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8-05-14 17:44:28 / 个人分类:文艺评论

真理的追求者

——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

 

刘锡诚

 

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虽然从1957年就进入中国文联工作,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看见过他的身影,对他充满着崇敬,但文革前却没有交往。粉碎“四人帮”后,周扬重新回到文艺领导岗位,我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杂志工作,开始与周扬在工作上有所接触,也常听到他的讲话和指示,1983年又在他的推荐和调遣下,到他担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作些组织领导工作。无论作为一个文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在文革逆境中的思考,在新时期对真理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对历史问题的反思,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我的记忆中,周扬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首当其冲,第一个在报纸上被不点名地公开批判的领导干部。[1] 他被称为“阎王殿”里的“二阎王”。那时,我正出差在上海青浦县的朱家角调查故事。忽然从广播里听到对这位文艺界高级领导人的指控和批判,心里陡然紧张起来:周扬被点名了!要搞运动了!因为我在离京前,已经听了以中央的名义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委托江清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传达,听到广播就十分敏感地感受到了局势的紧迫。我当即决定回京,不能在外面滞留了。

文化大革命如急风暴雨,待我回到北京,中宣部“阎王殿”已经被“砸烂”了,周扬被点名批判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我们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里,楼上楼下到处都贴满了揭发各协会领导人的大字报。从文联的阳翰笙、阿英、刘芝明,剧协的田汉、李之华、李超、贺敬之,音协的吕骥、王元方、孙慎,作协的邵筌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直到一些小协会的领导人,舞协的吴晓邦,曲协的陶钝,民研会的贾芝……无一例外都成了“黑帮分子”。连我也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了。周扬刚刚做过切除一叶左肺的大手术,在天津养病。1966121日,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某地关押起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1967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周扬极尽诬陷之能事,把革命文艺家周扬诬陷成反革命两面派。

一去十年,音信杳然,连周扬的家属和学生们也都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甚至曾传说他已死亡,连户口都注销了。周扬在监禁中度过了9年漫长的岁月。1975714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获得释放。[2] 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周扬,是19771230日上午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他被请来作一次发言(那时还没有尊称请他作“报告”)。这次会的主题是“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在此前一两天,《人民日报》刚刚开过一次人数较少的座谈会。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多达140余人。说是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其实应邀到会的也还有些艺术家。因而可以认为,这是文革大劫难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相聚,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文艺界的一次劫后的团聚大会。那时,我正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参与了这次文革后文艺界第一次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次大会的策划与组织工作,周明同志出力最多。

 

劫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和演讲

 

会议在北京东城海运仓胡同总参招待所举行。确定这个地方作为会址,记得是经过伍修权同志介绍的。会议28日开幕,31日闭幕。张光年主持。28日会上发言的有夏衍、冯乃超、曹靖华、峻青(上海)、雷加、秦牧(广东)、李曙光、韦君宜、吴组缃、冯牧、李凖、周立波(湖南)、李何林、骆宾基、许觉民。29日上午,请林默涵到会作长篇发言。下午会上发言的有草明、柯岗(四川)、蔡仪、王春元与杜书瀛。30日上午,请周扬到会上作长篇发言。31日上午大会上,宣读了卧病中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发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发言,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兼文化部长黄镇讲话。

周扬恢复自由后,一直住在北京西郊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里。几天前,中组部已任命周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虽然有许多老同志去招待所看望过他,但到我们的会上来讲话,却是他第一次在文艺界公开露面。

