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化到景观化：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实践路径分析

摘 要：村落民俗是传统村落的生活面相和灵魂归宿，保护村落民俗，应保护其文化生态和生活形态。生活化，是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理念，但也是一种理想化想象。婺源篁岭因“晒秋”而闻名，其“晒秋”农俗是独特地形地貌的产物。古村的开发，让其重获“生机”，也使其成为被设计、被展示、被欣赏的景观的一部分，成为景区的亮点和特色。也就是说，景观化成为村落民俗的重要呈现形式，也成为村落民俗传承的一种实践路径。当然，它还存在去语境化、商品化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论证，也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其“本真性”问题。

[关键词]篁岭；晒秋；生活化；景观化；实践路径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乡愁安放的精神栖居之地，是村落民俗依存的重要场所，是村民居息的生活空间，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村落民俗也备受青睐，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本身就是民俗，而不只是在利用民俗”[1]，村落民俗作为旅游的资源或对象，蕴含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气息，在旅游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在旅游凝视的推动下，村落民俗的生活化逐渐“蜕化”为景观化，在保护村落民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文化内涵。当然，“本真性”就是一个建构概念，在乡村旅游实践中，景观化的村落民俗，也丰富和拓展了原有文化内涵，扩充了其展示价值，激活了传统村落的生命力，不失为一种探索路径。

一、生活化：篁岭“晒秋”农俗的“原生态”

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拥有广阔的乡村和人口数量巨大的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以往的城镇化，一味追求粗放的城镇化率，盲目强拆强建，撵农民进城，赶农民上楼，加剧了城乡的分割。一方面造就了大批“候鸟式”农民工，他们想融入城市，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刚性的科层制度、疏远冷漠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徘徊于城市的边缘，精神文化生活逐步“孤岛化”，“即便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但依然感觉是都市的过客，没有归宿感，对故乡亲人的依恋愈加强烈”[2]，“城愁”与“乡愁”交织，同时，城市也由此产生了交通状况恶化、资源供应紧张、发展成本增加等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业产业人才流失、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农村整体布局严重破坏以及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等”[3]，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产业空心化、服务空心化、人力空心化及文化空心化等一连串负面连锁反应。当然，城乡分割加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广大乡村的破败，传统村落的消亡。据《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呈严重下降趋势：行政村自1986年至2011年，数量减少258020个，平均每年减少10321个；自然村自1990年至2013年，数量减少1123200个，平均每年减少48835个。”[4]

传统村落是村民居息的生活空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精神场所，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凝聚、交融的物质载体。奇花异树、街道巷陌、亭台楼阁、戏台老井、庙会集市、民俗器物、传说故事、俗谚俚语、乡风习俗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构成了一个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文化形态，再加上生活其中的有创造力的村民，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村落民俗依托物质形态而存在，没有古街巷陌、亭台楼阁、民俗器物等物质文化遗产，村落民俗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失去了村落民俗，传统村落也失去了生气，缺乏生命力。

篁岭，位于婺源东北部，江西、安徽和浙江交界处，悬挂于石耳山脉。篁岭，古称篁里，山岭生长有方竹、水竹、苦竹、斑竹、紫竹、观音竹等，修篁遍岭，故又称为篁岭。清道光版《婺源县志•山川》载：“篁岭，县东九十里，高百仞，其地多竹，大者径尺，故名。曹氏世居。”[5]篁岭，面积为7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徽式传统村落，为曹氏祖居地。明代宣德年间曹文侃由婺源上晓鳙迁至篁岭，是为始祖，村落至今已经580多年，人口繁衍近800人。

