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涛]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孔子的典范人格

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孔子的典范人格

简  涛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民族学博士  柏林14195）

原载《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说明：该文中的图表，因技术问题暂时贴不上去。感兴趣的网友，可到民俗学论坛“他山之石”版查看完整版：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forum/viewthread.php?tid=13499&extra=page%3D1

摘  要：本文将前人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论述归纳为12个方面，然后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评判昨日中国人的性格，并且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以探求当代民族性的演变。关于民族性的形成，“文化与人格”理论认为儿童养育制度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本文认为，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形成，孔子人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孔子人格的典范地位。现在复兴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重塑孔子的人格典范，以促进价值体系的重构和民族性的升华。

关键词：孔子，文化与人格，民族性。

 

关于民族性

        文化人类学的新理论多是在批评和匡正 “旧理论” 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误解，即过去的理论就是过时的理论，甚至错误的理论，例如集体性格论和关于民族性的理论。有的学者认为用文化整体的论调来描述不同族群的 “集体性格”  (collective character) 是人类学学说建构中最大的失误，承认民族性就是主张一个民族共有一种一致性的独特国民性。[1] 其实东西方的思想界并没有说中国人具有单一的民族性。林语堂把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8个方面，[2] 史密斯列出了26个特点。[3] 民族性是扩大了的集体性格或者群体人格，是该社会成员在认识、 感知、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学界在探讨群体人格时，并没有否认个性的存在和个性的差异，否认心理学意义上的 “自我”。

        关于民族性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赫尔德[4] 就提出了 “民族性格” (Nationalcharacter) 和 “民族精神” (Volksgeist) 的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具有内在价值的个性和独特性，并由此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使其所有的文化构成 (如社会生活、道德、诗歌、美学、宗教等) 具有形态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斯坦塔尔[5] 创建了 “民族心理学” (Völkerpsychologie)， 巴斯蒂安[6] 提出了 “社会心理” (Socialpsyche) 的概念，晒夫勒、利联费德和古朴劳费茨[7] 称之为 “社会” (Sozial-) 或者“群体精神” (Gruppenseele)。涂尔干[8] 提出了 “集体意识”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的理论。本尼迪克特[9] 继承了这些论点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并以此探求印第安人文化的特殊 “模式” (Pattern)，即结构上的 “基本模式” (Grundmuster)。她认为，人类文化有着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价值体系和各别特征。一个文化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文化的支配力量，它卓有成效地调控个人和群体相互间的意向，给予这种文化以特别的印记和典型的性格，也就是风格。[10] 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模式。任何社会都要选择人类可能的行为在这个弧上的某个片断，只要完成整合，它的各种制度就致力于推进它所选择的那个片段的表达，并阻止那些相反的表达。[11] 她把个体心理学的观念扩展到整个文化，提出了 “文化模式” (patterns of culture) 的概念。但是她没有回答文化构成是怎样发展的，怎样影响了个体行为，尤其是没有关注个体的重要性。[12]

        卡迪纳[13] 提出 “基本人格结构” (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 的概念。他把文化看成是制度的集合体。所谓“制度” 就是一群人 (即一个社会) 共有的任何固定的思想或行为的模式，它是可以沟通的，为大家共同接受的，违背或偏离了它，个人或群体将会产生某种失序。“初级制度” (primary institutions) 包括家庭组织和团体结构，基本规则，对儿童的养育和训练，性的禁忌，谋生手段等。“次级制度” (secondary institutions) 是指禁忌系统、宗教、仪式、民俗和思维方式。[14] 在他的模式中，基本人格结构由初级制度塑造，然后 “投射” 到次级制度中去。[15] 他认为“文化模式”的理念是对的，“基本人格结构” 只是关于“民族性格”的完善说法。[16]    