因为从万寿路到海运仓要通过整个北京市区,路途很远,那天,周扬到达会场时,已经过了预定开会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会场里,等待着这位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未曾露面的文艺界老领导。经张光年和会务组动脑筋巧安排,周扬是作为中国文联的副主席到会并发表讲话的。当面容苍老了许多的周扬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时,一眼看到这么多经历过劫难还健在的旧部,他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尽管他早已习惯了在公开场合不动声色。在场的夏衍是拄着拐来的,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断了。当时还是中年人的峻青,也是从“四人帮”的监狱中死里逃生出来的。有些曾经一道工作和战斗过的老作家,如老舍先生,赵树理同志,刘芝明同志等,已不幸死于劫难之中。相隔十多年后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向文艺界的旧友新朋讲话,他大概是在监禁中没有想到过的,因此,他是百感交集,情绪很复杂的。开始时,他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说:“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我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接下来,他便开始检讨自己的过去。我想也可以用“忏悔过去”这样的词儿来概括他当时的心情。他说:“我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性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我错误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但他今天来这里讲话的主旨,是要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和“四人帮”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他确也压抑不住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愤怒,所以,他接着就说:“‘四人帮’对我的诬陷迫害,我一概不能接受。‘四人帮’是个很大的反面教员,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四人帮”的斗争,人民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不会有这么高。”

周扬讲话时,尽管不再有文革前那样的风采和魅力,甚至还有些小心翼翼、放不开手脚。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30年代文艺;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正确评价17年的文艺;第三个问题是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坏文化?这些问题触及到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在江青控制下反复指控的所谓“又长又粗的文艺黑线”到底是否存在,以及17年的文艺工作是否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看来都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开会的1977年底,不仅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之前途和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甚至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还没有全面深入地展开,真理标准讨论也还没有进行,也就是说“两个凡是”观点不仅在上层决策的圈子里、也还在老百姓中有着很大的市场,总之,那时的思想禁锢还十分严重。尽管周扬在逆境中思考过许多问题,但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将他所思考的问题全部讲出来。他这次长篇发言,对于研究他的思想历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30年代文艺问题,是“四人帮”在《纪要》中炮制的“文艺黑线”的第一个根据,当然也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大问题。关于如何正确评价30年代文艺的问题,周扬说:“江清和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30年代文艺问题挑起来。关于30年代文艺,毛主席、鲁迅都有很高的估价。毛主席指出,当时是两个‘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指出在革命中,文艺是个重要的阵线。鲁迅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运动,是唯一的运动,而国民党对当时的文艺只有压迫和屠杀。所以,鲁迅说无产阶级的文艺是用烈士的血写成的。江青说30年代文艺不好,那么,敌人为什么仇恨呢?不是证明“四人帮”同国民党的看法完全一样吗?当然,他们的面貌各不相同,“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30年代文艺的成就无论如何不能抹杀。30年代有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其中有的同志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的直到现在还是文学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们有错误、有缺点,但同志们可以想想,那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那时的革命发生了两个大转折:大革命的失败和农村革命、文化革命的深入,这时候,也是王明的始而“左”倾、继而右倾的路线的严重干扰的时期。当时的文学运动刚刚诞生,还是小孩,很幼小,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像创造社、太阳社这样的团体,虽然有错误缺点,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他们的教条主义不是封建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培养了很多的人。鲁迅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作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当之无愧。我们在思想上对鲁迅缺乏认识,我们有缺点。193536年两年间,形势变化,有的负责人被捕,条件很艰苦,自己觉得教条主义的做法不行了,需要改变。但是我们同党失去联系,看不到党的文件。后来看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文章非常鼓舞人心,像黑暗中看到光明。此后又看到党的《八一宣言》。‘国防文学’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们并没有‘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鲁迅也没有说‘国防文学’不能提。问题是提出这个口号时来不及和鲁迅商量,来不及在党内商量,不敢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而且有‘左’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四人帮’抓住我们的错误大作文章,企图把我们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和国民党一样的人。这件事就这么荒唐了十几年。”

在谈怎样正确估价17年的文艺时,周扬说:“建国以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文艺,亲自领导过问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毛主席对17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多的关怀。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17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是江青夸耀的八个样板戏,也是属于17年的。怎么能否定呢?他们把17年说成‘黑线专政’,目的是要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靶子。17年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有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昭雪——笔者),也有我们路线性的错误。错误由我主要负责。他们打击我,是为了打总理。三年困难时期,我授意写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文艺服务的对象,除工农兵外,还有知识份子,这就错了?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会就不那么高了,第三次文代会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说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扎根不深,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其次,在知识份子改造的问题上,在对待遗产的问题上,也有错误。毛主席‘两个批示’之后,我们真心诚意想解决这些问题,谁不想把工作做好?我们进行了整风,‘四人帮’说是‘假整风’。你可以说整风还不彻底,为什么要说成是假整风呢?65年底到66年初,我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问题,送到政治局通过,准备公开发表。但被‘四人帮’压下了。他们不准革命,不许检讨,而是要打倒!”