因篁岭地处赣、皖、浙结合部的边缘山岭地带，交通不便利，信息相对闭塞，近百年来既避过了无数兵燹战祸，也相应绕过了几次经济发展大潮，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也相对落后于周边地区。这种独特的村落地理地貌，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也客观上保留了大量徽式古宅、独特的民俗文化。在当代世界呼唤绿色生态环境、倡导绿水青山之际，篁岭以其具有层次感的山居村落、广阔的梯田景观、宝贵的水口林资源及独特的“晒秋”农俗，惊艳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晒秋”农俗源自篁岭所处的山区地形地貌，因“地无三尺平”，篁岭村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山区独有的一种晾晒农作物的农俗。“民俗是一种感性（为主）的生存活动，是普通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6]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传承的生活文化。可以说，“晒秋”农俗是篁岭村民完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活哲学，是生活经验的沉淀与升华，他们限于山区的逼仄，就向天空“借”空间，在房屋的一楼楼顶眺窗上支出一排杉木，朝外一端顺着屋脊稍微往下倾斜，屋檐上树几个混泥土的砖墩，上面置一长铁管与杉木垂直，以承托晾晒农作物的重力。在杉木上面摆满晾晒朝天椒、篁菊、玉米、稻谷、芸豆等农作物的晒匾。因在相对陡峭狭窄的山岭间，大量徽式老宅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向上生长”，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色彩艳丽的农作物、斑驳的徽式老宅，在蓝天白云下很是壮观，蕴含丰收寓意，展示了一派素朴、饱满、艳丽、壮观的农村丰收景象。

篁岭“晒秋”[7]并非篁岭独有，在婺源其他地区及江南一些山区也有类似景象，如重庆市梁平区，广东省惠州市，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安徽省歙县石潭村、阳产村及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等，但规模度、集中度、落差度、美感度远不及篁岭。当然，篁岭“晒秋”农俗在开发前并没有什么名气，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姑”，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靓丽”。“晒秋”农俗产生是客观生活条件、生活环境造就的，村民生活在山岭间，缺乏平坦的晾晒农作物的地方，故而篁岭先民在结合村落布局、房屋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创造，在老宅二楼眺窗上设计出一个节省空间的“晒台”。这与其他地方直接在屋顶或地面上“晒秋”相比，更具生活性、观赏性和艺术性。当然，篁岭过去的“晒秋”并没有什么讲究，各种农作物甚至衣物都可以晾晒。也就是说，在开发前，篁岭“晒秋”农俗是村民的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智慧，富有生活气息，更具生活化，更富“原生态”。

从学理上来说，这种“原汁原味”的篁岭“晒秋”农俗，或者说生活化的村落民俗才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因为它体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原生境人”[8]与民俗器物、民俗文化水乳交融，展示了一种想象中的生活真实，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展示性、表演性。“在民俗文化回归乡土时，一方面对游客展演的民俗要真实，舞台化的过程中保持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居民真实的生活场景是最好的展演方式，因此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要保留。”[9]民俗旅游发展应有所限制，避免功利化，突出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生活化是村民生活的真实表现，也是村落民俗传承的基本要求，村落民俗的产生源自“原生境人”在传统村落这个独特空间生产、生活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生活形态，其传承也要求限定在村落群体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里，通过反复性的叙事，内化为村落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这种传承无需专业性知识，只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无需特别设计，只是其循规蹈矩的生活表达。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的快速消亡让这个理想更为遥远。乡村旅游成为传统村落、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如果仅仅致力于保护其“原生态”，僵化追求其“本真性”，致力于恢复村落民俗“原貌”，其日常生活的琐碎化、庸常化、单调化，其脱离现实生活的风化的“古朴性”，早已失去了生命力，往往很难吸引游客，让游客发现其亮点和独特性，其资源价值就难以发挥，乡村旅游也就失去了其独特魅力和吸引力，而村落民俗也同样无法挣脱被抛弃、被冷落，乃至走向消亡的命运，更别提其人文价值展示、深厚内涵挖掘。因此，在城镇化语境下，可以说生活化是村落民俗传承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最高要求，一种理想化想象。

二、景观化：篁岭“晒秋”农俗的重构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村落民俗生活化很难实现，而景观化，则成为村落民俗保护或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景观化，在消减村落民俗生活化内涵的同时，也进一步扬弃了其原有的生活属性、呈现形态，因而也成为旅游景区模式化的“理想化”的景观生产方式。“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10]景观作为物化了的世界观，在现实世界具有重要地位，景观化也就成为旅游景区甚至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篁岭“晒秋”农俗经过精心提炼及系列打造活动，其知名度、美誉度迅速提升，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成为“最美中国符号”。

