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个幸运儿

我本是个幸运儿

 (2007-02-20 23:45:49)
   

2007年对我来说不一般。

过了春节，就进入了我的“本命年”。按照传统的说法，本命年要过得小心谨慎，何况已经接近“知天命”。此生的一切到这个时候都已经确定，不要再想有什么“异动”。什么事都要知足。

到秋冬之际的时候，就是我参加高考的30年。如果不是高考，我就要琢磨着去平谷插队的事；如果不是高考，我一定不会与历史研究结缘。想想，学习历史30年的时间，本身已经是不短的历史。

不过我倒不是想在这里倚老卖老，而是想到了几位真正算老的学者，在我年轻时多有扶持，而我之所以有缘与他们相识，大多要拜我爹妈之所赐。

我爹妈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一直住在被简称为“铁一号”（即铁狮子胡同1号，如今是张自忠路3号）的宿舍大院。这个大院之有名，是因为它曾是北洋时期段祺瑞的执政府，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这里。文革前有个电影叫《额尔多斯风暴》，其中有个情节是主人公丢了骆驼，就是在这儿拍的。后来彩色版的《南征北战》也在这里有个镜头：张军长和李军长带着白手套的手一握，说后会有期！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和版本学家王利器先生成为我们家的常客，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有多么著名，也不懂做一些校注工作是多么大的学问。只是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戴副眼镜，脑袋圆圆的，眉毛已白，一对招风耳，四川江津的口音很浓。他总是笑呵呵的，也爱开点玩笑，王伯母有时埋怨他什么，他也是呵呵笑。后来听说他曾被打成“右派”，文革时也一直挨整，如果不是这般乐观，恐怕也很难捱得过去。

他那时应该也有70岁了吧，但身体显得很好，据说每天从住家的北新桥跑步到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北图分馆去看书抄书，从不间断。北新桥那个家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可能是文革后临时配给的吧，但他却安之若素，还起名叫做“争朝夕斋”。他在那里出版了《颜氏家训校注》等许多著作，大家常和他开玩笑，说他真的已经著作等身了！可以肯定，这正是他“只争朝夕”的结果。

我大学毕业前提前留校工作，做81级新生的班主任辅导员。好像是因为红学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清代小说《女仙外史》，而北师大图书馆正有这部书的康熙版，母亲让我把它借出来看看。我顺便也看了一遍，觉得有点意思，加上那时也没什么事情，就写了篇文章，其中最得意是对其版本和作者的考证，为此还跑了北图善本部和时在考古所的科学院图书馆。那真是我的第一篇长篇学术文章。

我把文章呈给王利器老伯指正，他的复信大约有800字，多为赞扬鼓励之词，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还给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的编辑写了信，希望他们可以发表。由于我的文章有两万字，编辑认为删掉一半便可发表。我那时年轻气盛，认为这样会伤害原意的表达，便拒绝了，实在有点辜负王老伯的推荐。

后来，我又把文章送给红学家冯其庸叔叔指教。他那时住在我们前面一座楼，从小时起便经常见面的，主要是替父母传送东西，互相之间跑来跑去。记得那时他特别喜欢画画，以墨葡萄最为常见，书房里挂的、铺的满都是，地上还摆着许多形形色色的石头。他看了文章，大概也想不到平常在院子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竟然也写出文章来，于是也大加夸奖。蒙他推荐，文章发表在刚刚创刊、其时还在试刊阶段的《汉中师院学报》上，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80年代初那个时候，杂志少，发表难，更何况我这未出茅庐的小子！承蒙两位前辈的推荐，文章的发表使我开始有了更大的自信，敢于在这条路上闯荡下去。

王利器老伯去世多年了，他在世时赠给家里的大著，我那时无知，未曾细读，现在知道读了，却永失当面请教的机会。冯其庸叔叔后来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也搬了家，最近一次见面是在10年前我父亲去世的告别仪式上，那种场合，也只能是匆匆即别。我虽不才，发表的文字也已有不少，但却始终能记得20多年前两位长辈鼓励和举荐的情景。

曾经提携或指点我的长者又何止他们两位呢！小的时候喜欢画画，曾带着涂鸦之作去拜谒隔壁院里的著名画家张正宇（想到他画的那些样子很怪的猫）；70年代时又喜欢写诗，曾拿着几首打油请当时在《诗刊》工作的作家孟伟哉叔叔指点……。正是：少年不知惧，我本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