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夜话4 柳田国男与史学

回到西瓶女士布置的作业上，看看日本民俗学的创始者柳田国男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当然，应该注意当时史学的姿态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日中之间也有很大差别。

首先，柳田把自己的学问（以下称民俗学。柳田一直对使用“民俗学”一词颇有犹豫）定位为广义的史学。

柳田在面向社会说明自己的学问时，有时会自称是新史学，口气上也仿佛是来自史学内部。这既因为他对史学的理解，也因为争取社会理解的需要。因为谈史学大家容易理解，可以最大限度的争取听众的同感。

但这里的“史学”，是理想状态中的，作为综合过去学“应当如此”的史学。而在面对当时具体实践下的史学研究之主流，即传统史学，柳田的批评则毫不留情。所以说，他实际上构筑了一个在研究“国史”的目的下，“民俗学”与“史学”（传统史学）平起平坐的架构。对柳田而言，其实民俗学与传统史学的共同之处，也仅仅就是探究“国史”这一终极目的而已。因为对自己正致力创建的学问，他有着从目的、资料、到方法的整体性考虑。而所有的立论，都几乎是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展开的。

他开宗明义地说明，民俗学的目的就是究明平民生活之变迁。而传统史学的目的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对平民的生活缺乏关心。因此，面对新时代平民不断高涨的对自身生活变迁的求知欲，传统史学无法作出回应。

其次，他指出传统史学在资料方面的局限，即所谓文献至上的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依靠与特定过去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研究的学问。虽然今天的史学研究，已经将史料的范围扩大，但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际研究，文献是主体也是基本。在柳田时代的日本，对文献的依赖更为明显。

柳田就文献本身的形成和性质，指出对于研究整体的“国史”而言，有着分布不均的缺陷：空间层面的不均，城市多乡村少；时间层面不均，今多昔少；社会层面的不均，识字阶层多不识字阶层少；内容层面的不均，名人及重大事件多，普通日常的生活少。他进一步指出，没有文字资料，绝不等于没有事情发生。历史之中有更多的事实，因为缺乏记录留存的意识或条件，从未变成过文字资料。而今天我们想了解的过去的日常生活，正是这样的事实。参考文献很少，并非只因为流传过程中的损毁和散失，

要注意到，这并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而是实际经验的总结。柳田大学时学的农政学专业，但其论文是对“三仓（常平仓、义仓、社仓）沿革”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史学倾向。而在其民俗学生涯的最初10年，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博览群书，悉心钩沉的成果。

因此，柳田对传统史学的质问直接而尖锐：想知道的事，确属过去，但却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怎么办？难道以没有资料为借口简简单单地放弃吗？

柳田的回答是：既然传统史学力不能及，那就只能另寻办法。

在此，柳田显示出了与后来年鉴学派所谓“长期波动”相通的历史理解。他认为基层的生活，并非随着所谓大事件而骤然变化，而人们的感觉和心情，处于一个更为缓慢的变化过程之中。他认为当时的日本，由于是工业的后进国，种种或快或慢变化，都混杂共存于其中。因此，完全能够通过对当下状况的细致观察和地区间的比较，接近变化最为缓慢的，基层的历史。当然，这个所谓的基层，并非直接与古代、原始相接的，柳田对自己的方法论所能溯及的上限，有着明确的认识，就是足利幕府时代。

柳田对学问体系的思考，大致完成于1930年左右。这一年，他执笔了被誉为名著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朝日新闻社编《明治大正史》第四卷）。

在自序中，他说：

“（在本书中）未能尽遂的野心不妨坦诚相告，这就是，我认为，只凭借现代生活的横断面，亦即每日现诸眼前而又转瞬即逝的种种事实，就能完成出色的史书･･･毋宁说我们的资料甚至有些过多。只要采集、整理、分类、比较这一方法无误，他们（自然史研究）能够做的到的我们又怎会做不到呢？”

“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出自对迄今的传记式史书的不满，故意排除了所有的专有名词。所以，这一世相篇叙述的并非是英雄人物的所思所想，而是遍及国土的常人，只要睁眼侧耳，都可以看到听到的事实；只要略加潜心，便可想到的意见。”

有许多人认为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俗的学问。但柳田国男却并非如此。对个别的，或是特定类别的民俗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并非目的，而是接近历史，究其变化的手段，或者说途径。而且他想接近的，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生活事实，而更是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或是因为这些事实而发生变化的，生活者的共通感觉与心情。

例如在上述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他开篇论述的，是生活中色彩和声音的变化；而在论述食物之变化的章节，他首先从其香味谈起；在指出门窗的糊纸为玻璃所替代的事实后，其笔锋更深入到房屋由此变得明亮后，人们对居室及家具器物印象的变化，以及这种印象催生的物质及习惯等生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