        林顿[17] 对社会、文化和人格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基本人格类型和不同于其他社会的身份人格系列，都有一套行为标准，符合受奖，背离受罚。这个行为标准就是 “文化模式”。没有它，任何社会的生存和运作都不可能。[18] 杜波伊斯[19] 提出 “众趋人格结构” (mod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的概念，以此修正林顿和卡迪纳的 “基本人格结构” 理论。她认为一定的人格结构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必定共有的, 但却是十分经常共有的。[20] 由此可见，无论是本尼迪克特的 “文化模式”、林顿和卡迪纳的 “基本人格结构”，还是杜波伊斯的 “众趋人格结构”，都是指的民族性格，也就是民族性。所以，从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来看，民族性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中国人的民族性—昨日和今天

         中国人的性格或者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一个热门话题，[21]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年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也都有论述。这里仅选取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在上世纪之初，梁启超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了如下论述：1.缺乏独立性、自治力; 2. 奴性、不尚自由; 3. 缺乏国家观念、缺乏公共心; 4. 不敢冒险、不进取; 5. 怠惰框怯 、忍为上; 6. 无自尊、无毅力。[22]

        在1919年，康白情结合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概括：1. 自高自大，自满自足; 2. 畏惧困难，喜欢享受; 3. 富有创造性和模仿能力; 4. 崇尚平凡而不崇尚奇特; 5. 事主实行，弃绝空谈，唯乏恒久之毅力; 6. 厚古薄今，墨守成规; 7. 富 “个体” 之独立性，而乏 “群体” 之独立性; 8. 消极忍让，缺乏积极抵抗精神; 9. 好刺探他人隐私而坚守个人秘密; 10. 恩怨分明，有报恩意识; 11. 体质强健，潜力甚大。[23]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概括中国人的性格为：1. 自私自利; 2. 勤俭; 3.爱讲礼貌; 4. 和平文弱; 5. 知足自得; 6. 守旧; 7. 马虎 (模糊); 8. 坚韧及残忍; 9. 韧性及弹性; 10. 圆熟老到。[24]

        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My country, my people)一书中，总结中国人的性格如下：1. 老成温厚; 2. 遇事忍耐; 3. 消极避世; 4. 超脱老猾; 5. 和平主义; 6. 知足常乐; 7. 幽默滑稽; 8. 因循守旧。[25]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 (Arthur H. Smith) 在189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如下概括：1. 保全面子; 2. 勤俭持家; 3. 勤劳刻苦; 4. 讲究礼貌; 5. 漠视时间; 6. 漠视精确; 7. 易于误解; 8. 拐弯抹角; 9. 顺而不从; 10. 思想含混; 11. 不紧不慢; 12. 轻视外族; 13. 缺乏公心; 14. 因循守旧; 15. 随遇而安; 16. 顽强生存; 17. 能忍且韧; 18. 知足长乐; 19. 孝悌为先; 20. 仁爱之心; 21. 缺乏同情; 22. 社会风波; 23. 株连守法; 24. 相互猜疑; 25. 缺乏诚信; 26. 多元信仰。[26]

        鲁迅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提出批评。鲁迅认为民族劣根性主要表现为奴性、自高自大、看重面子、目光短浅和胆小自私。[27] 日本人安冈秀夫总结的中国人的民族性也曾使鲁迅 “不免汗流浃背”，它们是：1. 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2. 安运命而肯罢休；3. 能耐能忍；4. 乏同情心多残忍性；5. 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6. 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7. 泥虚礼而尚虚文；8. 迷信深；9. 耽享乐而淫风炽 盛。[28]

        这些论述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观点，源于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观察，当然不适合于今天的中国人。然而若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对昨日中国人的性格进行评判，则可以测试当代中国人对这些性格的认同程度，从而探求近百年来民族性的变化。为此笔者把以上诸说归纳为12个性格类别，然后对国内外学人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54份，其中19 份带有访友评析。[29] 调查结果如下：

（图表1）

       为了验证其准确性，又对职工群体进行了小范围调查。[30]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虽然三者有所差别，但是整体趋势相近，具有共同性。

