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按:很久没有发帖了,看到论坛的新气象不得不说两句。争鸣乃学术发展之需要,启迪思想火花之良方,论坛启批评与方法之版,开辨论探讨之风,扬学术研究之法,还学术之自由,于我辈青年大有益处,故特转此文。
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
伍铁平*
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在大陆语文学界深受读者欢迎,原因之一是该刊接受学术批评的文章,并经常展开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应是学术刊物的重要内容1,但是,我国大陆有的刊物很少开展学术批评。有一个刊物对言之有理有据、有新内容的批评伪科学歪曲和胡批索绪尔的文章百般刁难,长期扣压后竟毫无理由地背信弃义(原本答应发表),予以退稿,令亲者痛,仇者快。有人认为,伪科学不值一批,无需理睬,会自行消灭。其实,伪科学水平低劣,要揭露其谬误,却需要花很大气力。恩格斯认为杜林是江湖骗子;但是,他并不因此不予理会,而是付出巨大的劳动,撰写了《反杜林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说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认为伪科学会自生自灭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和剽窃、粗制滥造等丑恶现象如果不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福建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山西大学学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的批评,还不知要泛滥到什么地步。我国学术打假的带头人之一杨玉圣副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发表了长篇论文《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较全面地批驳了反对进行学术打假的各种错误论调,深得学界的称赞。但是在我国大陆有位名教授明明在自己主编的书中两个地方剽窃了别人的论文,不仅不深刻认识错误,反而倒打一耙,在一本书中攻击批评者“以说别人不好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此人大概没有想到,这句话中含有悖论:你批评批评者,是不是也是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呢?
有人将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学术批评会妨碍学术建设。然而,铁的事实是这些年我国由于学术批评疲软,我国的学术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正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一样,学术建设和学风建设也必须两手抓,偏废任何一方面,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北京大学副校长韩启德在2002年1月18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好学风,何谈一流学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值得大家一读。还有一些反对和抵制学术批评的言论,我在拙文《我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为什么长期得不到彻底的根治?》(刊《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2期)已进行了批评,这儿就不重复了。
其实,在国外,批评一直是受到鼓励和称赞的。例如,高尔基在《小市民》中借一个主角的口说:“有教养的人能够从科学和智能的高尚品德角度对一切进行批评。”普希金写过《论评论》2的文章。他说:“评论是一门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优美和缺点的科学”,“评论是科学”。这不仅适用于文艺领域,也适用于学术领域。因此,有人不重视学术批评,甚至对进行学术批评的人讽刺挖苦,那是完全错误的,只会有利于学术造假者。
批评的前提是“用批判的头脑接受一切”(Accept everything with a critical mind)。马克思在他女儿要他填写的“自白书”(一种娱乐)中写道,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怀疑一切”。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中都有格言和名人语录盛赞“怀疑”,如古罗马的Cartesius用拉丁语说:“智能始于怀疑”,西塞罗(前106-前43)说“从怀疑可以到达真理”;意大利语说:“怀疑是知识之父”;法语说:“怀疑是科学之母”;德语说:“怀疑是真理之父”;歌德说:“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英国诗人蒲柏(1688-1744)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爱好怀疑,我们的智能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精当”;英语格言说:“哪儿有怀疑,哪儿就有真理”;西班牙语说:“不怀疑的人,就一无所知”;“没有怀疑,就没有创造。”3
爱因斯坦说过:“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坚如盘石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4。他还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是生命攸关的。”(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79。)
俄国喀山语言学派的首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45-1929)的学生列‧弗‧谢尔巴(1880-1944)说,他的老师“一生中对一切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立场,不人云亦云”。(见H.A.康德拉绍夫著《语言学说史》中译本第12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康德拉绍夫在该书介绍喀山学派的专节(§41)中称赞“博杜恩竭力引起听课人对课程的爱好,培养独立而大胆思考的能力,要求(学生)对科学中陈旧的原理采取批判态度”。
在探讨“怀疑”的重要性时,不能不提到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哥伦比亚大学1983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简明百科全书》第396页上对他的称赞是:“他怀疑一切不能直接进行逻辑分析和科学证实的事情。”老赫胥黎的孙子作家和评论家A.L.赫胥黎(1894-1963)继承了他祖父的思想,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个人和群众》(曾收入我国大学的英语教材),其中说道:“知识分子喜欢推理,对事实感兴趣。他们善于批判的思维使他们不相信那些能对大多数人起很大作用的宣传。知识分子凡事要求证实,厌恶逻辑上的矛盾和谬误”。这大概正是我国民俗学之父资深教授钟敬文(1903-2002)之所以撰文《知识分子是“中流砥柱”── 谈谈抵制学术腐败》(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的原因。
美国当代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 1934-1996)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书中多处批判了各种伪科学(包括我国的)并盛赞怀疑在反对伪科学中的巨大作用。例如该书第239页上写道:“怀疑的思维方法……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该书第347-348页上写道:“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全都来自古希腊。”萨根建议,“在大学一二年级中开设怀疑式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必修课”(第368页)。他在该书第24章的开头引用了拉丁谚语“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第451页)。
17世纪以来,欧美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原因很多,善疑和学术评论的健康开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就我所知,除开古人说过“学贵善疑”外,今人则胡适说过,治学之道要“于不疑处有疑”,梁启超说过“豪杰之士往往反对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要有反潮流(指的当然都是错误的潮流)的精神。除此以外,我国不仅很少提倡怀疑的精神,相反,在“四人帮”时期,大批“怀疑一切”,“四人帮”以前则大批胡适的“大胆假设”(其前提自然是要首先怀疑先前的固有观念),其恶果必然是“盲从一切”。多种伪科学居然在中华大地猖獗一时,“盲从一切”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万事要通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到底是否正确。这实质上就是“怀疑一切”。的确,通过怀疑和思考所获得的对真理的认识才是最牢固的认识。
“怀疑一切”绝不等于“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后二者才是错误的,应该批判。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四人帮的“打倒一切”的同时,连带着也批判了“怀疑一切”,以致在我国大陆的某段时期,很少有人提倡怀疑的精神。
在提倡怀疑精神的时候,要提防伪科学的炮制者钻空子。他们往往用否定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手法来推销他们的伪科学。例如,徐德江在其小册子《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年)中居然胡批国际音标,说:“国际音标符号单独标示的每个‘辅音’中,实际上都有一个元音居于后……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元音’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这类辅音,国际音标中一般没有标出”(见该书第103页)。根据同样的“理由”,他又胡批“汉语拼音方案”,说它“确定元音可以单独发音,这是不符合发音原理的。这是对现在语音理论中错误观点的迎合”(见该书第107页)。这就是伪科学的胡言乱语。关于划清科学同伪科学的界限,王宁等三位教授在《学术界》2001年第1期所刊文《伪科学的来源和学者的辨伪使命》说得很清楚,恕不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