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贵州搜集记录翻译苗族歌谣的，是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
Clarke)于1896年在苗人潘秀山的协助下在黔东南黄平记录的苗族民间故事和《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等古歌。继之，日人鸟居龙藏于1902年到贵州西部进行人类学和民俗学调查，在安顺地区搜集记录了青苗的《创生记》神话以及瑶族的槃瓠神话等。在抗日战火初起，由上海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于1937年迁至贵阳，该校的社会学家们在贵阳，除了在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作出贡献外，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校于1938年春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旨在调查与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一年后又改名为“社会研究部”，把重点转向了社会状况和民俗材料的调查与研究上。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的这一机构，曾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并于1938年春起主编《社会旬刊》（以《贵州革命日报》副刊形式发行，共出40期，因报社被炸停刊），后又从1940年2月起主编《社会研究》（以《贵州日报》副刊形式发行的半月刊，出版总期数未详）期刊，发表的文章有陈志良《广西蛮瑶的传说》（第46期）。社会研究部还出版了《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多种，以及“贵州苗夷研究丛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
吴泽霖（1898～1990），江苏省常熟人。社会学家。1922年起，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大夏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等任教、任职。40年代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负责人，主要研究苗族的社会生活，也作些民间文学的调查。大夏大学还在上海时，吴泽霖的学生管思九和丁仲皋曾在被称为“江北”的江口一带（江苏的启东、海门等地）搜集了一部《江口情歌集》，作为“大夏大学丛刊第三种”于1935年3月出版，吴泽霖就为该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近年来我国青年的注意和努力又转入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对于这一类‘无聊’的研究工作（按指歌谣运动——本书作者），又遭唾弃，这或许又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很难与之逆流对抗。但是我们如能放大眼光，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一类民谣、情歌、风俗的研究，也正足以明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动向。这类的调查研究倒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本情歌集的编者能在国家扰乱之际，苦心地搜集了百首之多，再加上注音解释，实足令人钦佩。如果他们的工作能够引起江口以外人的兴趣，而去同样的搜集研究，那他们的功绩，真是大呢！”大夏大学迁贵阳之后，他主持社会研究部的调查研究，而他自己也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话、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遗民神话以及炉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话。在贵阳《革命日报·社会旬刊》第4～5期（1938年5月19日）发表的论文《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后收入《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和在《社会研究》第1期发表的论文《苗族中的神话传说》，成为他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在吴泽霖之前，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并写过一部《苗族调查报告》，第二章D节是《苗族之神话》，记录了两则青苗神话。作者写道：
关于苗蛮之神话，以往文献史上最著名者，为《后汉书》中所记槃瓠之传说及夜郎大竹之传说二种。此等神话，凡欲言苗蛮事者必引用之，此处则无叙述之必要，兹所宜研究者为关于现时苗族有如何之神话传说耳。据余所知，青苗间有一种甚有趣味之创世记的传说，为人类学上最有裨益之材料，兹记载之于下：
安顺附近青苗之耆老曰：
太古之世，岩石破裂生一男一女，时有天神告之曰：汝等二人宜为夫妇。二人遂配为夫妇各居于相对之一山中，常相往来，某时二人误落岩中，即有神鸟自天飞来，救之出险。后此夫妇产生多数子孙，卒形成今日之苗族。
又有一安顺青苗之耆老曰：
