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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视域下海昏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意开发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4-05 18:34:46 / 个人分类:邯郸学文

 要: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仅因其出土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大面积墓园结构、墓群及海昏侯国城址。国家文物局要求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推进其发掘和保护,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院等也在拟建之列,因而,海昏文化发展不应仅仅停留于“博物馆式”的静态研究,而应将传承、传播与开发结合起来,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为契机,加强传统与时尚的结合,积极做好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与开发,强化其现实服务功能,让海昏文化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

关键词:南昌 海昏文化 创意开发 服务功能

 

 

201511月以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在国内成为一个话题热点,随着大量文物精品的不断问世,一个尘封了两千多年的西汉神秘大墓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其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之精、之美及保存完好的大面积墓园结构、墓群及城址,让海内外充满了新奇与惊诧,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海昏侯、海昏县、海昏侯国的兴趣和想象。包括海昏侯、海昏侯墓、海昏县和海昏侯国等在内的海昏文化在今天及今后必将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持续热点。笔者认为,海昏文化发展不应仅仅停留于“博物馆式”的静态研究,而应着眼于未来与现实,对其进行活态保护与开发,将传承、传播与开发结合起来,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为契机,强化传统文化的现实服务功能,积极做好相关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与开发,让海昏文化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

 

一、历史传承:海昏文化发展的客观基础

以古代墓葬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就是偶然性中孕育的一个大宝藏。笔者认为,海昏文化研究空间广阔,既具历史维度,又具现实维度,而海昏侯墓的发掘是海昏文化研究的重要契机和起点。海昏侯墓是一个西汉列侯大墓,其发掘对于揭开两千多年前西汉上层贵族社会生活状况的神秘面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应以海昏侯墓为密钥,借助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尽可能还原西汉上层贵族社会生活原貌。基于海昏侯生活时代的历史维度,海昏文化研究首先应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此在研究中应植根于历史的土壤,还原历史本真,这是海昏文化发展的客观基础。还原历史真实依存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史料记载的真实,二是认识历史的真实。

史料记载的真实,强调的是著史者记录历史事件的真实程度。真实的史料记载客观要求著史者在记录历史事件时不偏不倚,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就要求其保持公允之心,尽可能客观科学。当然,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限于个人对历史事实的把握、理解及判断,必然对历史现象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向。“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受记录者的主观目的、政治态度、史学观念、知识水平、观察能力以及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史料记载的历史真实既包含客观的历史内容,又有其主观性的成分。没有绝对客观的史料记载,它总是渗入观察者的主观感情、价值观念。”[1]对于海昏文化史料来说,尤其是对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记载,史料在真实性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固然就算刘贺昏庸荒淫,但在朝27天做了1127件坏事,这显然是有意夸大。刘贺被废是否可以完全归咎于其行事荒唐,“行淫乱”?其负面形象有没有政治因素的干扰?《汉书》对刘贺评价几乎完全否定,笔者不完全赞同,刘贺形象自然是负面的,但这种完全否定的评价也是值得质疑的。在刘贺被废之前,霍光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车骑将军张安世早有图谋。“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2]一个“阴”字,霍光权倾朝野、玩弄权术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群臣不赞成废除在朝天子,他则通过田延年采用恐吓、威胁的手段,逼迫群臣附和,可见这并非所谓“汉之伊尹”所应做和能做的行为。因此,对刘贺负面评价不用去“翻案”,但也不能排除政治因素干扰对著史者史料记载的影响,这就要求在研究中对其真实性进行甄别。

认识历史的真实,则是强调研究者对历史材料的解读程度。史料记载跨越了时空,在研究者眼前展示的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主观符号系统,如何更好地进行符号解构、阐释,不仅仅取决于史料占有程度,也取决于研究者立场、态度、学识等主观因素,因此历史认识的真实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真实。这种相对真实,可能是研究者主观意图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来说,历史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正是由于研究者的阐释,而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是带有明显主观意向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讲:“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3]此外,研究者面对悬隔时空的历史材料,要去全面客观解读相去久远、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本身就具有很大挑战性,毕竟历史是一个多维度、多侧面的因素组合,忽略任何一个细小因素或维度,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都有可能不够客观。对于海昏文化研究来说,要认识真正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在现有史料和考古资料基础上,只能做到尽可能客观、公允,这就要求在历史的维度中解读海昏侯生平事迹,借助史料、考古资料及文人笔记。对于海昏县与海昏侯国的历史及其演变等问题的解读亦然,也要尽可能占有文献资料。同时,也要借助出土文物资料,寻找蛛丝马迹,多角度客观解读。