周扬在讲到“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时说:“四人帮”搞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搞的是阴谋文艺,他们不但要毁灭无产阶级文化,而且要毁灭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化。“四人帮”的唯一的创造,就是一个“三突出”。创作怎么能用这样的公式呢?“三突出”是林彪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是极端个人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在创作上的混合物,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最近要发表的毛主席的信,提到了形象思维问题。形象思维是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中外古今一切艺术的根本规律,否定形象思维,就是否定文艺。不要形象思维,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这是符合“四人帮”搞阴谋文艺、搞文化专制主义和毁灭文化的需要的。我们要维护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工农兵方向;一个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要在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配合政治形势,为工农兵服务,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3]

关于文革中被批判得沸沸扬扬的30年代文艺问题,周扬是劫后头一次公开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是一种申述,这个申述应该说是诚恳的、可信的。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由于组织的干预,有很大进展。关于17年文艺,周扬肯定了成绩,也对出现的路线性错误承担了责任。当然他有历史的局限。那时右派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胡风问题也还没有平反。他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因为当年一道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做出反思,更谈不上承担责任。回想1977919日,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谈话,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份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4] 那时,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还踌躇不前,刚提出了批“文艺黑线专政”论问题,接着就冒出了一个“文艺黑线还是有的”论,因为文艺战线的“两个估计”的禁忌还没有解除。周扬在谈17年的文艺战线时,也是沿用了邓小平估价教育战线的逻辑,即:“建国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顾骧同志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一文中说,197812月,周扬应任仲夷之邀,在广东省文学创作会议上所作的长篇讲话,即《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是周扬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5] 我以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上面引述的19771230日上午在《人民文学》杂志召开的“向文艺嘿线专政论开火”大会上的讲话,无疑应是周扬复出后第一次在文艺界露面并就文艺问题发表的意见。(当然,因为他发言的主旨是批判“四人帮”捏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也许还谈不上是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扬197812月在广东的讲话是第一次也是说得过去的。)1977年“四人帮”虽然被捉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是,81218日召开的中共11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略,而这个“纲”,自然还是阶级斗争。全党的主要任务,是批右,而不是批“左”。周扬这个长篇发言中,仗义执言地站出来批判“四人帮”对30年代文艺和17年文艺的歪曲和诬陷,是他十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他敢于对17年间文艺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和缺点,承担主要责任,就显示了一个文艺领导人的成熟和宽容。但他也显然受到时代的局限,比如讲文艺还要“配合政治形势”,就显然还没有摆脱17年文艺观点的影响。

周扬的自责精神,令在场的文学界人士中的大多数所感动。但也有少数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与周扬意见相左,并不是如此。《人民文学》19781月号发表了会议的长篇报道后,编辑部于213日收到了李何林同志给严文井同志转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人民文学》杂志的记者关于会议的报道歪曲了他对“两个口号”问题的看法,他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的作用;他还打印了“两点声明”,散发给有关人士。这个“两点声明”,显然是对着周扬的。我们编辑部查对了会议记录,认为发表稿与记录稿原意基本相符,谈不上什么“歪曲”。经过分析和商讨,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李何林同志可能是想退回到他原来坚持的立场,以便能自圆其说。为了澄清事实,展开讨论,我们打算把经过核实的事实在刊物上公布。大家的这一意见没有得到主编张光年的认可,接着他又去人大会上开会去了,这件事就这样拖下了。正在这时,中宣部文艺局荣天屿同志于34日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说要调看“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的发言记录,并说是张平化部长和李晓明局长要看。显然李何林同志的“两点声明”起了作用。我们于36日(星期一)将包括周扬讲话、李何林发言在内的关于30年代文艺的部分会议记录送到了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及“四人帮”以“国防文学”口号为重型炸弹,把周扬等“四条汉子”打翻在地。要解决“文艺黑线”问题,摘掉“文艺黑线”这顶帽子,30年代文艺问题,特别是“两个口号”问题,就不可等闲视之。中宣部调看我们会议的记录,虽然一时间没有结果,但这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后来有很大进展。徐懋庸临终前有遗言,说明与鲁迅关系中出现芥蒂的真相;延安时代在中宣部任领导职务的吴亮平同志证实曾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话;陈云同志再次指示中宣部就此问题作调查;任白戈、周立波等当事人发表了说明当时情况的文章。历史的纠葛应该可以解开了。

