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集：《故事写作浅谈》序

《故事写作浅谈》序

刘锡诚

　　好像是１９８８年春夏天的时候，我接到当时在《闽南日报》副刊部供职的沈顺添先生的来信，谈他对我发表在《故事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看法，并决定在他所主持的版面上转载。从此我们就有了交往，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书信来往。次年，他将一本他搜集整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闽台风情录》寄赠给我。收到这本颇有地域特色、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集后，对这位本职工作很忙的青年民间文学研究家的成果倍感高兴，于是立即给他回了信。后来，得知他由于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作出的成绩而获得当地优秀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称号。他作为民间文学领域里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现在，他的另一部新著－－《故事写作浅谈》即将付梓，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言；作为一个在文学和民间文学领域从事研究和评论多年的老兵，对他所取得的这一新的成就，自然喜不自胜，理应给以支持，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来，由于蔡元培、顾颉刚、沈兼士、刘复、周作人、钟敬文等一批学者的披荆崭棘，在“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声浪和反对圣贤文化的口号下，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础。在后来的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和粉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政策之后的年月里，中国民间文艺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１９８５年起全国开展的在普查的基础上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的壮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想１９８４年７月在威海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上部署这件关乎全国各省（区）的计划，以及稍后在云南召开的试点会议，我曾斗胆预言这是一项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宏伟文化工程的论断，并没有落空。三套集成的成功和所取得的经验，标志着我们的搜集工作达到了新的阶段和水准。同样，从１９８４年５月在峨嵋山举行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选题座谈会以来，民间文学观念的更新，民间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民间文学方法论的确立，特别是一大批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的涌现，导致了许多有分量的理论著作的问世，使中国民间文学界登上了国际民间文艺学的讲坛。

　　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蕴藏。中国民间文学的良好的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而要继承和发扬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就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阐发它的本质和特点。这方面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还十分严重，还需一代代学者付出自己的心血。我认为，民间文学是特殊的文学，与作家文学有共同之处，但其相异之处则更值得研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其它学科（如民俗学、民族学等）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它的本质和特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叙述过民间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变革，至今看来没有什么大错，愿意再次引在下面：

　　民间文学观念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过去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人民口头创作，只重视民间文学本文的文学价值，只看到民间文学所具有的表层的意义，甚至把民间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门类与作家文学等同视之，而把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深层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家们认识到这是一种狭窄的民间文学观念，主张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族文化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是一种把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习俗与信仰、价值观念融汇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二）过去强调民间文学作者的阶级地位和民间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主旨以及思想教育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这种民间文学的价值观念往往对一些原始社会产生的或思想倾向不很明显而大半是某种知识的记载的民间文学判以意义不大而弃置不顾，或者根据现世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是非观念、法律典章、政治功利，而对一些所谓思想倾向不明显，不能满足今天政治需要、情节不完整不曲折不生动的作品加以“拔高”、加以删节、加以增补。近几年来人们逐步看到了这种民间文学价值观念的片面性、反历史主义性，而主张把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民间的、传承的知识，一种精神文化的知识，一种为广大社会成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来看待；既然是知识，就不仅仅只有思想教育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而且还有（甚至更重要些）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人本身的作用，即知识作用。

　　（三）过去往往把民间文学看成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和历史的“回声”，既然是遗留物、化石、回声，那么就是停止的、僵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趋向于把民间文学看成是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物，不仅在具体的民间文学材料中积淀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人民的世界观、习俗与宗教的痕迹，而且这些作品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异与传承，流动与变化。这些至今仍然在民间流传着的民间文学，尽管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复杂的，但应当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仅仅看作文化遗产。

　　有人读了我上述的文字，对我大张撻伐，说“无意识”三个字是从弗洛伊德那儿来的，因而是“全盘西化”论者云云。且不说“无意识”三字并非弗洛伊德的专利，即使是他的专利，也不是这位先生用“全盘西化”四个字所能打倒的。我无意于完全肯定他的学说的所有内容，但他的学术贡献难道是几笔就能骂倒的么？我所说的“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那一串话，不过是说民间文学是不自觉的创作、是文化积淀，不是像作家文学那样有意识地、非常自觉地、一次性地（当然也有修改）创作成功的文化产品。这个论点，其实并非我的发明创造，而是早有人说过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了原理性。学术巨擘梁启超先生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中就指出了：“语言文字之后，发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话。由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某神话，到某时代断绝了，到某时代，新的神话又发生。”（见《饮冰室专集》第２３册第１３５页）神话，以及后来的相当一部分传说和故事（不是全部）的确是从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的，是世代传承的，是不断积淀的，你很难找出它的确定的作者和确定的完稿时间。

　　尽管我论述了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不可割断的联系（尤其是信仰），但我决不反对从一般文学的角度和运用一般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对民间文学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简单地把分析文学作品的那些套式、那些套语搬过来的泛泛的、教条式的研究和评论，这种研究文章不能触及和解决民间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本质和特点。鲁迅先生在谈论文学批评时曾说到要知人论世。那是指的要顾及作家其人其文，要顾及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和条件。文学批评尚且如此，民间文学亦然。在研究民间文学时，更不能脱离社会民俗文化的联系和背景，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勿庸赘言的。

　　沈顺添先生的这部专著是专门研究故事的叙事技巧的。西方学者们对民间故事的类型和情节结构研究得很多、很细，尽管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些也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民间文学情况，但还不失是一种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随着研究的深入，民间故事（不限于民间故事，包括一切叙事文体）的叙事结构（包括叙事技巧）问题，又成为吸引研究人员的一个论题。对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认识和阐明，不仅有助于对民间文学的本质和特点的理解，而且对当前正风靡于民间的新故事创作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故事的结构与技巧，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新故事创作从五十年代末兴起于中国南方以来，现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各行业，成为新时代的一种很有发展前途、很受群众欢迎的俗文学样式，我们今天不仅有条件去研究它，而且有条件采用自觉的方式去加以引导。沈顺添先生写这本书大概也就是出于这样的意图吧。

　　谨为序。

　　　　　　　　　　　　　　　　　　　　　　刘　锡　诚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