海昏文化传承重在历史研究,但亦不应局限于历史研究,也需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对其旅游资源、文创产品等进行创意设计。当然,海昏文化传承更应注重保护,传承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海昏侯墓、海昏侯国城址及出土文物。海昏文化研究的基点和起点都源自海昏侯墓及海昏侯国城址,具体来说包括海昏侯都城、海昏侯墓及侯夫人墓为核心的墓园区、贵族和一般墓葬区组成的体系完整的海昏侯国聚落遗址。这种保护不仅要求高标准保护好墓区祠堂、寝、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更要求用高科技手段修复出土残缺文物,或进行数字化处理,尽可能复原文物的本来面貌。对于拟建的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院,更应进行大力度高标准修复、复原工作,发挥其公共性、服务性、展示性功能,让传统与时尚结合,使“老文化”鲜活起来,变成“活文化”,成为南昌的新文化地标和文化名片。“文化‘老地标’,标注的是这片土壤的文化深度,亦是其曾经达到的文化高度。而让‘老地标’焕发新生,让它们与新地标同美,展示的则是这座城市包容并蓄的文化广度。”[4]可以说,拟建的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院具备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迎合了当下人们重新审视和青睐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未来城市文化塑造,其具有的价值和地位不可小觑。

 

二、立体传播:海昏文化发展的媒介条件

海昏文化传承需要做好历史研究,尽可能客观全面复原历史本来面貌。但历史研究亦应着眼于现在及未来,不仅仅为学界所共享,也应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因此,如何进行海昏文化传播,让社会了解、关注其研究进展,提升其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也是海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海昏侯文化传承是进行研究的客观基础,那么海昏文化传播就是实现研究最终目的即服务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媒介和桥梁。今天,传统媒体、新媒体彼此融合、相互竞妍,高科技发展已经使得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途径更加广阔、传播效果更加显著。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来说,虽然面临着新媒体的严重挤压和重大挑战,原有风光不再,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行将就木”,它仍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仍有自己的忠实受众,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体大多为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在社会公信力、信息权威性、解读深度性等都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很多重要的新闻节目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30分等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品牌,其社会影响力是一般新媒体所无法取代的。随着传媒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及传统媒体自身的不断变革,它已经很难完全被视为过去时,它不断和新媒体融合,产生溢散效果(spill-over effeet)与共鸣效果(resonance effect),滋生出新的发展空间。“新技术不仅催生新媒体,同时也给传统媒体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发展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传统媒体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其进一步转型发展,如数字广播、数字电影、数字电视、车载电视等,融合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同优势,顺应了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海昏文化传播,传统媒体自然不应缺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地位和作用不低于新媒体。如海昏侯墓发掘时期,报纸、数字电视的跟踪报道,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期关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修复、文物的历史与鉴赏、海昏侯的生平事迹及海昏县、海昏侯国历史演变、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与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院的建设、海昏文化旅游产业的推动、海昏文化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等等,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报道的影响性、产品形态的稳定性及固定的忠实受众,对海昏文化传播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学术杂志,固然没有新媒体的快速、便捷,但它的研究深度和文化内涵,远不是微信、微博、飞信等可以比及的。因此,在海昏文化传播中,积极有效地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优势,能够使其传播更具整体化、系统化、规范化和深度化。