（图表2）

（图表3）

      在调查问卷中，[31] 公认度最高的是“遇事忍耐”，高达93%，甚至超过了对 “勤劳刻苦” 的认可。这说明遇事忍耐确实是中国人最具普遍性的性格。对于忍耐，有的访友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个性格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不争思想，并认为这原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可惜现在逐渐淡漠了。中国人温和勤奋，遇事忍耐，这样的人很多，而且至今仍然如此。有的访友坦称个人是比较能忍的。但也有的访友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遇事忍耐是消极忍让，缺乏积极抵抗精神。有的访友认为忍耐是在处境不利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在别人的压制下，必须学会委曲求全。中华民族有着非常强的忍耐力，但是忍耐力强并不等于奴性。如果像爆竹一样，一碰火就炸，接着就粉身碎骨，应该说还不够成熟。处事应该从长计议，顾全大局，只要没有丢失原则底线，就不能和奴性混为一谈。

        关于 “勤劳刻苦”，原以为认可度会在调查结果中稳居榜首，因为中国人的勤劳是世界公认的，也是我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优秀品格，结果却屈居第二位，不认可率竟达13%。尽管访友们大多数仍然认可勤劳刻苦，仍然认为勤劳刻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尤为值得尊敬，但是同时也指出多数人不是主观上要勤劳刻苦，而是为生活所迫，忙着活，忙着死，面对生存，不能不刻苦，并且认为勤劳刻苦的人在减少，已不占多数。勤劳刻苦的传统越来越得不到发扬，虽然各地不同, 但是总体在退步。许多人在个人事务上，在涉及家庭生计的事务上，能够勤劳刻苦，而在公共事务上则是另外的表现。在城镇，现在许多人靠出租房屋过上优裕生活，不再参加生产劳动，成了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在农村，由于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不少农民加入打麻将、推牌九、聚众赌博的行列、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懒人。在青少年中，尽管大多认为勤奋才与竞争的社会相匹配，但是不少人不愿吃大苦，只想赚大钱，找门路，走捷径，投机取巧，幻想一步登天，这种倾向十分有害。

        对于中国人另外一个传统美德 “道德仁爱”，问卷调查中的不认可度更为惊人，达到  32,9%。虽然多数访友认为，“道德仁爱”源于我们先贤所倡导并为我们所接受的统一道德标准，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且持久的。它和“勤劳刻苦”一样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当今仍然是。多数中国人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大部分人还是很有道德的。但是不少访友认为那是以前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只有少部分人尚能做到道德仁爱，而大部分人重利轻义。现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的底线被一降再降，比起鲁迅的时代，当代的中国人似乎有了一种新的麻木。虽然道德仁爱仍然是民族美德，但是必须承认道德素质在下滑。如果无关生存，那么六成人还可以讲道德和仁爱，如果涉及到利害关系那就大不相同。也有的访友提到中国人的 “仁爱”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只是在家庭范围内讲仁爱，父母慈、儿女孝，但不推及他人，在现代社会里，更趋向于对自身和自己家庭的保护，对外界不免有些漠然。由于缺乏法制意识和公民自觉，所以仁爱尺度偏窄且有限，只是小仁小爱，而非大仁大爱。有的访友还指出宣扬空泛道德的危害性，大讲道德的结果是伪君子特别多。这说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正在发生蜕变，这种情形令人担忧。

    关于“老成温厚”，认可度为71,4%。访友们认为中国人还是很温和的，善于观察，待人宽厚，和平，守法，恩怨分明，有报恩意识。老成温厚就是中庸和谐，是中庸思想的外在表现。这是中国人的美德，从古传承至今，而且内地和北方保留得更多些。但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老成温厚是圆滑世故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宽容和厚道。

       关于 “不尚自由、奴性” 认可率为 58,6%。梁启超曾痛批中国人的奴性。[32] 鲁迅哀其不幸，怒气不争，愤称中国只有 “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33] 访友们认为奴性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性格之一，其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时间太长，惯性太大。有的访友归因于想保住安定平稳的生活，认为中国人也要求自由，但是空间不大，更倾向于安天乐命。或者只追求身体自由，但坚持精神奴性，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官和权面前表现出奴性。也有访友指出，由于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不同，不尚自由未必就是奴性。经过革命的洗礼，中国人已经脱胎换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开始注意到自我的需求。        