篁岭村悬挂山崖间，最高点海拔485.9米，房屋建筑沿山岭凿岩而建，一栋栋徽式老宅镶嵌在崇山峻岭间，上下落差达近百米，富有层次感。且篁岭村民一直延续自古以来的“晒秋”农俗，具有很好的展示性，这为“晒秋”农俗、“晒秋节”打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篁岭村在开发前，却是一个“半空心村”，存在用水紧缺、交通不便、地质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在现代化语境下，城镇化快速推进，其居住价值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村民因此陆陆续续迁出了大半，村落日益空心化。为了保护这个古村落，2009年江湾镇人民政府、栗木坑村委会引入社会资本——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1]，参与篁岭古村的旅游开发。公司通过产权置换、土地流转等措施获取土地经营使用权，采取“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老建筑寄养”“村民返迁”等方式加强对篁岭古村的建设，并挖掘出在婺源地区独一无二的“晒秋”习俗，提炼“晒秋人家”概念，打造“晒秋节”品牌，经过一系列建构性行为，推动了篁岭古村的景观化，也促使其发生“蝶变”，从而“起死回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功打造了篁岭景区这个江西乡村旅游的经典样本。

“文化本质上是原生性与建构性的存在。原生性文化的挖掘与运用符合国家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要求，而建构性的文化则符合当代资源以资本实现耦合的市场性要求，文化建构与展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原生性文化与建构性文化的融合与贯通，使文旅融合发展既体现经济性，又显示其文化价值的张力。”[12]篁岭古村“晒秋”节庆品牌的打造也体现了原生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晒秋”农俗的挖掘是原生性的，而“晒秋”景观的生产是建构性的。通过原生性和建构性的共同作用，篁岭景区迅猛发展，蜚声海内外，获得众多很有分量的奖励和荣誉。2014年篁岭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收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最美中国符号”的美誉，2015年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016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胜地，2017年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超级IP村，2017年、2019年两度荣获亚洲旅游“红珊瑚”奖——最佳旅游小镇，2020年荣获携程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峰会“景区复兴贡献奖”等，还被网友赞誉为“世界最美村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

