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杨亮才] “我是一个装卸工”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17 21:00:01 / 个人分类:书签

“我是一个装卸工


青年时代读过工人诗人黄声孝的一首诗,非常喜欢,到现在还能背诵:
我是一个装卸工,
干劲冲破九重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
月亮装了万万千。

我是一个装卸工,
威震长江万里程,
左手搬来上海市,
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
生产战斗长江中,
钢铁下舱一声吼,
龙王吓倒在水晶宫。

我是一个装卸工,
生产积极打冲锋,
为了要把英国赶,
快装快卸快如风。
这首诗的手稿曾在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展览会”上展出过。诗旁写有“湖北宜昌装卸工人黄声孝1958年7月16日”字样。经查,1958年7月16日是毛泽东主席接见出席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代表的日子。黄声孝是代表,也受到了接见。此诗也许是作者受接见后诗兴大发之作,或是当天应展览会举办者之邀抄旧作(自认为好诗)参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诗的写作时间最晚不会晚于1958年,也就是时人所称的大跃进时代。
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民间诗人、歌手,工人诗人黄声孝便是其中一位。
黄声孝,曾一度改名为黄声笑(可能是“文革”中)。1918年生,湖北宜昌人。工人出身。幼时读过私塾,粗通文字。种过地。建国后(1950年)在宜昌港务局当码头工人,业余从事诗歌创作。后在基层当装卸干部兼俱乐部主任。1978年调交通部长江航运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他是在装卸劳动和宣传鼓动中成长起来的快板诗人,也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在大跃进年代,人人都是诗人。黄声孝更不例外。在长期的码头生活中,他创作了许多诗歌,鼓舞了航运工人的劳动热情,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在当地很有名气。他1958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我是一个装卸工》、《装卸工人现场鼓动快板》、《歌声压下长江浪》、《站起来的长江主人》(长篇叙事诗,二部)、《黄声孝诗集》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曾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在众多河流中,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像金色的巨龙,横空出世,她就是世界第三大河、我国第一大河——举世闻名的长江。
我国杰出工人诗人黄声孝就是在闻名遐迩的长江三峡长大的。长江三峡是诗人的摇篮。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汉代才女王昭君都是宜昌人,与黄声孝是同乡。唐宋大家李白、杜甫、刘禹锡、苏东坡、欧阳修,虽不是此地人,但他们或做官或旅居,都在此地生活过,并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长江文化哺育的当代民间诗人、歌手,除黄声孝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刘不朽、习久兰等人。至于民间故事家,那就更多。著名的故事家刘德培、刘德芳是其中的佼佼者。
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美丽的自然景色不是产生伟大诗人的土壤,但都常常是他们感应的因由。人和社会永远离不开大自然,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对周遭自然环境的理解,自然环境也往往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尽长江滚滚来”,神奇美丽的长江三峡风光,对生活在长江边上的诗人们的思想感情,对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会有不小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黄声孝是长江浪花撞击出来的当代工人杰出诗人。



我第一次见黄声孝是在1958年夏。那一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会议期间,我提出要采访他,他欣然应允。那是我们首次见面,以后还见过多次,我还专程去宜昌看过他。你来我往,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老黄很有诗人气质,坦率、热情、质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还记得。那天,他穿着一身洗得稍稍发白的蓝色中山服,个子不高,偏瘦,眼睛细细的,却很有神。他很健谈,跟我谈他的身世,还谈了不少长江边上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说:“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是遇到不少困难的。比如,文化水平不高,生产太忙,没有时间等等,但我都一一克服了。我想,文化不高可以提高,生产越忙越要写。忙是好事,不是坏事。生产忙,新鲜事就多。作为诗歌作者,只有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劳动中,抓住新人新事来写,才能写出好作品……在生产紧张时,忙得连汗都来不及揩,我就利用搬货过程中空手转回的机会,把自己观察所得,立刻用笔记录下来……”
我们刚谈了一会儿,他突然兴奋起来,大声地念了他新近创作的几首快板。看得出,他很卖力气。眼睛发着光,用力地做着手势。他不像是在复述他的旧稿,而是完全沉浸在一种全新的感情之中,用的是全身的力量。他不是向我介绍他的诗歌,而是按捺不住要向所有的人介绍作为“站起来的长江主人”,是如何用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他唱道:
工人诗,工人画,
工人诗画意义大。
冲天干劲就是诗,
快马加鞭就是画。
又唱
不怕大雨如瓢倒,
不怕大风似虎啸,
水从脖子往下灌,
我们有说又有笑。
唱一支歌,
装一船货,
歌声、马达声如雷吼,
大风大雨大浪都压倒。
最不能让诗人忘怀的是1958年7月16日。是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出席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全体代表。那天老黄高兴极了,对他来说,可以说是终生难忘。我采访他时,他还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说:“当时我的心像钟摆一样,全场的掌声像六月天暴雨一阵赶一阵,我站在后排,我的一双手不由我管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愉快。”
他说,《我亲眼看到毛主席》就是在当天写的。歌词是:
我亲眼看到毛主席,
浑身不知好大力,
要是泰山碰着我,
不碎也要脱层皮。