    关于“胆小怕事”，认可者仍占多数，为58%。有的访友认为胆小怕事和从众观望是由于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的认为是受中庸之道、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或者源于历史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惨痛的教训。但有的访友认为中国人还是勇于担当的，胆小怕事只是一部分人而已。即使平时胆小怕事，但如果被逼上梁山，也敢拼个鱼死网破。现在见义勇为的人比较少，因为怕招惹是非，引火烧身。

    关于 “因循守旧”，认可率为55,4%。有的访友认为因循守旧是稳重的表现。如果说守旧，那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实在不可小觑，不得不守旧。当代中国人已经改变很多了，意识到了更新知识的重要，只是在内地和北方比较守旧，而沿海不是这样。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的小聪明一点都不因循守旧，可惜只是“山寨”创新，而缺乏革命性的创新和发明。

    关于 “自私为我”，认可率为51%。访友认为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平衡，自私为我的趋向还在加重，特别是官员阶层自私，富人自私。有的访友认为自私为我是正常现象，是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发展相整合。中国人的自私为我不是单纯为自己，而是为了家庭以及亲属，维护家族圈子的利益。也有的访友认为只是小部分人自私为我，大部分中国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具有奉献精神，汶川地震就是例子。

        关于 “虚伪老猾”，认可率已在半数以下，为45,3%。访友认为中国人还是比较忠实厚道的，道德体系以诚信为基础。中国人富有智慧，虚伪老滑只是一种处事方式，而不是性格。人情练达即学问，老猾其实是外圆内方，有自己的人格和个性，而不是两个同心圆。有人认为中国人很世故，当然只是一部分人而已，官场上的人虚伪，而普通人很朴实。就地域来讲，沿海和南方等经济发达地区，虚伪老猾的程度严重一些。也有的访友认为，虽然跟西方人比起来，我们不够直接，有时会言不由衷，但常常是因为更在乎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共处，在乎他人的感受，说是虚伪老猾有点过了。

    关于 “目光短浅”，认可率为44,1%。这里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缺乏主人翁意识，得过且过，是物质主义近视。目光短浅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它是阶段性的。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宏图远志，不过拘于生存现状，就只能顾眼前了。现在中国面向世界和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大为好转。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目光短浅”这个词与当代中国人根本不相搭，看中国的发展就知道了。

    关于 “自高自大”，认可率仅为35,4 %。这里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整体来讲，一种是从个人来谈。从整体来讲是夜郎自大，极端的自高自大和自满自足，自高自大和自卑自贱同时存在，缺乏科学与理性精神。有的访友则认为中国人崇洋媚外还很严重，谈不上自高自大。从个人来讲，大多数中国人谦逊、谨慎、包容、含蓄、内敛，只有某些人自高自大，有些城市人自高自大，农村不明显。有的访友认为自高自大跟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关，特别是那些暴发户，井底之蛙特多，无知所以自大。还有的访友认为自高自大是充满自信的表现，有民族自豪感的成分在里面，并不是盲目自大。

    关于 “消极避世”，认可率仅占26,9 % 。访友认为儒家思想的导向是入世，消极避世是道家传统，或者只是中庸思想的另一种表现。不少人面对社会阴暗面表现冷漠，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糊涂度日，但还没有消极避世。有的访友认为出世还是入世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有些人可能会避世，但并不消极。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都能积极入世，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积极入世是社会的主流，但有的人入世过于积极，轻视困难，充满幻想，盲目乐观，甚至贪生恋世，欺生骗世。

        尽管访友们发表了许多见解， 但是大家认为要概括中国人的性格还是很难。由于受教育程度及个人经历、生长环境、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职业等的差别，很难笼统地说中国人性格就是怎样。现实与伦理往往是二律悖反，站在不同的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里，人们也经常变得自私甚至虚伪，脱离了传统的道德操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自私为我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可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却是为人所不齿。当代中国人骨子里可能潜藏了很多优良的道德传统，但是在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他们也可能不得不偏离这些道德原则以求得生存。