篁岭“晒秋”场景的集中、奇特、恢宏及其山居村落的高低错落、富有层次感，在婺源地区是比较独特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向阳，在篁岭村考察时为这一素朴而壮观的丰收图景所吸引，“老百姓要解决晾晒农作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后来挖掘的‘晒秋’的概念，老百姓晾晒农作物，在自家屋顶上搭晒台，房前屋后挂晒、晾晒农作物的这种习俗，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摄影家、画家就已经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篁岭晾晒农作物的这种习俗，在婺源是比较独特的，既是一个农俗景观，也是一个人文景观，是可挖掘的、可提炼打造的一个亮点、一个特色”。[13]社会资本介入后，篁岭景区围绕“晒秋”进行了一系列重构活动：一是修复、搬迁徽式老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老宅120多栋，并异地搬迁来30多栋徽式古建，其上的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婺源三雕”技艺得到较好呈现，尤其是怡心楼，采用了“寄养模式”[14]，使徽式老宅得到保护，且更为恢宏、集中，俨然成为一个徽派古建筑博物馆。老宅古建的修复、迁入，使“晒秋”场所更为壮观、集中、唯美，“晒秋”农俗景观更为震撼、绚丽。二是规划村落整体布局。篁岭古村在开发前，街道布局凌乱，道路狭窄。在旅游凝视下，篁岭景区对街道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其设计为“三桥六井（塘）九巷与天街”的架构，即“三桥”为步蟾桥、安泰桥和通福桥，“六井（塘）”为五色鱼塘、方塘、尚源井、忠延井、霞披井和廉井，“九巷”为大丰巷（长120m）、担水巷（长178m）、添丁巷（长93m）、厅屋巷（长140m）、团箕巷（长40m）、五桂巷（长147m）、犁尖巷（长157m）、月光巷（长169m）和方竹巷（长128m）。村落架构以天街（长388m）为主轴，纵横交织、曲折蜿蜒，富有田园气息，使村落面貌发生“蝶变”。同时，引入茶坊、酒肆、篾铺、伞店、砚庄、邮驿等传统业态，使其与晒秋景观更为协调。三是加强“晒秋”农俗的设计。在景区开发前，村民对“晒秋”对象并没有特定要求，想晒什么就晒什么，景区开发后，“晒秋”成为一个专门化工作，有负责“晒秋”设计的管理人员、有具体操作“晒秋”的晒秋大妈，晒什么、什么时候晒都有讲究。“晒秋”所用原材料，有时也要向周边村民购买。而且，篁岭景区发展出四季“晒秋”理念，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等，一年四季延绵有序，“晒秋”成为一个丰收符号和文化景观，而不仅仅是一个农俗活动。四是打造“晒秋节”启动仪式。为更好打造“晒秋节”，篁岭景区对每年六月六的中国传统“洗晒节”进行重构，作为“晒秋节”的渊源，并将时间移置于立秋日。每年“晒秋节”，篁岭景区都会举办启动仪式，如2021年8月7日立秋时，篁岭景区在婺源民俗文化展览馆外广场启动了篁岭晒秋嘉年华暨第七届中国（篁岭）晒秋文化季开幕式。开幕式以“乡土、乡愁、乡趣”为内涵，围绕“庆丰收、晒青春、晒回忆、晒美好”为主题，活动分为五个篇章。第一篇章“万物皆可晒”，通过观看行进式晒秋快闪队伍、村长主题演讲、颁奖仪式、篁岭晒秋舞、蔬菜时装秀、青春活力热舞等活动突出嘉年华主题。第二篇章“瓜果创意晒”，通过“秀”晒秋大妈的“才艺”，打造创意晒秋场景，同时游客也可以在晒秋体验区进行晒秋，晒出自己想晒的图案或祝福语，展现果蔬创意晒的成果。第三篇章“青春活力晒”，通过设计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方式让游客参与推独轮车、吃西瓜、剥玉米、套南瓜等活动，展现乡村生活多彩性。第四篇“哇晒丰收宴”，通过长桌宴的方式，用晒盘盛放做好的花生、玉米、南瓜、芋头等晒秋农产品款待游客，营造乡村宴饮的乡土性。第五篇“山村奇妙夜”，通过灯彩秀，让游客感受流光森林和古村夜景。同时在众屋广场还有乡村迪斯科、复古老歌会、时光老电影、主题果酒趴等精彩活动，烘托乡村“夜生活”的精彩。五是注重“晒秋”节庆品牌的营销。结合创意“晒秋”图案设计，景区很注重热点营销、事件营销、借势营销等营销策略。如2014年国庆节前，景区抓住国庆主题，推出了晒秋大妈用朝天椒、篁菊、稻谷、白豆等，“晒”出长5.76米、宽3.84米的一面“国旗”。此次热点营销篁岭赚足了人气，国内外主流媒体纷纷转载，占据头版头条一周多，篁岭“晒秋”不胫而走，名声大噪。此外用农作物“晒”出的建军90周年纪念创意图案、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图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案、北京大学江西校友会庆祝北大120周年图案、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图案、庆祝“全面小康”图案、庆祝“建党百年”图案等所采用的热点营销策略，以及篁岭景区喊话成龙捐古建事件、篁岭景区“最美老板娘”事件等事件营销策略，极大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