 

“新时期文艺”和“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提出

 

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喜欢抓大的论题和大的构思,而常常忽略微观研究。其实,对于任何研究工作来说,倒往往是从一枝一叶入手,才能较为容易地把握一棵大树的全貌。前几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蒋守谦先生到日本作学术访问,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是谁先提出来的?一个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这位研究员。这说明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简单的属于一枝一叶的问题的研究。蒋先生回国后查阅有关资料,认定第一次使用“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个词汇的,出自周扬同志197812月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文。作为一个新时期文学的编辑者,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死心,又查了一些材料,查的结果是:1978518日,周扬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中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的概念。[6] 19786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全委扩大会决议中,采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概念。[7] “新时期戏剧创作”和“新时期文艺”的出现,都比《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要早一些,尽管这几个概念在意思上和构词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也说明一点,周扬思路的清晰和概括的准确。这个名词一旦被结构出来,就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同,也就很快流传开了。

周扬是应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的邀请到广州,并于1978129日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发表这个讲话的。稍后又到广州的还有林默涵和张光年。1221日陈残云给我来信说,他们的座谈会已经结束,“会议开得不错,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周扬、默涵、光年三同志都作了整天的报告,对大家的帮助很大”。我们《文艺报》编辑部1223日听了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的详细传达。周扬在广东的报告,无论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界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有新意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周扬提出和阐述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文学艺术的领导等六大问题,如前面所提到的顾骧同志所说的,他第一次就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

他在这次讲话中所谈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既有着现实的意义,又有着长远的理论意义。歌颂和暴露的命题,是新时期文学发展本身提出来的一个新鲜问题,是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不能不加以阐释和解决的问题。“伤痕文学”的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大潮,但它是一股应予热情肯定并加以引导的文学潮流呢,还是一股所谓“伤感文学”和“暴露文学”?在1978年的文坛上曾掀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上半年。除了私下里的议论和咒骂,座谈会上的口头交火外,不是也公开发表了《“歌德”和“缺德”》和《向前看啊,文艺》这一类的文章吗?在文艺界,责难和反对以揭露“四人帮”罪行为主要内容的“伤痕文学”的思潮,与当时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思潮汇合在一起。《“歌德”和“缺德”》作者抓得很准,争论的核心确是歌颂和暴露。周扬虽然长期脱离文化界,但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争论的核心,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回答。他说:

 

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难道不应该对这种人(指《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那样的人——笔者)加以暴露、加以鞭鞑吗?《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8]

 

正如周扬所说的,“歌颂和暴露”,实际上是文学的倾向性;倾向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取消了倾向性,便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本身。周扬的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惜的是,周扬以及一大批理论家所持的这一著名论点,在90年代文学中没有被继承下来,而是日益被消解,有些理论家和作家正在鼓吹以夸大文学的娱乐性来取代文学的倾向性,这无疑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大倒退。

周扬的这篇长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复出后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系列根本性观点。“新时期文艺”要健康地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他晚年不断思考也不断重复阐述的一个问题。“二百”所以成为他复出后的一个文艺情结,是因为他多年来充当过中国文艺界的领导角色,而在几十年中,“二百”有时执行得好些,有时则不能很好地执行,在文革中,则干脆蜕变成了文化专制主义。这里面自有其惨痛的教训。他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要出现繁荣和高峰,没有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不可能的。比起过去多年来他在文章和报告中多次的谈论来,周扬在这篇讲话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阐述,显然增添了一个新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尽管他没有解释这个所谓“思想僵化”是指着谁说的,读者自会明白,是指那些掌握着方针政策的高层领导人。

