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学者的光环是公众对学术的幻想

学界与媒体，圈内与圈外

施爱东

        关于所谓的明星学者或大师问题，刚才听了刘瑞生先生的发言，我的发言提纲中有一半都被他讲掉了，而且梳理得非常好，比我要想到的要细致多了，我很佩服。

        我原本也是从媒体和学者、公众三个角度来理解明星学者的塑造问题：

        1．从媒体的角度来看，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媒体的信息容量急剧加大，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学者参与各种事件进行对话，一是彰显对话的权威性，二是减轻媒体人自己的工作量，三是借助学者的博识以获取更多的话语资源。因此，媒体特别喜欢选择那些擅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者，这些学者的话语更具有轰动效应，可以提高媒体的关注度。

        2．从学者一方的角度来看，学者的公众形象是通过媒体来建构的，许多学者渴望通过参与媒体来提升自己的品牌与身价。“百家讲坛”在商业运作上的成功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学者走向公众视野对于提升学者个人的名望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少数学者的信口开河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整个学者群体的社会声望。在对学者的认识问题上，公众只能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

        3．从公众一方的角度来看，公众不可能深入了解专业的学术工作和学术思想，他们只能通过媒体来实现自己与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由于这种沟通不是对话式的，而是单向的灌输，因此，公众就只能依据直观的常识来对专家学者进行价值评判。那些口才好，叙事流畅，观点鲜明的学者更容易成为公众的偶像。

        上面说的是学者与学术圈外的关系，接下来我说另外一半，学术圈内的事。

        1．这几年学术质量下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教育部以及高校的各种评估体系，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还有一些细节可能大家没太关注，我曾经跟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交流过一些看法，学术期刊常常会做一些统计和总结什么的，统计他们哪些文章转载率高，哪些文章引用率高，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统计结果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比如说，越是大而无当的宏观视角的、综述性的论文，转载率越高；越是介绍性的、平庸的论文，引用率越高；而引用率最高的，是那些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译介。为什么？大部分的学者不读原著，他们都希望从别人的简单的介绍中习得国外的先进理论、了解学术热点和学术走向。所谓的转载率引用率成了学术刊物的一个软肋，一方面他们要依靠这些指标提升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被引用得多和被转载得多，并不代表这个文章是好文章。但是，对于学者来说，如何让自己的文章被转载和被引用，就成了一门学问，你制定了游戏规则，学者们自然要适应和迎合这种规则。

        一般来说，学术论文越是专业，诉求的阅读对象就越少；越是具有独创性，被接受的程度就越低。这种矛盾关系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可是，公众的理解不是这样。我们有些自以为口才很好的学者，也常常在媒体前面制造一些舆论，说什么“真正的思想是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让人听不懂的，都不是人话”，等等。对于传播型学者来说，这话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研究型学者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哲学家们，尤其搞西哲的，他们说的大都不是“人话”，他们的论文或言论，没有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普通人哪能听得懂？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坐冷板凳的，而不是那些整天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这样的学者，在圈内是能够受到尊重的，但是，外界并不了解。刚才刘瑞生也说到了，品牌和知名度是跟学者利益挂钩的，于是形成一个怪圈：你越是专业，越是执着于学问，你就越说不出“人话”，越没有品牌，越得不到利益。会叫的鸟儿才有虫子吃，会忽悠的学者才能名利双收。这是一个大难题，你要问我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也想不出来。

        过去我也以为真正好的学问都是深入浅出的，可是随着自己对学术的了解加深，发现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工作越是专业化，专业术语就会越多，而这些术语并不是公众用语，也不适合公众语法。如果我们的思考语言真的与公众的日常用语没有差别了，那我们肯定越界了，我们已经不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思考问题了。其实，学术用语是与日常用语是必然要脱节的，作为学者，我们不必以自己不说“人话”为耻。

        2．接下来说说中国学界的“老人神话”。在中国，无论是科学界还是人文学界，都认为年纪越大、知识积累越丰富，学术水平就越高，就像金庸小说写的一样，越是老人，反而内功越高，武功越强。这真是一种可爱的神话。其实，如果细细地品一品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近现代的学术大师，无论中西，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几乎全都是中青年时期做出来的，接下来的时间，多数在吃老本。一个学者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是他最能出成绩的时候。学术能力跟年龄并不是成正比的，但是，我们始终在制造这样一些神话，以为学问像酒一样，越老越醇。其实科学哲学早就证明了，科学知识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不断通过革命而发展的过程。

        我们的传统观念以为学问跟年龄是成正比的，因此，一些人就会利用年龄来做文章，用年龄来补足学问上的欠缺，例如文怀沙之流，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年龄是个很古怪的东西，老人往往更具话语权，他们会利用这种权力，不断再生产一些老人文化，这种文化被利用之后，自然会生产出一批虚构年龄的假百岁老人，而且成功者居多，诸如吕洞宾张果老之流，古往今来，比比皆是。

        3．关于口碑。口碑是指学者们在非公开场合口口相传的学术评议，这种非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往往比公开场合的场面话要真实得多。口碑主要形成于圈内，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

        说文怀沙是大师，基本上都是学术圈外的喧哗，学术圈内从来就没有人认为他是什么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过。又比如于丹，学术圈内谁也没有认为于丹学问有多好，但是我相信于丹在外界的知名度以及公众对她学问的认可度要远远高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媒体支持的学者与圈内认可学者，有强烈反差。所以，一个学者如果在公众视野中非常有名了，他一般也就不怎么在学术圈内活动了，因为对于他来说，圈内圈外是两个世界，在外面前呼后拥，出去搞个活动还得警车开道，呜呜过街，可是在圈内，谁也不买你的帐。对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来说，圈外的名声多是虚名，圈内才是学者生存和交流的空间，因此，口碑的力量可以对学者的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

        最后再说几句。

        商业社会总是要制造一些明星，借助明星效应来进行商业运作。因此，商业机构需要那些善于与媒体或者文化公司进行合作的学者。这些学者一定会在这种商业运作中获取比学术工作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分配会诱使更多的学者向媒体靠拢，而不是向学术靠拢。

        在学术圈内，学者立身的根本还是他自己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出色研究成果的学者却未必能够得到媒体和公众的认可，他们很可能无法得到相应的荣誉与报酬。这种有悖学术公道的现象，目前的体制下恐怕谁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们只能期望通过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出台一些有效的管理细则，逐步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