太古之世，有兄妹二人，结为夫妇，生一树，是树复生桃、杨等树，各依其种类而附之以姓，桃树姓“桃”名Chèlá，杨树姓“杨”名Gai Yang，桃杨等后分为九种，此九种互为夫妇，遂产生如今日之多数苗族。此九种之祖先即Munga chantai, Mun bān（花苗），Mun jan（青苗），Mun lō（黑苗）,Mun lai（红苗）,Mun la’i（白苗）,Mun ahália, M’man,
Mun anju是也。
多数人产生后，分居于二山中，二山之间有深谷，彼等落入谷中时，有鹰(Lan Palè)一羽自天上飞来救之出，由是苗族再流传于四方。因此吾人视鹰为神鸟，常感其恩而祭之。吾等苗族，贵州最多，明时，吾等中有移住于西部及Sio tsuo者。
据以上神话考之，白、黑、红、青、花苗等皆出自同一祖先，且皆以Mun为名，故此传说实可证明苗族为同一种族也。
鸟居龙藏在调查报告中，除此而外，还记录了瑶族的槃瓠神话。在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之后，凌纯声和芮逸夫于1934年在湘西苗族中也作过类似调查，调查报告未发表，1938年先期发表了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长文，文中也提供了几个苗族（花苗和黑苗）的同类神话。吴泽霖的此番调查，提供了居住在几个不同地点的花苗和黑苗族群的祖先来源神话的重要材料，并对其作了比较研究。经过比较研究，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他说，这些神话，不是亚当夏娃那一类的神话，乃是诺亚式的传说。“他们所述的都不是开天辟地后第一个老祖宗的故事，乃是人类遇灾后民族复兴的神话。”鉴于故事中提到了铁刀、铁块及针等金属品，而铁器的使用至早在春秋时才开始，于是，他断言，这种传说的起源总在春秋以后。在这些神话中，都是洪水过后仅剩兄妹二人互相婚配。妹都不愿意，一再提出条件后，始勉强答应。“这很可以证明在这些神话形成的时候，兄妹间的婚姻已不流行或已在严厉禁止之列。”而在“黑苗及花苗的神话中，兄妹所生的小孩，都是残缺不全的怪物。在鸦雀苗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其后裔非但没有四肢并且还是哑子。”“这又可以证明这样神话的形成，当在春秋以后又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关于苗族的神话并非开天辟地后第一个祖宗的故事，而是洪水后兄妹婚配繁衍子孙这一标志性特征，芮逸夫也注意到并加以论述了，只是芮著着重于论述苗族洪水故事的起源与汉族伏羲女娲传说的关系。
第二，他说，在这些神话中，我们又可得到一点关于利用火的起源的参考资料。人类最初所用的火，是利用自然界已有的火，如树木森林触电后引起的火，火山喷发引起的火，以及自然界种种燃烧资料（如枯枝落叶）、摩擦或其他原因而自然燃烧之火。后来，人们知道了人工取火：一是撞击法，一是摩擦法。这两种方法，谁先谁后，向为人类学上不易解决的问题。吴泽霖从苗族神话中得到了启发，解决了人类学上的这个难题。他说：“美国的人类学家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得到不少材料，证明摩擦的方法，较撞击法为早。这在花苗的神话中，火是用铁块投掷于石上而产生的。这明明是撞击的方法，当然撞击不一定需要铁块，在事实上人工造火的开端，远在使用铁器以前，凡燧石之类互相撞击，都可以生火星，铁块显系由苗人后来改编的。无论如何这是撞击较摩擦为早的证据，并且证明造火方法的次序至少带有地方性，而不一定循古典派所主张的一定的程序和阶段。所以，这一点在人类学上也是值得注意的。”而这一点，则是芮逸夫完全没有触及的。
吴泽霖的神话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而与文学研究的方法显然迥异，他从苗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既有属于神话学本身的问题，如洪水后人类再殖的创世观念（二次创世）和民族学上的“兄妹婚”的被禁止；也有属于民族学和社会学上的问题，如原人取火的方法——撞击法和摩擦法——孰先孰后的问题。因此，他的研究及其结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吴泽霖的这个研究集体中，陈国钧在民间文学调查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他到下江一带深山中的生苗（少与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进行社会与民俗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其中一则是诗体的，即《起源歌》，长达488行，是演唱时记录的。并用陈赤子的笔名在《社会研究》第20—21、22期（1941年3月25日）上发表了论文《生苗的人祖神话》。据作者说，这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是最为普遍的三则，“散布于生苗区的每个角落”，内容结构虽然有些出入，但却都是从同一个“母胎”演化出来的。而这个“母胎”就是：“古时候曾经有一次洪水泛滥，世上人类全被淹死，只有两个兄妹躲免过，后来洪水退却，这对兄妹不得已结成夫妻，他们生了一个瓜形儿子，气得把这瓜儿用刀切成碎块，撒在四处，这些碎块即变成各种人了。”
其他人员，如陈志良、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在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上也各自有所贡献。
陈志良除了编辑《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为研究者提供了广西少数民族歌谣的研究资料外，还先后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广西蛮傜的传说》（1942年，第46期）等文章；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广西特种部族歌谣之研究》（1940，第2卷第6、7期）、《广西东陇瑶的礼俗与传说》（1945，第5卷第3、4期）；在《风土什志》上发表了《恭域大士瑶的礼俗与传说》（1948，第2卷第2期）。