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可以用两位访友的来函作为总结。一位认为普通人基本上勤俭、刻苦、坚韧，家庭观念重，爱憎分明，同情弱者，尊重权威，从众心理较重，忍耐力很强，只有某些人圆滑、自私。另一位认为多数人自尊、勤奋、坚韧、务实、有包容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善于理解他人，但缺乏反思意识，也鲜有反叛精神，奴性还是存在的，而且年轻人缺乏理想主义精神，有时对人、对事，对自然、对整个世界都表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缺乏独立思考精神，易被公共意识所影响。总之，调查结果证明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正在发生变化。

 

典范人格与群体人格

         对于民族性的形成，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30年代后期，卡迪纳曾在纽约举办研习班，探讨不同的文化经验怎样孕育了不同的人格类型。[34] 他们特别重视儿童养育习惯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认为 “基本人格类型” 是众多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态，是他们享有共同的童年经验的结果。[35] 由儿童时期的经验所产生的某些人格构成了投射系统的基础，其后通常由此创立民俗和宗教。[36] 这主要是对原始民族而言，而在开化民族中应重视历史上的典范人格在民族性形成中的作用。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形成，孔子的典范人格尤其重要。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人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他的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37] 培养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他崇德尚义，[38]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影响。

        孔子主张仁爱，为政以德。[39] 他的仁政、德政理念成为后世反对暴政的思想武器。孔子论人以德为先，影响到后世的人才培养。中国人历来重视品德教育，道德仁爱至今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孔子提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0]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41]，这对中国人的宽容以及和平主义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42]

        孔子提倡忍耐，其名言 “小不忍则乱大谋” 对中国人的性格影响极大，[43] 甚至被林彪当作策划政变的座右铭。孔子主张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4] 他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45] 这里的“隐”和“藏”就是忍耐，表明他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忍耐，唐代有公艺百忍的故事，[46] 元代有《劝忍百箴》的著述，[47] 启蒙读物《弟子规》有 “言语忍，忿自泯” 的语句。[48] 民间格言也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在问卷调查中，公认度最高的也是“遇事忍耐”，这表明忍耐至今仍然是中国人相当普遍的性格。

        孔子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49] 他强调稳重，认为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0] 主张“中庸”，[51] 认为“过犹不及”。[52] 在问卷调查中，多数访友认可老成温厚，认为中国人性情温和、体现了成熟和智慧，是中庸和谐的外在表现。

        孔子处事谨慎，反对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要求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53] 他主张多闻多见，慎言慎行，[54] 强调 “敏于事而慎于言” ，[55] “讷于言而敏于行”，[56] 认为 “以约失之者鲜矣”。[57] 这是与中国人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性格相一致的。民间格言所说 “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等等就是警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余毒很深，使中国人养成了胆小怕事、因循守旧的性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担责任，缺乏冒险精神。       

        孔子成为中国人师法的典范，得力于后世尊孔和孔子地位的提升，得力于作为 “四书” 之本的《论语》的推广。历代帝王加封孔子，祭祀孔庙，帝王的尊孔活动贯穿于整个封建帝王时代。[58] 因孔庙而设立学校或因学校而设立孔庙的 “庙学制度” 将儒家思想和孔子人格传向千家万户，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59] 自汉代以来，《论语》成为最普及的启蒙读本，[60] 唐宋以来又成为科举取仕的重要内容。[61] 这样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孔子人格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以及风俗习惯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孔子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也很深远。这也应该予以充分注意。