当然,在信息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对人们生活、生产的影响力愈亦明显。“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已广泛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几乎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6]传播媒介也发生重大变革,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各种新媒体形式不断涌现,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QQ、微信、微博等。对于新媒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新与旧只能在比较中区别。电视相对于广播,电视是新媒体;但相对于门户网站,电视又是旧媒体。新媒体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因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体形态……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因为新媒体不会也不可能终止在某一个固定的媒体形态上,新媒体一直处在并永远处在发展的过程中。”[7]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而言的,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网络技术的进步是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技术支撑力,移动电视、触屏媒体、VR电影、数字杂志、数字广播、微信、微博等,尤其是网络手机的出现,逐步深入并改变着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由于移动网络的发展及手机的轻便性、便捷性,现代人开始被手机“绑架”,成为“低头族”,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娱乐方式及生活习惯。诚然,这种新媒体形式对人自身发展有巨大弊端和伤害,但同时也反映了这种新媒体形式本身的优点:自由性、随意性、亲和性和便捷性。对于海昏文化传播来说,积极利用新媒体形式,如借助数字电视、数字广播、数字杂志等,必然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自201511月海昏侯墓发掘以来,在海内外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新媒体的贡献。每一件重要文物的出土,每一个关键阶段,每一个重要进展,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QQ群的“捕风捉影”、“吊胃口”,频频更新、转载,海昏侯、铁编磬、围棋盘、蒸馏器、染炉、火锅、投壶、马蹄金、麟趾金、金饼、金板、五铢钱、龙盘凤碗、玉耳杯、虫草、孔子画像漆木屏风、木牍竹简、真车马坑、偶乐车、雁鱼灯、连枝灯、博山炉,等等,如同一个个重磅炸弹,冲击着人们的视野,激起人们对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墓及其墓主的无穷想象、极大兴趣和空前关注。当然,文物的出土,具有轰动性,借助新媒体,自然可以极大的凸显溢散效果与共鸣效果,但在接下来文物的修复与研究、海昏侯墓的复原、海昏侯生平事迹的研究、海昏侯国遗址的建设、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的开发等,也应该继续发挥新媒体所具有的前卫性、及时性、互动性、大众性、广泛性、渗透性等优势,推动海昏文化传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热点和品牌。换句话说,海昏文化传播,就是要挖掘其中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美学意蕴、时代特色、地域经典的文化元素、符号及理念,通过立体式的高频度展示、展览、交流,从而推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经典与时尚的互动,使海昏文化成为一个底蕴深厚、富有活力、延展性强的区域文化品牌。

在海昏文化传播中,还应注重公共场合的利用,可以选择在人流量集中的公共场所如公交站台、地铁、火车站、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所在的文化长廊、宣传橱窗、壁报栏、墙壁、移动电视等进行宣传或直接进行相关的图片、实物的展览。这样一些公共场所,人流量集中,展示价值重大,是不可忽略的传播阵地。

此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小学校及大中专院校开设相关海昏文化的课程或相关的研究讲座,或出版相关的读物,在广大学生中传播海昏文化,让海昏文化穿越时光的隧道,在课堂或会场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三、创意开发:海昏文化发展的大众需求

博物馆,一般给人一种古旧、厚重、庄严的感觉,让人难以亲近,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来的文创产品却异常火爆,各种创意巧思迭出、惟妙惟肖,激发人们由衷的喜爱和购买欲,让人欲罢不能,如康熙朱批“朕知道了”的纸胶带、娇翠欲滴的“翠玉白菜”系列、清新雅致的“富春山居图”杯垫,等等,富有时代感与亲和力。近年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积极利用自身丰富的软硬件资源,“将其运用于产品研发或生活美学当中,以‘故宫创意美学’做为振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版图的‘新思路’,同时也成为让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迈向国际舞台的一条‘新丝路’”[8],扩大了其影响和声誉,极大地提升了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海昏文化发展来说,笔者认为,可立足当下,借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些成功经验,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精品为基础,结合江西文化元素,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从而实现“双效”提升。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还处在保护、修复阶段,对其产品的创意开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对其创意开发简要阐述一下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开发原则

南昌海昏侯墓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汉代列侯墓园,是研究汉代侯国文化、南方汉文化的最独特的大遗址,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其出土的艺术珍品,数量之多、工艺之精、价值之高,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具备“眼球经济”的先决条件。如何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需要站在国内外科技发展前沿的高度,统观全局、科学规划,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创意开发,积极拓展产品链、价值链、产业链、资金链,做好做足做活内容产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推广、营销策划、创意征集。在开发中,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海昏侯墓是古人留给中国、留给江西的宝贵意外财富,我们需要把祖先的恩泽广播大地,让全国人民,尤其是江西人民能够从中得到福荫和恩惠。因此,在产品开发中,要立足当下,服务大众,以人为本,让海昏文化服务于大众生活,适应当代社会审美及生活需求,创作和开发出一批既具海昏文化特色,又具现代审美需求的创意产品。