在周扬看来,“新时期文艺”的出现是与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就在差不多同时,他在1979323日,应我们《文艺报》之邀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讲话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他说:

 

我想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是不是有这么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方面就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因为“五四”运动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文学革命发展为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就是所谓十年左翼文学运动。这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发展。无论在文学革命或革命文学运动中,鲁迅都是伟大的旗手。他和整个新文学运动一样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变化。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左翼文学运动,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五四”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还是统一战线的性质,到革命文学时已经是无产阶级性质了。……我们说“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因为要把人们的思想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统治,即以孔子的教条为中心的儒家思想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的地位,给我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端严重的危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这虽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它的意义不限于党内,在思想的意义上说,它是“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有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只有三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实践证明了,这次整风运动,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全党团结,全民团结,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

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正经历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所讲的“四五”运动,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从文化革命的时候算起。文化革命的本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反修防修,避免重蹈苏修的覆辙。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以及其他原因,这场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反而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许多同志头脑中的一个问题,也是思想战线上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说是一次剧痛的难产?……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剧痛,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一次难产,这个难产产生了什么东西?既然承认“四五”运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它就是这个难产的产儿。这个产儿凝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和希望,也带来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不正常发育的某些痕迹。同志们也许要讲,不难产不是更好吗?历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按照人的意志,那革命就太容易了。它往往不按照你的意志,甚至违反你的意志。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不管是什么人,包括领袖人物在内。历史就是这样铁面无情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个历史的曲折过程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经过这次思想解放,迷信破除了。迷信不要,对毛主席的尊敬、信仰还要,而且应该要。我们信仰的是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

 

周扬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是他总结我国60年现代史的理论思考的结晶。可惜的是,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组织者的我们,包括我们《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和罗荪,没有能够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和理论高度充分认识周扬提出的这一理论观点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就没有及时作出决定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失误。(现在冯牧和罗荪两位先辈和领导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只好请他们原谅了。)40天后,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题目就叫《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所讲的当然比在我们的会上讲的更严谨了,但所阐发的思想还是那些思想。他在社科院纪念“五四”60周年学术谈论会上的报告,在57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在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强烈的反响,“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得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广泛认同。

在我们的会上所作的报告的第二部分,他就是以这个“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为根据,试图总结“五四”以来60年和建国以来30年间的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30年和17年的文艺工作经验教训是他晚年的一个夙愿。在我们的会上所作的讲话,在总结经验上他实际上只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思想观点来总结,他说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从纵的方面即从历史的发展方面和横的方面即从许多重大问题方面来总结。他提出了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设想。(我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听荒煤说过,周扬要他挂帅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荒煤对他说:我没有掌握材料,很多重要的材料,包括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的讲话,都存在中宣部文艺局和文化部,但当向这两个领导机关提出看材料时,他们却答复说,你们写公开的,我们搞内部的。荒煤为此很生气。)他对30年和17年文艺的总结,在此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有所涉及,但比较起对30年代文艺的总结来,对建国后的30年和17年文艺的总结,做的并不算好,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对30年和17年文艺的认真总结,是第4次文代会的工作报告,即《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9]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观点,一直延续到1979年下半年讨论他主持起草的第4次文代会报告时,还没有放弃。这可能与他对毛泽东的信任有关,也与他无法跳出自己的狭隘经验有关。在这一点上,倒是胡乔木给他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胡乔木19791030日讨论时说:“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不提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有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和起草组,删去了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文代会的报告定稿,最后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作为30年文艺的基本总结,没有再重复“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多年来的文艺方针。但胡乔木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服周扬,周扬在稍后于19802月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又一次较为全面地申述了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强调继续解放思想

 

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整过一些人,他主持

TAG: 思想解放运动 创作自由

一笑堂 引用 删除 宁锐   /   2018-05-14 21:54:15
周扬在监禁中度过了9年漫长的岁月。1975年7月14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获得释放。--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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