我亲眼看到毛主席,
好像站在云端里,
我虽站在最后排,
霎时身长一丈几。

我亲眼看到毛主席,
钢笔催我用心记,
快把主席话记好,
一句话要当千斤力。

我亲眼看到毛主席,
回去工作不歇气,
赶英多把奇迹创,
再向毛主席来报喜。
老黄出口成章的本领,实在令人折服。
我采访他的时候,几乎都是在听他念诗,我很少有说话的机会。我问:“老黄,你诗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窍门没有?”他回答说:“窍门倒没有,主要是向群众学习,向民歌学习。”于是他给我举了一个向群众学习的例子。他说:“在生产劳动中,要多听群众为保证完成任务说的一些有力的话,同时他们有些什么行动,又怎样完成任务,把这些记在脑子里,经过艺术加工,这些群众的话就成了诗。‘黄河之水天上来’,人民群众的歌是昆仑山上流下来的长江大河,而我的歌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泉。我写诗歌、也就是我构思的时候,好比挖井,是一段一段挖下去的。如有一次,搬钢铁驳上的货,天气忽然大变,有的说:‘伙计们,快点卸啊!对门(指宜昌磨子山)天要塌了!’有的说:‘快,都来动手,给货舱搭油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积极想办法,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全部装卸任务。我把大家说的话和行动,记录下来,加了一点工,就写成了一首诗,念给大家听,很受欢迎。大伙说:‘我们这些话,也能编成诗,那以后我们多注意点,就都能编出好诗来!’”
作为时代歌手,黄声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除具有诗歌天赋外,还熟悉楚地诗歌传统,又善于向群众学习;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无限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社会主义,把自己的工作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凡爱好诗歌的人大概心里都有一个答案。我想,是诗,总要有诗意,总要写得完美。有诗意但写得不完美,是美中不足;但如果根本没有诗意,那不管写得如何完美,也不能算是好诗。
“诗意”是什么呢?说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大家所认同的,即指诗里表达的那种给人以美的意境。诗人何其芳说:“什么是诗意,没有一个确定的具体的理解。……按照通常的说法,诗意总是指一种优美的动人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平庸的东西,都是同诗意对立的。” 对于诗意,工人诗人黄声孝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他说:“新做出来的饭香,剩饭就不好吃。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黄声孝的诗之所以写得好,就是他不和大家“说一样的话”。如“太阳装了千千万,月亮装了万万千。”“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等,何等新鲜、动人,这样富有诗意的诗,谁读了都喜欢。
当代诗人柯岩对诗的要求很高,我没听说过她称赞过谁的诗,但她对工人诗人黄声孝的诗,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说:“……他们不但教我做人,还教我作文。直到今天,无论是我去大学讲课,还是独自默默吟哦,我总是把码头工人黄声孝的‘太阳装了千千万,月亮装了万万千’、‘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等许多绝佳诗句挂在嘴边,作为标竿,也许我奋斗终身,最后也难以企及。”
黄声孝的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十分鲜明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特色。很多诗歌不仅思想正确,富于想象,而且是作者在生活和斗争中感到不寻常,感到新鲜、优美,并为之激动而不吐不快,因而特别感人。“真诗乃在民间”,这就是黄声孝诗歌的优越性和独创性所在。
记不清是哪一位诗人说过:“读一个诗人的诗集,如看一个人的人生;读一个诗人的精彩片断,犹似在踏勘历史遗迹,在他的印痕中,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昨天与明天。优秀的诗,总是与读者的心同频共振。”
我读老黄的诗,感到特别亲切,是因为我们也是从大跃进年代过来的。“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我所以能深记此诗,是因为我自己也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们在“五七”干校,要自己种地,自己盖房子。在建房中,我们班承担了最苦最累的搬运砖瓦的任务。大家干劲十足,正如老黄诗中所描写的“快装快卸快如风”,我们曾创造了六个人用六分钟装一车砖的纪录,大有“上天敢揽月,下海敢擒龙”的劲头。这种冲天干劲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可惜我不会写诗,如果老黄在场,一定会写出好诗来。
我常常这样想,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若能给后人留下一、两句让人记住并喜欢的佳句,就是很不错了,但是谈何容易。说实话,我读过的当代诗人、作家的诗和文章应该说不少,但我只记住了作家汪曾祺《沙家浜》的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以及工人诗人黄声孝《我是一个装卸工》的“太阳装了千千万,月亮装了万万千”、“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我国长江的一头是大都市上海,一头是重庆,诗人突发奇想,妙语如珠,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汪老的“人一走,茶就凉”,平平常常六个字,既充满生活气息,又把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好诗,谁写得出!
诗能让人记住并百读不厌是很难的。如前面提到的我国伟大诗人杜甫,写过那么多诗,但人们记住的也就是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不多的几首。李白的诗,大家记住的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苏东坡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有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等。当然还能举出一些,但不是很多。
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能够写诗,本身就很了不起,所写的诗还能让人们牢牢记住,就更了不起。
黄声孝现象值得研究。


2010年1月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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