2、文化为魂。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创产品的开发成功与否最终归结为产品的内容,即内容生产。内容生产要体现文化的内涵、特色及时代感,要在文化上做文章。文创产品不仅要突出产品的质量、功能、造型、线条、色彩,更要突出其艺术性、符号性、时代性。要用“文化+”的理念对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进行深度创意设计,充分挖掘海昏文化的底蕴,融入现代审美的理念,使其能够满足大众猎奇、探古、求异等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3、版权为王。文创产品的开发固然重要,但没有版权保护,其发展将遇到极大的障碍和困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强版权保护是文创产业持续发展的“清道夫”、“防护伞”和“百度卫士”。因此,海昏题材文创产品开发要立足长远,坚持版权为王的原则,积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使文创产品成果得到应有的保障,更好地激发创意研发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

4、科技为媒。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创意开发,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创意有技术支撑和实现平台,通过VR技术、AR技术、MR技术3D打印技术等复制、重构文化元素、符号,推动传统与现代的互融,让大众能够真切体验海昏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二)开发方式

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在开发中需要进行严格的管理,突出海昏文化的独特性、共享性及商品性,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兼顾公益性和专有性,使其开发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品牌授权。历史遗产具有共享性、公益性、服务性,属于全体大众所享有的文化。对海昏文化来说,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9]是其重要的管理机构。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的商业开发,应由其进行品牌授权,所得收益用于海昏文化保护与开发事业中,以保证大众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海昏侯出土文物属于稀有资源,其独特性、珍贵性、艺术性不言而喻,对品牌授权双方都具有巨大的共赢空间。“对于授权主体来说,可以在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品牌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进军并弱化竞争对手。对于接受授权的一方来说,则可以借助原品牌良好的信誉,在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10]在品牌授权中,管理机构应严格把关,挑选那些业绩优良、产品营销渠道广阔的大型公司,以期更好地推广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弘扬和发展海昏文化。

2、合作开发。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作为管理机构,在海昏文化创意开发中无疑缺少资金、营销渠道等,但拥有最丰富最权威最珍贵的海昏文化资源(文物、文献等),因此在开发中,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选择那些营销网络广、公司声誉好的大公司,尤其是海外跨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实现共赢。同时,为更好地保障共享性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的利益最大化,管理局还应对文创产品策划、生产、宣传、营销等全过程进行跟踪和监督,保证海昏文化传播、推广的有效性,增强海昏文化品牌海内外影响力、渗透力、辐射力和生命力。

3、图文版权。对于海昏文化图文版权,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应根据其使用性质不同制定相关标准,进行有差别的有偿提供。如用于商业用途,则应收取较高的使用费,如用于学术研究,则收取较低的使用费,如用于公益宣传,则可免费提供,等等。通过这种图文版权收费制度,既能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又能杜绝海昏文化滥用现象,较好地保护海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4、特许经营。在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开发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可以根据其已经开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文创产品品牌、商标、商业运营模式等通过合同契约等形式,允许特许经营者有偿使用,即特许经营开发。

(三)开发类型

海昏文化题材文创产品,可以出土文物为基础,结合江西文化元素,进行整合开发。限于能力,笔者仅对其主要三种开发类型进行简要叙述。

1、仿制加工类。仿制加工类是指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本身进行简单仿制而开发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改变文物原型大小、材质等外在形式,但一般不进行纹理、色彩、造型、符号、元素的抽离、提炼,尽可能“真实地”仿制。例如可以仿照龙盘凤碗,生产出陶瓷材质的同类产品。又如可以仿照铁编钟、铁编磬、编钟底座、席镇、玉神兽等设计不同型号摆件、挂件。再如可以仿照雁鱼灯设计现代家庭墙挂灯具。其他可以仿照铜镜制作圆镜,仿照玉舞人舞姿、马当卢上图案制作玉佩,等等。

2、衍生运用类。衍生运用类是指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纹理、色彩、造型、符号、元素进行一定的抽离,将其移植进现代生活用品中而开发的产品。这种产品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具现代产品功能,是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的集中体现。例如可以移植龙凤韘形佩新颖造型生产靠枕。又如可以移植提梁卣古朴造型制作电水壶。再如可以移植五铢钱、马蹄金、麟趾金等奢华图案生产钱夹。再如可以移植龙凤精美图纹生产披肩。再如可以移植竹简木牍文字制作文件夹、文件袋。再如可以移植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图案制作鼠标垫、杯垫、U盘、钥匙扣、车挂件等。其他还可以移植众多稀有文物精美图案设计制作古雅别致的明信片、名片、信封等。