        孔子人格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存在着悖论。孔子不仅学而不厌，而且乐以忘忧。他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62]，认为 “朝闻道，夕死可矣” [63]，表现出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他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64] 是快乐学习的典范，但是后世学子 “十年寒窗苦”，“学海无边苦作舟”，鲜有孔子那样的学习乐趣。这当然是出于社会的原因。因为后世的读书多是为了考取功名，正如今天的应试教育，学生们自然苦不堪言。还有 “言必信，行必果”，本来是孔子对过分拘泥于信义的批评，[65] 后世却成为重信用、讲义气的格言。这是因为信义符合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对其进行了 “转读”。此外，“三思而后行”也不是孔子的主张。季文子优柔寡断，凡事要经过多次考虑才去做。孔子认为应该果断些，考虑两次就可以了。[66] 但是直至今天，社会仍然认同 “三思而行”。因为谨慎从事适应社会的需要，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具有规避危险，保护自己的功能。这就说明，社会需求决定了文化对于典范人格的取舍，其关系模式如下:

（图表4）

          孔子通过学习古代文化 (文化1) 和适应当时社会 (社会1) 而造就了他的独特人格。孔子的人格被后世社会 (社会 2) 筛选作为典范人格，而进入文化系统 (文化2)，这个社会和文化系统通过尊孔确立了孔子人格的典范地位，使之影响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和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系统，长达两千年之久，那么孔子典范人格对群体人格的影响也是稳定而持久的，日积月累，世世代代，形成了坚实而稳固的文化积淀。如图所示，文化与社会造就了人格，包括典范人格和群体人格。同时，文化与社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格对社会和文化也有能动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家店，动摇了孔子作为典范人格的基石。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被全然抹黑，孔子人格对中国人的典范作用被彻底摧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物欲横流，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民族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年来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复兴传统文化，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国学热，孔子热。社会再次选中孔子作为人格典范。因为只有孔子人格最能体现中国人温和善良、讲求实际的品质，最能贴近中国人传统的民族性。我们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借鉴历史经验，重塑孔子的典范人格。从历史上看，孔子人格典范的结构图如下:

       我们可以建立相似的结构，以取得相似的功能:

(图表5)

（图表6）

        在两个示意图中，上方两个支撑点都是来自官方，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利用权位势能施加影响于民间。这是单向影响的关系，正如德国民俗学文化沉降理论所阐释的，主要是上层文化影响下层文化，而不是相反。[67] 下方两个支撑点都是来自民间，承担着对青少年进行人格早期培养的功能。这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派的理论十分吻合。他们认为，儿童的养育习惯对于人格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8]

        当然，今天的复兴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复旧和复古，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在民主、自由与人权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孔子人格的典范作用不会等同于以前，因为孔子不会恢复到以前 “至圣先师” 的地位，《论语》也不会再成为学童的启蒙读本和官场仕途的敲门砖。我们应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对孔子人格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吸取其精华，塑造今日社会所需要、民众所认可的孔子典范人格，推动全民道德的提升，促进国人民族性的升华。中国不仅要以繁荣富强的英姿屹立于世界，而且中华民族也要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高雅的民族气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英文提要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is paper tries to sum up their diversity by deducing 12 aspects altogether, on whic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based as further investigation. Chinese people of today are asked to judge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yesterday, while in the end the results would be quantified, in order to make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visible. According to theories of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aspects like feeding, weaning, institutionalized care or neglect of childre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character, but i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a special role must be ascribed to Confucius, whose doctrin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s well as personality concepts in China. It was only in the last century, after the May-4th-Movement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the Confucian model of personality status was severely shaken or even destroyed. The question is how we can learn from history and reshape the model of the Confucian person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1]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第 62-65页。

[2]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北京: 学林出版社，1994 (1935)年，第 54-86页。

[3] 史密斯(Arthur H. Smith):《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北京: 学苑出版社，1998 (1894)。

[4] 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5] 斯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 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语言学民族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6] 巴斯蒂安 (Adolf Bastian 1826-1905): 德国民族学家。

[7] 晒夫勒 (Albert Eberhard von Schäffle 1831-1903):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出版家; 里连费尔德 (Paul von Lilienfeld 1829-1903): 德国血统的俄国社会学家，社会有机体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古朴劳费茨 (Ludwig Gumplovicz 1838-1909): 波兰-奥地利社会学家。

[8]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9]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10] Fischer, Hans: Ethnologie. Einführung und Überblick, Berlin:1992, p. 34, 43, 44.