“晒秋”农俗的提炼与营销，使村民原有生活方式逐渐演变为景观的一部分，一种生活化的行为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程序化、组织化行为，其文化功利效应凸显而本体性效应削弱。“对当代旅游业来说，任何景观都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实在，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被‘发明’的符号，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旅游需要。”[15]在旅游凝视下，为了增加旅游景区的吸睛指数，景观生产作用下的景观化现象在当前我国旅游景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城镇化语境下，经济发展依然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村落民俗保护也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景观化成为村落民俗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传统村落空心化、村落民俗急剧消亡的背景下，景观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行将消逝的村落民俗进行提炼、整合、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其一部分内涵，至少保存了其有效形式，在与消亡赛跑的抢救活动中，其意义仍是巨大的。过去“晒秋”农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是深藏山中即将伴随村落衰败而消亡的一种民俗文化，经过篁岭景区的抢救、挖掘、打造，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旅游景观，成为旅游业的一朵奇葩、中国乡村旅游的一个样本。因此，屏蔽其生存语境，苛求其“晒秋”农俗的生活属性，显然是过于理想化。正如一位负责“晒秋”工作的管理人员所说，没有旅游，篁岭古村或许已不复存在，更别提“晒秋”文化的传承了。[16]这句话说出了村落民俗保护或乡村旅游的症结所在，通过旅游、景观化的行为，传统村落或村落民俗得以延续，尽管其展示价值远远大于生活价值，但它至少保留了另一种形式的村落民俗，至少可以让子孙后代有迹可循。

当然，景观化作为村落民俗保护的一种实践路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鲜明，具有突出的功利价值，其负面效应也不少。景观化压缩了生活内涵，放大了表演色彩，村落民俗不再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种被设计的镜像化的手段，是被剪辑、被编辑、被展示的生活文本，如同室内的精美盆景，虽然枝繁叶茂，但离不开人的精心“伺候”，缺少了泥土气息，缺少了自我色彩和个性，也缺少了生命成长内在的奥秘。“‘被制造’的旅游景观常常因对当地人缺乏意义和价值而难以被认同或不被认同，在这一点上旅游景观很难与日常环境景观相匹敌，因为后者凝聚了栖居者的安全、依恋、怀旧等稳定的情感因素，是难以言喻的‘生活之爱’。”[17]被制造的旅游景观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是“他者”设计的一种符号，游客的旅游体验客观上不是接近而是更加远离生活真实。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景观化是否是村落民俗传承的唯一路径？在生活化与景观化之间是否有协调的空间？景观化中能否安放乡愁，融入更多的生活内容、生活絮片、生活气息？

三、关键点：如何看待“本真性”

村落民俗的景观化，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实践保护或传承方式，这涉及到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问题。“本真性”问题一直就是民俗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往往和“伪民俗”问题交缠在一起。美国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认为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麦克菲森（James Mac Phearson）出版的《莪相诗集》、德国格林兄弟（Die Gebrüder Grimm）1812—1815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和1835年出版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等伟大民间文学作品其实也是“伪民俗”，但也强调民俗学者不应先入为主排斥加以抵制，而应先接受这样的事实，并采用民俗学方法去研究它。[18]那么，什么是“本真性”？美国民俗学会前主席艾伟（Bill Ivey）认为：“‘本真性’表示事物、人物、以及活动具有真实、诚实、原始、未经污染以及热情的属性。”[19]就美国民俗学来说，本真性问题尽管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这一概念的建构更为精致而复杂，至今仍被一些学者僵化地使用。

本真性话语是和民俗学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尚古主义等紧密相连的，“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异化的反思和反抗，这构成了学者的民俗研究和大众的民俗主义的共同根源”。[20]从国内民俗学界来看，对“本真性”话题也一直争论不休，但纵观相关争论，其焦点略有不同，或者说其争论并未构成真正的对话，“本真性”保护论者针对的是民俗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稳定性的一面，而反对论者则强调其活态性的一面。刘魁立早在2004年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一文中，就提出“本真性”话题，认为“一个事物的本真性既不可能脱离开特定的时空而抽象地存在；同时，也不能脱离开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来认识”[21]，并批评了不少民俗旅游过程中的“作秀”，导致民俗文化商品化、对象化、舞台化、碎片化的极端现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本真性”作了一个界定，“我这里所说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22]，认为本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灵魂，否则意味着它生命的消逝。他不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性，而是要求这种变异应在一定的限度内，要遵循其演变规律，不发生本质的改变。韩成艳对刘魁立的观点比较赞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落地，本真性理念就发挥着基本理论的作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失成败的参考标准。但她将“原生态”和“本真性”看成是一对姊妹概念，这种认识显然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