3、重构创新类。重构创新类是指对海昏侯出土文物纹理、色彩、造型、符号、元素进行深度解构、重构及再创作而开发的产品,它具有高投入性、高智力性、高科技性和高创新性等特点。这种产品设计要求对海昏文化进行深度解读,打破固有造物思维和构物理念,挖掘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元素、符号,对其进行重构、融合、创新,设计出既新奇又熟悉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鄱阳湖天然美景,可以打造一部大型实景歌舞剧《鄱湖畔的海昏侯》,依托海昏文化相关史料,按照当代人审美心理进行充分演绎,融入具有时代感的艺术、歌舞、声光、色彩等元素,打造一部现代气息浓郁的海昏侯生活实景歌舞剧。又如,可以打造一个具有互动性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吃喝玩乐行——走进海昏侯的民俗世界》,根据现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重构海昏侯的民俗生活,选取吃喝玩乐行等日常生活场景,积极融入现代旅游理念,打造一个具有深度互动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具体来说,可以利用仿制铜火锅、染炉等,让游客体验古朴奢华的美食。可以利用仿制的蒸馏器、玉耳杯等,让游客品味古法酿造的果酒。可以利用仿制的围棋、投壶、铁编钟、排箫等,让游客陶醉于高雅闲逸的娱乐。可以利用木质彩绘车辆、偶乐车,仿制的汉代王侯出行使用的真车马、乐车,让游客体验在海昏侯都城巡游的乐趣,等等。再如,利用现有考古遗址及文献资料,采用VR技术、AR技术、MR技术等高科技数码技术,复原海昏侯国图,制作一款《进攻海昏侯国》的互动游戏或者《走出海昏侯国》的迷宫游戏,让游戏迷在游戏互动中了解海昏侯城、海昏侯国等构造知识,在潜移默化中体验海昏文化。

 

四、结语

海昏侯墓是我国考古学界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它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珍品,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大面积墓园结构、墓群及海昏侯国城址,为研究西汉社会尤其是西汉列侯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可喜的是,海昏侯墓主已经被确认为“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这对于海昏文化品牌打造来说,实是锦上添花。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具有重要“眼球经济”效应的考古遗址,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对接大众生活,做好做大做强海昏文化产业,是海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海昏文化研究是一个宏大系统工程,既要做好海昏文化历史研究,充分挖掘文献资料,加以科学的甄别,还原历史本真,保护好文物和遗址,也要重视海昏文化研究传播,积极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及公共宣传平台进行立体式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频度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海昏文化,更要站在服务当下的立场,积极做好海昏文化产品的创意开发,统观全局、科学规划、上下联动,深入挖掘海昏文化内涵,对出土文物的纹理、色彩、造型、符号、元素等进行有效抽离、提炼,运用高科技手段,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增强现实服务功能,加强深度创意开发,设计制作出一批富有生活气息、传统现代高度糅合、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创产品,打造出优质、持久、响亮的海昏文化品牌,推动江西文化经济发展,让海昏文化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文章刊载于《文化产业研究》第14辑)



[1]刘克辉.论历史真实[J].史学月刊,1993(3):100.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7:678.

[3][]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商务印书馆,1981:6.

[4]王彦.文化地标,大可喜新不厌旧[N].文汇报,201578(9).

[5]李幸、欧慧玲.视听传播史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20.

[6]刘爱华、艾亚玮.走出“围城”:网络媒介下民俗文化资源观的形成[J].青海民族研究,2010(4):164.

[7]熊澄宇.整合传媒:新媒体进行时[J].国际新闻界,2006(7):7.

[8]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创计划[EB/OL],http://ccp.npm.gov.tw/content/plans/plans_01.aspx.

[9]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201667日挂牌成立,为省属市管的副厅级事业单位,机构编制40人,设有办公室、遗址保护处、规划建设管理处、综合财务处、经济发展处、社会发展处等6个副县级职能处(室),并设有机关党支部(组织人事处)和纪工委(监察室),主要负责海昏侯国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利用和学术研究,申报国家旅游5A级景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等,遗址公园、博物馆等区域内建设项目的规划、论证、建设和管理,遗址区内的招商引资、商贸旅游等服务业指导和管理,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营、维护和对外交流等。参见《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挂牌》[EB/OL],中国江西网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6/06/08/014949331.shtml.

[10]谌飞龙主编.品牌运作与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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