[11] Benedict, Ruth: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8 (1934), p. 33, 183.

[12] Patterson, Thomas C.: A social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Berg, 2001, pp. 79-80.

[13] 卡迪纳 (Abram Kardiner 1891-1981):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和心理文化理论家。

[14] Kardiner, Abram: 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49 (1939), p.7, 471.

[15] Erickson, Paul A.,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1998, pp. 88-89.

[16] Kardiner, Abram: 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3 (1945), p.24.

[17] 林顿 (Ralph Linton 1893-1953):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18] Linton, Ralph: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7, P.19.

[19] 杜波伊斯 (Cora Alice DuBois,1903-1991),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20] Du Bois, Cora: The people of Alor,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44, pp. 2-13.

[21] 这里所讨论的中国人的民族性主要是指中国汉族人的民族性。

[22] 梁启超:“新民说”， “论中国国民之性格”，《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5-735  页, 第 1078页。

[23] 康白情:“论中国之民族气质”，《新潮》(重印本)，第1卷第2号，1919年，第197-244页。

[2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第25页。

[25]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北京: 学林出版社，1994年。

[26] 史密斯 (Arthur H. Smith):《中国人的性格》，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

[27] 散见于鲁迅杂文、小说，如《坟·灯下漫笔》，《阿Q正传》等。

[28] 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第310页。

[29] 调查时间: 2009年11月，收发地点: 德国柏林，沟通方式: 电子邮件，对象: 山东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研究生和柏林中国留学生。

[30] 调查对象: 济南、青岛职工，回收问卷78份，其中男职工46份，女职工32份。

[31] 下面的分析以学人问卷为主。不同职业群体的人格比较将另外成文，此处不议。

[32] 梁启超: “论中国国民之性格”，《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78页。

[33]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97页。

[34] Erickson, Paul A.: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1998, pp. 88-89.

[35] Linton, Ralph: “Foreword”, in: Kardiner, Abram: 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p. viii.

[36] Kardiner, Abram: 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pp. 23-24.

[37]《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38]《论语·为政》，《论语·里仁》，《论语·述而》，《论语译注》，第22，39，71页。

[39] ( 论语.为政), 《论语译注》，第11页。

[40]《论语·卫灵公》，《论语译注》，第166页。

[41]《论语·颜渊》，《论语译注》，第29页。

[42]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71页。

[43]《论语·卫灵公》，《论语译注》，第167页。

[44]《论语·泰伯》，《论语译注》，第82页。

[45]《论语·述而》，《论语译注》，第68页。

[46]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孝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20 页。

[47] (元)许名奎撰; 释觉澄考注:《劝忍百箴考注》，扬州 : 广陵书社，2006年。

[48]《弟子规》，见熊春锦校勘:《七小经合璧》，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47页。

[49]《论语·述而》，《论语译注》，第77页。

[50]《论语·学而》，《论语译注》，第6页。

[51]《论语·雍也》，《论语译注》，第64页。

[52]《论语·先进》，《论语译注》，第114页。

[53]《论语·述而》，《论语译注》，第68页。

[54]《论语·为政》，《论语译注》，第19页。

[55]《论语·学而》，《论语译注》，第9页。

[56] 《论语·里仁》，《论语译注》，第41页。

[57]《论语·里仁》，《论语译注》，第40页。

[58] 王霄冰：《南宗祭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59] 孔德懋：“研究中国孔庙发展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序《中国孔庙》”，《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第156页。范小平:《中国孔庙》，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

[60] 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61] (元) 脱脱等：《宋史·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34 页。

[62]《论语·泰伯》，《论语译注》，第83页。

[63]《论语·里仁》，《论语译注》，第37页。

[64]《论语·述而》，《论语译注》，第71页。

[65]《论语·子路》，《论语译注》，第140页。

[66] 《论语·公冶长》，《论语译注》，第50页。

[67] Kaschuba, Wolfgang: Einführung in die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München: Beck, 1999, p. 62.

[68] Erickson, Paul A.,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1998, p.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