杨汉先在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期发表《大花苗移乌撒传说考》一文，就是他的大花苗研究的丛论之一。
张少微在《社会研究》第37期发表《歌谣之研究法》。
在《社会研究》上发表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有：《太阳月亮的神话》、《洪水滔天歌》（威宁花苗神话，第9期）、《苗族放蛊的故事》（第23期）、《侗家洪水歌》（第28期）、《花苗开路歌》（第29期）、《侗家朱洪武歌》（第36期、《黑苗七月会歌》、《仲家酒歌》、《红苗情歌》（第36期）、《榕江黑苗情歌》、《下江生苗起源歌》（第37期）、《黑苗情歌》、《侗家弹棉花歌》、《水家酒歌》（第38期）、《普定水西苗婚歌》、《普定水西苗送郎歌》、《罗甸仲家情歌》、《永丛侗家情歌》（第39期）等。
以大夏大学为中心，社会学部的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学生陈国钧、李植人、张少微等，以及早年撰写了《神话学ABC》并介绍过人类学派理论、时任文学院院长的的谢六逸，他们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采录，其成绩甚为可观。多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社会学家们不仅在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歌谣方面作出了成绩，在考察神话、传说的社会文化背景方面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而且对神话、传说的母题的考察和社会文化功能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讨。继民族学家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938）中提出‘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约北自中国北部，南至南洋群岛，西起印度中部，东迄台湾岛，并且进一步论证了所谓东南亚文化区，从地理上察看，其中心当在中国本部的西南，从而推论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或即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吴泽霖和陈国钧进而就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探讨性见解。如关于神话中透视出的苗民（生苗、花苗、鸦雀苗等他们曾亲自调查过的地区）对于血亲婚的观念，说明禁止血亲婚，优生的事实在他们的神话时代已被重视。”与我国传统的国学和儒家思想不同，也与“五四”之后兴起的新文学理论不同，吴泽霖受博厄斯理论的影响，特别重视神话传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考察，他对八寨苗民神话进行考察研究后，提出那些神话传说并非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代始祖的故事，而是人类遇灾后“民族复兴的神话”；根据神话中关于火的起源，提出了苗族关于撞击生火的说法，打破了美国人类学家关于摩擦生火的单一见解，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们对神话、传说和歌谣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学—民族学的色彩。在大夏大学社会学部里，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国钧在民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上成绩最为显著，他先后出版过《炉山黑苗的生活》（与吴泽霖合作）、《贵州苗夷歌谣》等书，发表了不少文章。张少微在为《贵州苗夷歌谣》写的序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社会—民族学派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人类社会文化有了种族性和地方性的区别，学术上的研究便不能够一概而论，除非个别的加以分析之外，结果一定难望深刻彻底。个别研究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是利用歌谣来作分析的资料，实不失为犀利的工具之一，倘若所研究的社会文化是属于缺乏文献的落后民族，则这种工具尤擅重要。因歌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附产品，可以反映出来各种族和各区域的特有形态。不过歌谣的研究系客观研究的性质，必须首先从事于多量歌谣的蒐集，否则便无法着手研究。是以蒐集歌谣乃是以分析歌谣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途径的初步工作。”这个申明，即把歌谣作为研究人类文化，尤其是缺乏文献的民族的文化的“工具”，与文学派、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甚至与民俗学派等的学术理念，存在着显然的差异，甚至恰恰是反过来，文学派的研究者是强调把与歌谣产生与流传相关的社会文化事象（如民俗、传统等）来作为解读歌谣的资料。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