福尼亚的当地语、其中特别是卡维亚语的现状感兴趣。卡维亚语从来就没有很多人使用。在和欧洲人发生接触之前，说卡维亚语的人最多不会超过2000人。然而，它是一种得到了充分发展的语言，并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有必要对它进行保留。

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使用卡维亚语的居民社区了。只有一些死的知识和零零碎碎搜集在一起的故事，比起我们研究所用的材料来还要简短。因为过去能说卡维亚语的印第安人如今散布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各地，所以也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性的语言团体，从而使得人为的复兴既没有历史意义，也没有人会心服口服地去接受它。这种复兴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只有负面效果。年轻的卡维亚人如果在学校里学习一种过去的语言，一种只有他和他的老师才能听懂、其他人都不会用的语言，这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倒还不如去学习中文、西班牙语或韩国话，它们的实用性更强，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居住着很多这一类的语言团体，而且他们在经济领域相当活跃。在很多人都只会说英语或西班牙语的南加州地区，如果学了这些语言，就一定会带来一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势。

虽然如此，复兴前印第安的语言和文化，仍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所以，政府会投资给那些以复兴这种语言为目标的活动。但是，这些投资不用太久就会被证明是无效的，也许可以用它来建一座博物馆（这在当地早就实现了），发行几本没有太多读者、但却可以取悦少数学者的书（这一目标也已得到实现），资助宣传活动和一些被临时雇来做“部落研究”的活动家们。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来说，开展一些其它的活动已被证实会取得更大的经济实效，比如开一个赌场，发展一个传统手工业（卡维亚印第安人手中已没有现存的手工业），或者在保护区里发展旅游业。不过，卡维亚保护区的规模还没有大到可以发展旅游业的程度。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因为卡维亚语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集中精力来整理和分析像哈里顿和塞乐等活动家们保留下来的资料。通过这种方式，卡维亚语在将来即便完全消亡，对它感兴趣的人们也仍然可以有机会欣赏它。

 

世界范围内抢救和复兴濒危语言的现状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范围内抢救和复兴濒危语言的现状。目前全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存在，但其中只有300种语言是经常被使用的，因此也就拥有了长久生存的基础。一种语言的生存，往往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它是否被某个国家定为法定语言；二是它是否拥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和与此相应的文学传统。世界上影响力最广的语言有：汉语、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马来语等。[6]当然这些往往都不只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由许多方言组成的语系，就像汉语，其统一性实际上只体现在文字的形式当中。

剩下的5000多种语言都多多少少面临着消亡的危险。美洲的大部分印第安语言都包含其中，在现有的100多种语言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有着存活的希望。大洋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其中只有少数属于马来语的语言可以除外。在亚洲北部，几乎可以认为语言消亡的过程已经结束，比如像通古斯诸语种，其中特别是满语，虽然拥有自己的文字，但在口语中却几已被汉语所取代。非洲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在这个大陆非常流行，但在很多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当地的语言还在被继续使用、暂时还不处于濒危的状况。

语言消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开始时的第一个阶段，往往体现在一种语言在某些生活领域不再被使用，比如在政府机构的相互交流中。当父母或者公共的教育机关都要求儿童们去学习和使用另一种语言而迫使他们忘记自己的母语时，语言消亡便由第一阶段而升级到了第二阶段。这一现象在二十世纪尤为普遍，特别是在学校教育和军队当中。语言消亡的第三阶段，体现在母亲们不再和自己的小孩说他们的“母语”。而当最后的一批使用这种语言进行相互交流的人们相继去世，或者连他们也开始用其他的语言进行交流时，一种语言的消亡过程便进入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尾声了。卡维亚语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1850年之前，它和任何处于主导地位的外语都没有联系；在其后的50年中，虽然族群的人口逐渐减少，但这种语言仍被他们所使用。之后它却逐渐地受到英语的排挤，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和非卡维亚族的居民中，英语已成为唯一的交际语言。到了1950年前后，即便在家庭中和在印第安保护区里，英语也变成了主要的交流工具。同时，语言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一语言，并通过记录老年人讲述的故事来研究它。从2000年起，卡维亚语的消亡开始进入了最后阶段，因为它实际上已完全不被使用，而只在很少一部分人（大约十来个人）的记忆当中存在。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语言本身的变化及其和主导语言之间的混合。由此便产生出了各种所谓的皮软语（pidgin languages）和克里奥耳语（creole languages），[7]以及其他的变种语言。在这方面，卡维亚语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一地区在1800年后先是经历了西班牙语为主导语言的时期，从1850后变为由英语主宰，但英语对其语言真正发生影响却在1950后才开始出现，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换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随着世界人口的流动和由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语言全球化趋势的增长，濒危语言的研究成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很多国家的科研赞助机构都设有这方面的专项研究基金，鼓励科学家们去研究和记录这些即将消亡的语言。世界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都因此通过文字化或者电子化的方式被记录和保存了下来。这些原本旨在科学研究的活动，对保护语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相关的各种试图复兴这些濒危语言的努力，却显得问题较多。客观上来说，如果一种语言的消亡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复兴它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大了。因为语言对于它的使用者来说是一种生存工具，所以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公共生活中一旦被某种主导语言所取代，它的消亡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然，双语并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比如在瑞士，所有的国民都必须会使用德语和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但我们不应忽视，德语和法语之所以能在瑞士平起平坐，和这两种语言在世界上几乎同等的影响力有关。而当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去面对另外一种强大的官方语言时，情况则大为不同。人们在学习一种语言时首先会问：学了它会有什么用？例如在洛杉矶地区，多语的优势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官方语言即英语之外，说西班牙语、韩语、汉语的人也很多，但却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去学像卡维亚语这样的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政治或文化效益的印第安语言。学习一种“无用的”语言，是只有富有且具有知识的群体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的行为，比如在欧洲，很多知识分子都学习并使用拉丁语这种古老的、已经消亡的语言。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例外。比如在复国后的以色列，原先只以书写形式存在的希伯来语，被复兴成为生活的语言来使用，并成为新一代以色列儿童的母语。但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语言史上少之又少。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希伯来语本来也不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它在历史上曾是犹太人的官方语言，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得以广泛使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Dying Language: Documenting and Analyzing the Cahuilla Languag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Berthold Riese

(Institute for Ancient American Studies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Bonn, 53117, Germany)

 

Cahuilla is a dying Indian languag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It is actually not used in every day’s conservation but remembered by some elderly people only. Since the 1960es it has been recorded and analyzed by several German scholar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major methods employed in its study and the current progress as well as remaining topics to be studied. 

[1] 本文为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基金课题“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卡维亚语研究”的科研成果之一。其文本根据作者在第三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17-22日，中国沈阳）上的大会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2] Hansjakob Seiler: Cahuilla texts with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0; Hansjbakob Seiler: Cahuilla grammar. Banning (CA): Malki Museum Press 1977; Hansjakob Seiler & Kojiro Hioki: Cahuilla dictionary. Banning (CA): Malki Museum Press 1979.

[3] 目前有一些语言学家正试图把卡维亚口语通过授课教回给当地的印第安人，但我们并不掌握他们是否或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些教材来拯救和传播这种语言。

[4] 语言学家们在这一点上有所争议。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多数本地语言都来源于某种外地语言。

[5] 然而我们也同样未能确认哈里顿的信息提供者到底来自哪个方言群。

[6] 参见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社会语言学术语。皮软语指与其他语言相比语法结构、词库和风格范围都大为缩减的一种语言，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本族语。皮软语变为一个社会的母语后就成了克里奥耳语。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93和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